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2-18
九一三事件后的发展道路之争
原题：《1972：国家与革命》
作者:李洁非
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这是“九一三”致“文革”狂飚突然短暂停顿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可选项。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作家赵长天当时还是一名军人，在海拔四千米的某地担任雷达班长。
几年来，“时刻准备打仗”的宣传紧锣密鼓，连普通百姓都认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这天，突然接到“一等战备的命令”。赵长天第一反应是“总攻的枪声已响”，“战争爆发了”，虽然并不晓得究竟跟谁开战。
接到命令起，“雷达天线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旋转，我们盯住荧光屏，生怕眨眼就会放走敌机的光斑”。然而，什么也没出现，“被监视的空域洁净无瑕”。苏联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匪帮”———所有假想中的可能来犯之敌，无一露面。这且罢了，蹊跷的是，连素日都有的民航班机也从荧屏消失，“杳无影踪”。(《那年秋天，我们睁开眼》)
赵长天当然不知道，命令直接来自周恩来。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称《年谱》)
必定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假使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就会懂得此事的惊人程度足以使语言变得苍白———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于当日零时三十二分，挈妇携子，在山海关机场夺机而逃;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爆炸，没有幸存者。史称“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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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近四十年，年轻一代也许不易明白“九一三”意味着什么。
林彪当时地位，一人之下而已。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使他独获“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名义，还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称谓。翌年，“九大”通过新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做出这样的规定，在党史上是第一次。
提前确定、宣布继承人的做法，使林彪在二十世纪享有一种古老的待遇。换言之，他是中国的“储君”。
“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分别指向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两个特殊位置。一是林彪对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给予了坚定有力支持;二是经过这场考验，毛泽东对林彪感到满意，认为他是跟着自己走的，堪以衣钵相传。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评价。“亲密战友”标识了利益关系的远迩，“接班人”则相对偏重于理性考量，涉及思想、能力、忠诚度的认可。固然，政治上的事情基本不会与实利无关，但即便出于功利，也有比较和筛选的必要。以林彪为接班人，在毛泽东也许不是最理想，但从“紧跟”、实力、资望各角度看，比来比去唯有此选。
应该说，那不是权宜之计。起码从五十年代中期始，接班人问题就悬于毛泽东心头。他希望找到令其满意、放心之人，而终于大为失望。观察的结果，他确信对方非但不可信任，相反，恰恰是所谓赫鲁晓夫式人物，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倾国大乱的“革命”，来把当初悉心栽培如今却已尾大不掉、乃至成为对手的那个人赶下台。这一目标顺利达成，然而接班人问题却也重新成为空白。当然，在毛泽东那里这场“革命”除了可以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同时将发挥考核的作用，以验明究竟谁更为接近其心目中有关接班人的标准。就是在这过程中，林彪脱颖而出，被立为接班人并郑重写入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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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击。不管宣传上怎样把这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都无法回避和掩饰。毛泽东的健康变化便是直观的说明。
以“九一三”为分水岭，毛泽东判若两人，从之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突然老态龙钟。这景状，当时人们透过纪录片和新闻图片都看在眼里。
