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何拿彭德怀开刀

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何拿彭德怀开刀李讷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2-13

一　抓住《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

面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已经感到，这并非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现实的发展也使他认识到，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打破。全部信息都告诉他，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正在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操作中越来越稳固地占据各部门的权力。这种迹象在1963年－1964年这两年中，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个纯熟的政治家，他势必感到了这些问题绝非以往按部就班的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所能解决的。只在会议斗争的舞台上，他不可能将刘少奇及其所代表的党的一批上层领导干部搞掉，更不可能将刘少奇这条路线在各省、市、地、县的代表人物搞掉。政治斗争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按部就班的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然要寻找别样的程序。

毛泽东从来都是以领袖的身份出发指导全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方式对他而言都是合法的程序。只要这些程序可能被他的巨手调动，他就会想方设法地调动。他深知，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本身还在于对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

在政治局面对面的会议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须超出这个范围才能得到。当毛泽东有关政治思想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党得不到真正有力的贯彻执行时，他知道，需要对党本身做一个除旧布新的大手术。

为此，他必须使斗争尽可能地公开化，尽可能地全党化、全国化和社会化。在这里，有几个力量是他可能凭借的。

首先，是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个人威望。正像他对斯诺讲的，这种个人崇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凭借。在社会公开的舆论中，没有任何人敢于举起讨伐他的旗帜，而他，却可以举起讨伐任何人的旗帜。

其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路线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正像其后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图画一样，他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必定会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中得到热烈的响应。

再其次，他深知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多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他永远注意民众的大多数，他也相信民众的大多数会站在他的旗帜之下。

所以，党内斗争一旦公开化，民众的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声势。以此声势为底盘托起的党内斗争，一定会形成对他有利得多的格局。

他当下处心积虑的是，寻找突破口。

对于这场政治革命如何搞，他目前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重点是明确的，应该将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应该在全国开展一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更多的内容却不是一下子都能设计好的。

毛泽东从来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社会主义或许是空想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他一贯依靠行动开辟道路。不需要想好了再做，而要在做的过程中逐步想好。

正当他多方面抓题目、作文章时，真正的突破口出现了。

这就是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原本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史学家，之所以写出《海瑞罢官》，最初可能还和毛泽东本人有关。1959年，面对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毛泽东也曾发出过某种程度的批评。毛泽东曾经讲道，有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其实是上面压下来的。他鼓励人们敢讲真话。他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

当然，这些讲话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没有彭德怀这样的人物站出来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对他时，毛泽东倒有足够的胸怀。领袖的权威在没有受到威胁时，领袖恰恰能够显出宽容。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自然得到了响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很快便在有关会议上讲到要写海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作为史学家的吴晗紧跟潮流，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并于1959年6月16日刊登发表。

随后，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完成，已是庐山会议（1959年7月－8月）结束之时，为了在政治上避嫌，划清界限，经胡乔木等人审改之后，该文于9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特别增加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述。这无非表明：彭德怀不是海瑞，海瑞不是彭德怀。

接下来，应京剧界艺术家的要求，吴晗又写就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京剧《海瑞罢官》在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全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无疑做出了很大的扭转。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种种“资本主义”倾向开始被有力地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绷紧。

在这种形势下，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她先是找到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长，企图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是没有成功。

今天看来，毛泽东及江青最初选择《海瑞罢官》作为批判对象时，大概还没有把它视为后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但是，至少是把它列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跳出来，颇有点以海瑞自居的情状。特别是其后不久，彭德怀又以洋洋八万言上书为自己翻案，更颇有海瑞的架势。在他们眼里，《海瑞罢官》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便浮出地平线，绝非偶然。

毛泽东是一位对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敏感的领袖。他“深知”可以用小说和戏剧实行反党活动。他大概从一开始就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翻案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他历来相信，一切意识形态的动向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政治根源。

1964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无疑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发放了一张红色通行证。她加紧活动，动员曾经批判过俞平伯的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依然没有成功。

同期，也就是1964年9月，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这是毛泽东推动思想政治领域内大革命的又一个步骤。

然而，这个步骤又被当时的中宣部及有关部门淡化，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这一系列运作中，毛泽东除了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党的许多权力已经不在他手中以外，更加感到需要依靠江青这样的冲锋陷阵者。

仅就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全局而言，没有江青及江青在其后联络的一批意识形态斗争的“杀手”，就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的政治斗争需要给了江青这样一批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和迅速崛起的机会。

1965年初，江青跑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正刮着“左”风的上海，在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完成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有效策划。文章决定由当时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撰写。这就是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著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九易其稿、于同年8月份第十稿方才定稿的文章曾经不止一次送交毛泽东审阅。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关注下，由江青、张春桥及姚文元联手炮制出来的。

