江青直到方死都不肯放过的人—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2-13

江青直到方死都不肯放过的人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便公开点名诬陷解放初期在天津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的许建国是“叛徒、特务”，不久又将许建国送进了秦城监狱，受尽七年牢狱之灾。然而，江青到死都不肯放过许建国的缘由，国人或许有所不知。

许建国（1903.9--1977.10.4），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我国公安保卫和公安情报部门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

许建国其人其事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一个农民家庭，年仅13岁就到安源煤矿修理工场当学徒，后来进入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学习文化，接受革命教育，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安源煤矿大罢工。1922年冬，许建国经陈昌仁、胡多谋介绍加入中共党。

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许建国曾担任红一、三、八军团保卫局局长；随同周恩来赴西安，担任张学良将军警卫团的上校秘书长；1938年，担任中央保卫部部长。1939年，建立中共中央社会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许建国任副部长。许建国在延安重审晋察冀边区供给部熊大正案、陈伯达警卫员被刺案、后勤部食堂投毒案，轰动了延安上下，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后来，这三大案件却作为公安、政保破案经典案例。

1964年在成都外交使节会议上周总理、陈毅与大使合影许建国（第二排左2）

全国解放后，他历任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华东公安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经陈毅元帅推荐，毛泽东点名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他是我国公安保卫和公安情报部门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也是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

积怨从延安延续……

许建国与江青如何结的怨呢？说来话长。

1937年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组织上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人员）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有没有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时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许建国，直接领导江青的工作。可是江青对自己承担的工作并不感兴趣，她的目的就是抛头露面地参加各种活动，以达到引诱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她产生兴趣，从而飞黄腾达。每次江青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都受到了许建国的严厉批评。有时江青还狡辩、顶嘴，两人关系一度很紧张。

江青到延安才不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地攀上了毛泽东。1938年夏天，一个45岁，一个24岁，干柴遇烈火，各取所需吧，毛泽东和江青就住到一起了，这件事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了此事。当中共中央领导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由此许建国又一次与江青结下了积怨。

1938年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尽管中共中央最后同意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是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

这个“约法三章”来自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这个“约法三章”来看，中共中央的态度十分勉强。既不能驳毛泽东的面子，又无可奈何地宣布下不为例。但是对不允许江青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则是非常英明的。

许建国能够表示反对意见，是完全从工作角度出发的慎重考虑，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与胆略。

已经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审查干部中，也需要有人为她做历史证明人，她想到了许建国。当时，许建国在延安主持这项工作，江青想请他当她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以不了解江青以前的历史为由拒绝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

1952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社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许建国兼上海市公安局长，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许建国和夫人方林

1952年６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时雇用的老妈子，并让找到后送到中南海。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起脾气来，大骂许建国。

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召见了他，拿了一些钱和物品让他转交给贺子珍，并请他以后多关照贺子珍。从这以后许建国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泽东闹了几回。毛泽东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便不敢再闹了，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交给许建国一封揭发江青历史问题的匿名举报信。信中称：江青于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罗瑞卿让许建国秘密调查此事。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更让江青耿耿于怀了。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

旧怨再添“新仇”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有关江青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许建国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上海任公安部副部长，结果如何他不知道。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踫了一鼻子灰。

不久，外交部造反派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

1967年底，江青借解放初期，许建国在天津市任过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便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公开点名诬陷许建国是“叛徒、特务”。相继成立了“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代罪行。在审查中，除了要他承认参与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行”，还诬陷他1929年有变节行为。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1930年７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了出来，连任何理由都没有说，就成为“铁案”。

1965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与大使馆人员、留学生合影许建国（第二排右5）

1968年3月11日，张春桥以许建国参与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名，下令将其拘留审查。被捕时没有人向他出示任何有关手续，也没有人告诉他是由哪个单位下达的命令。就这样，许建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被送往秦城监狱秘密关押，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秦城监狱中的苦难

让许建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被关押到北京秦城监狱。著名的北京秦城监狱，是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进入这个监狱意味着什么，许建国心里十分清楚。

然而，粉碎“四人帮”后，江青被捕，在后来特别法庭审判她，法庭调查她迫害徐建国时，她依然坚持徐建国伙同罗瑞卿搞她的黑材料，诬陷她，徐建国是“叛徒”、“特务”。

由于许建国身份特殊，属于重刑严管对象，因此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6平方米的牢房里。不但不允许会见家人，就连秦城监狱关押的其他“犯人”也见不到。由于监狱管理人员规定“犯人”睡觉时，只能够面向房门睡觉。许建国接近1.8米的身体就只能蜷缩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终被压得麻痹了。又长期不能与外人接触，影响到他正常与人交谈的能力，致使他几乎失声。长期关押的寂寞、孤独的折磨、迫害，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是许建国却始终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每天一起来，就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间里做自己设计的广播操，并且每天坚持在房间里锻炼。其余的时间便是学习。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自己的冤案迟早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由于许建国是被秘密关到秦城监狱的，所以他的夫人方林及几个孩子一直不知道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尽管他们到处打听许建国的消息，却象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

1968年底，许建国的夫人方林也受牵连，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几个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村插队劳动。所以从1967年到1971年四年的时间里，许建国家人既不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更没有见过他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国内政治空气有所松动。这个时候方林才终于打听到，许建国是被关在秦城监狱。于是，方林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他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获得了批准。时隔4年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这样一次见面的机会。

许建国和夫人方林与孩子

1971年12月，方林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却从未踏入过的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生活使他形销骨立、面黄肌瘦，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脸色灰白又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说话时反应迟钝。走起路来迈着蹒跚的碎步，左腿还一瘸一拐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原先想好的千言万语不禁全忘光了，只知道放声痛哭。反而是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及其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他们都在盼望着党能早一日纠正错误，还许建国以清白。

许建国从1967年被关押，直到1975年“保外就医”，经受了七年的漫长时光考验。他用一个共产党员无比刚强的毅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孤独的折磨，终于活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一丝余望依旧复劫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的案头。

这封信是许建国的夫人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看到方林的这封信后，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７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复兴医院。随后又被秘密转移到安徽六安地区，实行的是“流放管制”。他在六安地区医院治病时，不准他讲自己的姓名和来历，还说他是一个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

1975年10月27日，中央专案三办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仍然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这个决定对许建国打击很大。原本虚弱的身体如雪上加霜，病情急剧地恶化了，从六安地区医院送到合肥人民医院。最后确诊患了肺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建国给党中央写出了大量的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他也向党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对他的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并渴望马上得到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权利。

他在申诉书上写道：“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的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相信我，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心声，是向党提出的最后请求。然而，这位中国共产党公安与情报工作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许建国，并没有等到党中央给他的平反决定，1977年初，许建国患了肺癌，同年10月4日，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遗憾和悲愤，在安徽省合肥市与世长辞，终年74岁。

许建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大力纠正冤假错案。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许建国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许建国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乌兰夫等中央领导同志献了花圈，李先念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追悼会后，许建国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本文参考:杜超《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徐建国传》、《我国公安保卫和公安情报部门的创建者与卓越领导者许建国》编辑配图）（杨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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