吴德于“九一三”后二十天重新见到毛泽东，发现他“满脸倦容”，说话“缓慢”，倍显“疲乏”;接见过程，几乎成为塞拉西皇帝的独角戏，“他讲一阵子，毛主席只答复他两三句”，后来，周恩来不得不打圆场，对塞拉西皇帝说“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具体再谈”，而将会见中止。(《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如此虚弱，是因刚刚生了大病。权威的《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以下简称《毛传》)记载：“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亦即，“九一三”没几天，他便即发病。而病情之凶，毛泽东自己这样说：“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过了三个月，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离去时人们发现他“无法自己上车”，“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后由工作人员帮助，“才勉强登车”。又一个月，2月12日，发生了最危急的情形：毛泽东突然休克，一度脉搏消失。目击者描述：“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经过二十多分钟抢救，血压、脉搏和心电图才逐渐恢复正常，毛泽东神志“慢慢地清醒过来”。半年以内，他已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当然不是巧合，或仅仅是年老所致。《毛传》评论道：“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毛泽东需要时间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对他来说，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周恩来。
“九大”总共产生出五位常委，毛、林之外，是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特地说明，后三人的排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但实际上，不论在报纸上，还是新闻电影镜头中，周恩来都紧随毛、林之后，排第三位。
眼下，林彪殒命，陈伯达接受审查，康生则抱病不能工作(1973年“十一大”，勉强坐轮椅露了面，1975年亡故)。这样，常委五去其三。余下两人中，毛泽东深居简出，视事宸掖，凡事均由别人趋内请示，或由联络员报告外情;因此，在那里入内出外、维系全局的，只有周恩来。
9月12日深夜出现异动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从危机产生到消弭，都是周恩来一手处置。包括事件突发之际的调度，涉案者的搜查、监控、羁押，组织对材料的整理，草拟及审阅一连串中央文件，斟酌传达方案以及掌控舆论分寸……事无巨细，悉赖斯人。这里仅仅从中举一个很小的细节———9月13日，事发当天，周恩来亲自、逐一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年谱》)整整四十个电话，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
然而，透过这种辛劳，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重要迹象：一夜之间，周恩来仿佛成为国家的定海神针，一身而系天下安。确实，林彪事件迅速提升了周恩来的分量，令他望重国中，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高点。
除了遥远的四十年前中央苏区一段时光，周恩来过往政治生涯尚未获得这样的空间。现在，因了林彪的消失，他突然成为毛泽东身后的第二人。虽无“二号人物”的名分，实际位置却是如此。其实这也与某些人知趣地退避三舍有关。当此棘手局面，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加以靖匡、平复。我们发现，局势未稳之前江青、张春桥等很少吱声，他们静观周恩来如何处理手中滚烫的山芋，伺机再动。
暂时来看，权力确有向周恩来汇集之势。这是林彪事件所衍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周氏任总理职已二十二个春秋，却头一次得到这种表现舞台。他独撑大局，调和鼎鼐，弥缝其阙，匡扶其危。吐握之劳，让很多人想到周公故事。这为他赢来巨大尊敬，1976年辞世之际，从政界到国民的一致爱戴，很大程度是这段经历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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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折戟沉沙，对这结果额手相庆者，应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是素怀“大志”的张春桥。他们是林彪集团真正的敌手。《“571”工程纪要》里一再为之咬牙切齿的“笔杆子”，即这群人。“文革”夺权成功后，两大集团———武人集团和文人集团———之间的龃龉就愈益激化和公开。不同场合，双方多次当面顶撞。设国家主席之争终于成为最后的导火索。当人们一边倒赞成设国家主席(五大常委甚至有四位持此意见)时，张春桥押宝正确，激烈反对。拼到最后，林彪挈妻携子葬身火海，江、张、姚能不大呼快哉?