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敏锐性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一枚重型炸弹。当他手中握有这张王牌后，他在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中就有了更加含威不露的力量。

1965年9月－10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些话已经非常尖锐地道出了他在随后开展的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明确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当面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的回答显然是有很大保留的：“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彭真并不清楚毛泽东问话中的深意，更不清楚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毛泽东则通过对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彭真在这个问题上的顽固立场。面对毛泽东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彭真居然还敢做那样保留性很大的回答，其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之后的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厅、局长会议上讲到“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讲到“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成为彭真的罪状之一。

其实，这不过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多权力部门对待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指示的惯例。毛泽东的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之所以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高潮，就在于当时党的一线工作确实被刘少奇、彭真这样一些务实主义者所把持。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得不下最大的决心发动最大规模的斗争的原因。

11月，中国政治舞台上同时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它后来成为全军工作的指导方针，也表明林彪进一步稳步地扩大着他的政治影响，给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实际权力上的支持。

另一件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文汇报》全文发表。

对突破口的攻击正式开始。

毛泽东当即指示全国报刊予以转载。但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各报刊举步不前。毛泽东又指示出小册子，北京市面对上海新华书店发往全国的征订单，又迟迟不做反应。这一切不过反映了在彭真以及各地彭真式人物的把持下，全党的权力结构对毛泽东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指示表现出了巨大的消极抵制。

然而，既然已经抓住了突破口，既然已经发起了攻击，毛泽东绝不会有片刻犹豫。他毕竟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毕竟抓住了一个看来能够做成文章的好题目，并且已经做成了文章。相隔两周半之后，党的权力机器经过一个相当迟缓的旋转之后，毛泽东的指示终于被执行了。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与此同期，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文章的大规模转载无疑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即使广大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阶级斗争信号，但思想界、政治界和知识界却多少意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发生。

在转载文章的过程中，由于彭真们把持着权力，依然对转载这一行为做了别样的淡化与抵消。《北京日报》温和的转载按语是彭真亲自加的。在彭真的布置下，《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文章悖离了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大方向，把对海瑞的批判引入了对“道德继承”、“让步政策”、“清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纯学术的讨论之中。

当然，这种消极抵制除了最终使彭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以外，并不可能堵住已被突破的突破口。

同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该文在批判胡适的过程中，对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展开了批判。这个批判虽未点名，但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

毛泽东于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文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才能实现大的突破。

随后的几天，当彭真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之后，不服气地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时，除了加速他本人政治权力更快地消失而外，已经没有任何澄清事实的意义。当毛泽东说，吴晗和彭德怀有关系时，彭真却说，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在这里，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权威、意识形态领域组织有效的攻击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步骤，给《海瑞罢官》定了性。

一旦定性，就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成果。

当党内绝大多数上层领导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时，毛泽东已然从这第一步成果中突破了他最终需要突破的突破口。

[新浪网-柯云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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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的毛泽东女儿李讷

李纳

　　1967年1月13日，以肖力（李纳）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解放军报》社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引发了军报的夺权风暴。

　　关于李讷进入军报的来由，30多年之后，当年的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回忆：那是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杨成武代总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接受一个任务。

毛泽东与女儿李纳

周恩来与李纳

　　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交给你们负责，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可是江青又说，对她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严，要发挥她的主动性。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这样，李讷就于1966年10月中旬改名肖力，踏进了《解放军报》的大门，穿上了绿军装，成了女记者。胡痴把她分配到快报组，并交代主持《快报》工作的宋琼直接管肖力的工作。由于采取了保密措施，全社只有4个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快报组的众多记者只知其人，而不知她是何许人。肖力到报社不久，宋琼奉命调到中央文革任办事组组长，肖力的工作就由栾保俊直接管理。

　　肖力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快报》组的几位“好叔叔”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他们就在“1·13”事件中成了“阴谋小集团”成员，被李讷一网打尽了。

　　肖力公开宣布要造反，是在1967年1月12日的下午。向《快报》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发言后，就在当日晚组织到京西煤矿一同调查的两个人起草大字报，由她口授，边起草边议论，起草完大字报，已是深夜11点，肖力随即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赶往钓鱼台，向她的妈妈江青禀报。

　　肖力和江青谈完后，来到宋琼处，向他念大字报底稿。《快报》领导小组向胡痴作了汇报。

　　胡痴感到责任重大。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就同《快报》领导小组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出版工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栽下了祸根：预防万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名单，后来竟变成了“阴谋夺权”的罪证。

