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隐藏半个世纪原中共最高领导人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1-13

　　陆定一回忆，大约在1964年，毛主席对他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瞿秋白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时年36岁。本应作为英雄被铭记的他很长时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我对政治早已厌倦

　　《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正文共列7个标题：何必说、“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多余的话》不同于方志敏向敌人宣战的《狱中纪实》，它是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它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我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说是历史的潮流把他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推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地位。他坦言，他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错误。他说，“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还说，他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但是请你们别“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

　　很长时间被认为是国民党伪造的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事实上，在1990年陆定一著文确认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

　　据陆定一回忆：“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另外，负责枪毙瞿秋白的国民党军官宋希濂（1949被解放军俘虏）和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也确认《多余的话》不假。丁玲说“我对瞿秋白太熟悉，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的这种文字的风格”。

　　毛泽东：不要宣传瞿秋白了

　　事实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中央包括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1950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才在中央档案馆里找到了这篇序言。

　　1962年，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断言李秀成（太平天国将领）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陆定一回忆，大约在1964年，毛主席对他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看成“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墓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宝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来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会后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从八宝山扫地出门。

　　直到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认定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多余的话》“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摘编自《湘潮》《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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