其他人，谈不上兴高采烈，至少不是单纯感到高兴。比如毛泽东(如前所述)，还比如周恩来。
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纪登奎，回忆了惊人一幕：
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经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转引自李丹慧、史云《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事情不那么简单”，是指林彪这件事，抑或将要发生的事?抑或兼而有之?不明。然而作为“文革”所有内幕的知情人，以及作为差不多整个党史的见证者，周氏这场不避人前、痛彻肺腑的号啕大哭，至少提示林彪事件的内蕴并非文件上简单的政治结论所可穷尽。
这样的痛哭，一般发生于两种情形：或积郁太重，一经触动，非倾箧而出则不能止;或者，已到背水之时，不能再退，必须义无反顾、痛下决断。虽然周恩来欲言又止，但结合历史我们仍可将由来略加梳理。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指出，“自去年反保守到现在”，出现了“急躁冒进”。自此，连续数月在经济工作中抓“反冒进”，主导思想是：建设不应追求高指标、以速度至上，而要平衡合理。“反冒进”不单纯是要把速度、指标降下来，周恩来还有更深入的认识。他提出，要以“注意人民生活”为原则，“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经济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他认为，当时东欧国家(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动乱，从经济上检讨，就是搞重工业而“失掉人民”，搞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反冒进”，一开始即为毛泽东所嗛。这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反映周恩来观点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当即批曰“不看”。后来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他提起此事，这么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1957年11月，刚刚取得“反右”胜利的毛泽东，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其间，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超美”目标后，毛泽东于18日提出中国将以十五年在主要产品上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超英”豪言回国，毛泽东立刻强力推行跃进。着手点，就是拿1956年“反冒进”开刀。1958年初，他连续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批“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他不惜面折周恩来，拿着柯庆施不久前在上海市党代会上迎合“上意”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当众奚落：“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被迫两次公开检讨。事情并不到此为止。1959年7月，庐山开始批彭德怀，毛泽东旧话再提：“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这句既是“表扬”又带着揶揄的话，刻画出1958年的折辱之后周恩来作为一个“伤痕人物”的形象。此后，“大跃进”中，包括在庐山，他已学会沉默以至顺服。
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由当时形势条件所决定，党内民主有所恢复。此时，周恩来展现了晚年仅有的畅所欲言姿态。他批评“一言堂”、“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民主作风不够”(1961年6月19日新侨饭店讲话)，呼吁“讲真话”、“做实事”、兼听则明、效李世民之容魏征(1962年2月3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讲话)。
和政局一样，周恩来如上表现也昙花一现。仅堪半年，随着经济困难缓解，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强调阶级斗争扭转了方向。“文革”将至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周恩来从此谨言慎行，极力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他的状态，就像李雪峰在1966年5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观察到的那样：“很慎重，不讲话。”(《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不讲话，不一定无话可讲，往往也是有话不能讲。尤其在可能因言获罪的地方，夸夸其谈的，一般是那些不必忧虑其安全的人。
然而，人类语言不限于唇间话语。1971年9月的某一天，周恩来以一场惊人的痛哭倾诉了许多。这是面向自我的倾诉。他沉默太久，积压了太多的思绪，眼下因“九一三”而突然爆发，以致当着并非至爱亲朋的人奔泄而出。纪登奎认为周恩来像是有什么“心事”被触动。那会是怎样的“心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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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1日，照例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今年的标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一句颇费心思的话，单从字面上，你会以为过去一年“形势”再次“大好”;其实，却发生了“九一三”那样严重的危机。
社论开篇避谈国内，却就国际形势展开长篇大论，宣扬美帝苏修如何穷途末路。随后才论及国内问题，突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是公开点名之前有关林彪和林彪集团的代称，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代称也是大有讲头、未雨绸缪。
内容一如既往大多属于空谈，无谓地重复“文革”的词语和导向。相对切实的内容，是一段评价经济形势的文字。就此，它概括说：“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
如果对这一概括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除了“物价稳定”，别的跟事实都不相干。那时无论粮、油、糖、布、肥皂……百姓生活必需品一概限制购买，工资十多年没变化而且水平很低。笔者乃伴随“文革”长大之人，从未见过市场繁荣的景象，也未听说周围哪户人家储蓄有所“增加”(许多人家完全没有储蓄)。至于物价，既然无太多物可购，无太多钱可花，想不“稳”也难。
