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和主席之间的私密谈话在中央会议上传了出去，这既是胡乔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他无法追问的问题，他为此既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再次吞下了“两边不讨好”的苦果。他老毛病的发作与此有很大关系。
１９４１年，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不久，他开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显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极强的写作能力。在文风上，胡乔木和毛泽东有颇多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意图，胡乔木能够心领神会；对毛泽东所作的重要报告，胡乔木总能及时地通过社论的形式加以具体而透彻的论述。胡乔木也凭借这些出色的社论，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
关于毛泽东为何赏识胡乔木，新加坡《南侨日报》上的这段剖析颇为精当：“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这一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彻，才文并茂。他随毛氏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
毛泽东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时候的他仍然是毛泽东的秘书。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后，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他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１９５７年初，鉴于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安定的苗头，毛泽东开始了对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的思索。这一年，毛泽东就此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最著名的就是１月２７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谈到所谓群众闹事问题时，毛泽东在２７日谈话中强调：“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年３月１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谈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就在毛泽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在这种情况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也被用来作为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显然，该文的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进行了批评，指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既然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的胡乔木自然难辞其咎。果然，不久，毛泽东就把胡乔木喊来，狠狠批评了一顿。据《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２０年》一书记述：
“４月９日，毛泽东让胡乔木、吴冷西去他那里。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倒是《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说到激动处，毛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了。他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该年４月下旬，毛泽东将２４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并在报头写了一段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看到这样的批语，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胡乔木自然会面红耳赤，他再也坐不住了，赶忙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风部署。然而，令胡乔木始料未及的是，整风运动突然发生质的变化。
１９５７年５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干部阅读。从此篇文章可看出，毛泽东的注意力已从批“左”的教条主义转向批右的修正主义。当毛泽东准备全面批右时，他当然需要《人民日报》这个阵地，当然需要胡乔木这个“中共第一支笔”。不过，胡乔木此时已经完全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了，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晚，毛泽东要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同去的还有《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胡乔木作了语重心长的点拨。
“毛泽东看看胡乔木，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毛泽东解释了４月９日那次严厉批评，说当时是百家争鸣，惟独马家不鸣（指马克思），他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查看此事。当时批评你们死人办报，是想猛击一掌，使你们清醒过来。毛接着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实际，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这番话，有批评有鼓励，有安慰也饱含希望。胡乔木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近期工作不满意，希望《人民日报》能紧跟形势，紧密配合中央的工作。胡乔木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于６月中旬写出著名的《不平常的春天》。这篇社论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表明他终于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同时也表明他还是有能力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的。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有惊无险”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开始后，彭德怀从７月３日到７月１０日共作了７次发言。以下是其发言的片段。从这些片段可看出，彭总的措辞非常激烈、严厉。
“１９５９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１６％。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１４％，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１０７０’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彭总这些言辞尖锐的话，令毛泽东始料未及也让他十分不快。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议，讨论会议下一步安排。会议决定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作为会议决议。胡乔木任起草小组组长。彭总的发言使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发生改变，他正酝酿由“批左”转向“反右”，而胡乔木却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在写“议定记录”时，他仍然过多地写了“大跃进”的缺点。结果，《议定记录》在于７月１４日印发后，就招来不少批评，认为这份记录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更多。胡乔木于７月１９日分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进行申辩：
“完全同意把成绩说够。《记录》（草稿）中没有把成绩说够，主要是受到字数限制，力求简要，以至只讲了原则，决不是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相信绝大多数同志对于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准备把成绩部分展开，篇幅适当扩大。缺点部分也决定根据各组同志所提意见改写。
……
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经济规律和经济工作的具体经验研究得不够。在这次会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虚夸的主要方面是下降了，但不是没有了。毛主席要求我们宣传工作像过去发战报一样，确实缴了几支枪就说缴了几支枪，一支都不要多。在经济统计中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为此而努力。我们党在长期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表面上看，胡乔木这段发言是在接受别人的批评，实际上，胡乔木是在为自己辩解。特别是后半段，胡乔木强调了正视问题、揭露问题的重要性，呼吁与会者“畅所欲言”并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当毛泽东准备反右时，胡乔木这番提倡讲真话，鼓励揭问题的发言，显得极为不合时宜。事实上，此时的胡乔木已处在悬崖边上，如果不是后来的迅速转向，就凭这次发言，他也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８月２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８月１０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正是这次发言，使他化被动为主动，成功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在发言中曾提到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胡乔木针对这一“谬论”，从六个方面加以批驳。胡乔木的这次发言，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里有详细的记载：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胡乔木这次发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同时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之前，其领导是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对他评价的那样：“总体来说，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之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只是略现端倪，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是十分清醒、十分警惕的，后来林彪出于夺权的目的大肆推波助澜，才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的。所以，那时候，彭德怀、张闻天说毛泽东像“斯大林的晚年”本身缺少依据，也就经不住胡乔木这番批驳。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威信，亦即权威，认为权威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胡乔木这样说，当然是提醒人们还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胡乔木的这次精彩发言，毛泽东听了极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表扬了胡乔木：“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这里的“俱乐部”是指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则是指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
胡乔木凭借这次发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次危机，重新赢得毛泽东的信赖。
“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
１９６１年１月底，胡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１９３０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胡乔木写完文件，就遵毛泽东之命赴湘调查。其时，毛泽东有意让１９６１年成为调查研究年。那么，为什么要胡乔木他们下去调查呢？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他们去农村获得第一手材料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从而“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然而，胡乔木送上来的材料却让他大失所望。
下去调查后，胡乔木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４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靠这样的材料，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靠这些材料，又如何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胡乔木在汇报这些材料时，其“书生气”又犯了。从李锐下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对胡乔木的“书生气”，毛泽东十分了解。
“有一天，刘澜涛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１９５８年４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这一回，毛泽东要他去调查，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胡乔木这一回又用他的材料把毛泽东“顶到墙上，顶得要死”。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胡乔木，相反，他对胡乔木提供上来的材料很重视。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１９５９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多了。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有两个，一是毛泽东此时仍很信赖胡乔木，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所以，虽然胡乔木汇报的材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没有怪罪胡；二是胡乔木所调查的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家乡遇到了困难，主席岂能不管？然而，胡乔木却把毛泽东对家乡问题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于是１９６１年５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谈到了反“左”的问题：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
笔者以为，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他的这番话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他“却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毛泽东听了，作何感想？其二，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龃龉。
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结果，会议还没结束，胡乔木的老毛病——神经衰弱犯了，且来势凶猛以至于无法工作，不得已，他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长期病休。
和主席之间的私密谈话在中央会议上传了出去，这既是胡乔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他无法追问的问题，他为此既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再次吞下了“两边不讨好”的苦果。他老毛病的发作与此有很大关系。
１９４９年解放后，胡乔木在思想上总是不赶趟，总是赶不上主席的节奏，总是需要主席“猛击一掌”，才会突然醒悟，才会气喘吁吁跟上来，然而，如此苦苦追赶，他的身心疲惫极了，恐怕已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临界状态。另外，由于当时的高层领导常常意见不合，胡乔木为此难以摆脱左右为难的困境，他曾经因为不听陈云的建议而既得罪了陈云也惹恼了主席，而这次，他又把两位最高层的领导全得罪了。“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这时候的胡乔木，除了提出长期病休，还能找到更好的全身而退的办法吗？
注：本文引言除注明外皆出自《毛泽东的秘书们》、《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２０年》二书
来源《党史文苑》作者魏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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