　　经过不同战斗队大字报的交锋，人们才知道，肖力原来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

　　这时候，有人提出，应当把宋琼、栾保俊那伙人从钓鱼台揪回来，请肖力同中央文革联系一下。肖力回答说，不需要我联系，如果你们行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话，我相信中央文革是会支持的。于是，一辆大轿车从军报驶向了钓鱼台，这已是1月14日的凌晨。

　　钓鱼台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是一个禁区，一般人不得入内。当时，栾保俊等一班人可能有一种心态，认为钓鱼台是他们的避风港，只要进入那里，是谁也不敢侵犯的。谁知，这辆大轿车来到钓鱼台，同传达室一联系，居然顺利地把他们揪了回来。

　　临行前，宋琼悄悄对栾保俊说，江青接见了他，要他们回报社参加运动，并关照不要和群众对立。由此不难看出，把宋琼等人揪回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实际上也是江青同肖力早已商定好了的。

　　宋琼、栾保俊等被从钓鱼台揪回来之后，就被集中在办公楼一楼一间房子里，席地而坐，席地而睡。从此，他们和一些其他人，连同胡痴，都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1月17日，林彪签署《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提出对胡痴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对报社的局势，提出“‘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高度赞扬了由肖力等人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

　　毛泽东同日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在那个以言代法和权大于法的年代，林彪的这封信，加上毛泽东的具有最高权威的批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法。无须乎调查取证，也无须乎听取什么申辩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胡痴、和谷岩、宋琼、栾保俊等，就以“胡痴小集团阴谋夺权”的奇冤大罪，押送北京卫戍区关了起来。一个以“1·13”事件为主体的“胡痴阴谋小集团”的冤案由此铸成。

　　肖力在军报刚刚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曾在全社大会上讲过几句话。她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她还用了当年文革的流行语言说，对她“炮打”、“火烧”都可以。大家感到很亲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事件”之后，她那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和经毛泽东批示的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很快被许多红卫兵小报全文刊载，于是肖力的名字也就随之传遍全军、全国。人们也由此获悉肖力与李讷实为一人。肖力也就成为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全国所有单位的办公室乃至宿舍都挂有毛泽东的像，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拜。而具有军报特色的是，在毛泽东像的两侧，还有两帧条幅，一帧书“向肖力同志学习”，一帧书“向肖力同志致敬”，条幅均用红纸，每个办公室无一例外，非常醒目。后来，发展到有些家庭宿舍也照此办理。

　　开会发言，不论是大会小会，言必称肖力，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并且都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毛主席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

　　“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的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一类提法和口号，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大字报和会议发言稿上。

　　身为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吴法宪，在这种“大树特树”的热潮中，自然不肯放弃讨好江青的大好时机。他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军报下达了“指示”：“在全国，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在军报，反对肖力同志的也是现行反革命！”

　　由此，“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特别是批斗大会必呼的重要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革的重要内容。后来受迫害被揪出来实行专政的一大批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和报社领导，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

　　肖力由此走上了神坛，那个声言要“向叔叔阿姨学习”的年轻姑娘，终于成为《解放军报》社里至高无上的权威。

　　从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领“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后来改组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两大冤案。

　　1968年，跟随她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经过无限上纲炮制了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案”。这些案件涉及数十人，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劳动；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李纳夫妇

　　除此之外，还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目下，揪出了一大批名目繁多的“牛鬼蛇神”，统统被撕掉领章帽徽，关进“牛棚”。还有以办“学习班”为名，将一大批编辑记者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

　　上述各项人数相加，占军报当时干部总人数的60％以上。其中两届社一级领导班子，除刚从部队调来的一人外，无一幸免。中层领导干部除少数外也大都被揪，把军报搞得人仰马翻。

　　这一系列斗争开展得惊心动魄，其“胜利”的取得说穿了也简单，一是靠个人迷信，或曰“打旗号”：“肖力同志是代表毛主席在军报工作的”。这一招确实威力无比，它使人们盲目相信肖力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是绝对正确的，不敢有丝毫怀疑。二是靠专制：“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一手更厉害，不用说反对，稍有怀疑或非议，就能打成现行反革命，谁还敢出来唱对台戏呢！

　　后来，肖力经毛主席决定调离报社，并正式公布了。

　　对于李讷在文革初的这些往事，说句公道话，不能把文革对军报带来的灾难简单地归之于李讷一个人。当然，由于她那不能自己选择的独特身份，在文革中又确实起到了一般人不可代替的作用，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同那个狂热年代个人崇拜的盛行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分不开，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李讷。

　　（摘自1999年2月12日《南方周末》文章《“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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