这些陈词滥调，已延续六载。中国就仿佛迎来一个漫长的愚人节，而在愚人节中，人们据说可以随意撒谎而不担心受到惩罚。
但“文革”这场愚人节却独有一个奇怪情形，就是所有谎言都无法欺人，仅用于自欺。诸如“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世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之类。红卫兵小将还曾畅想，全世界都在等待他们的解放，他们将“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直至“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佚名《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当年幼稚如笔者，也真诚以为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哈尔滨三十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等，已是人类的顶尖成就。凡此种种，除我们信而不疑，这世界上其他人都目为无知。
真实现实被屏蔽得不见踪影。1971年下半年，我国作为军援为别国生产最新式战斗机“歼六”四十架，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不合格率高达17.5%。1972年1月，我驻越南使馆提交报告，反映越方对我提供的汽车质量严重不满。同年10月，竟然发生了一架援外飞机因质量问题导致空中爆炸的恶性事件。
“文革”以来，意识形态狂热和阶级斗争吞没所有，经济建设不仅不能稳定开展，且连基本秩序也化为无形。阅读《周恩来年谱》，意外发现一条记载：1969年的半年之中，铁路运输即因混乱不堪而事故频发，仅碰撞损毁的车皮就多至令人惊骇的二千余节。由于新闻媒体的静默抑或隐瞒，像这类当时真实发生在自己国家和身边的事情，人们往往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从书籍或材料偶然得知。
与老百姓不同，那些能够掌控舆论工具的人却清楚鲜花般宣传的真相。但问题是，权力往往使人觉得事实不重要。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它确实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将事实扔在一边。“文革”中，许多事情都已非一朝一夕，然而从来不被面对，社论的调子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不过，这种情形在1972年被打破了。
就“歼六”事件，周恩来多次做批示，指出：“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又专门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讲话中，除了强调重视质量，进而将问题引至恢复合理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上。并谈及应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对越南所反映汽车质量问题、援助某国飞机空中爆炸事件，也都予以切责。
十年前，64岁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由衷希望：“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经过看遍荣辱的十年，74岁的周恩来开始向自己的主张回归。他启动了新的话语;1972年起，中国的话语空间不再被“两报一刊社论”之类所独霸，悄然出现了对立的话语，它们的争锋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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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启动新话语的方式，起初不是通过言论，而是通过行动。那时，如果不想自寻烦恼，最好是少说多做。言谈是一个被高度警惕的领域，行动却有某种隐蔽性，做一分是一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不动声色采取了行动。其中一件事，是抓港口建设。他责成谷牧和粟裕组成一个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然后提出一个计划。他的要求是，争取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
在航空业欠发达的当时，海运对于中国进出口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意义。周恩来此举，透露了一个想法：他将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并且是以扩大进出口或者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品为特色的富于新意的经济建设。
与此关联的现象是，他“多次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年谱》)，潜台词是创汇和便于开展对外交往。进口国外设备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可以出口创汇的产品，品种单调、狭窄，周恩来居然寄望于工艺美术品、中国画出口创汇，一方面固然令人为中国感到窘迫，另一方面却也从中看到周恩来心情的迫切。至于加强宾馆布置，当然是要改善中国接待外宾能力，以利交往。
事有巧合，1972年恰逢中美关系解冻。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周恩来各有所思，明显体现出不同诉求。毛泽东是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待、把握和利用此事，他对这场游戏的兴趣和玩法，再次反映了从《战国策》到《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对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大国关系中的利害权衡与互相牵制，既是事情的本质，更是不容错过的收益。他完全以一个战术家、博弈大师的姿态投入其中。
周恩来的认识却建立在另一个层面。
毛泽东有意打开中美对话之门后，周恩来全力以赴，热烈响应、支持和推动。他们一个是决策人，一个是积极践行者，看起来可谓珠联璧合。
然而，协同一致的表象下面，却意趣迥然。如果说毛泽东出发点只是地缘政治，周恩来的着眼点却是经济建设。毛泽东要借调整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周恩来则希望通过中美关系改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他们在这一致主张的事情上，期待和视野分处两端。
周氏上述期待，当时不能大张旗鼓加以渲染，但点点滴滴形诸细节者不在少数。2月25日，尼克松访华期间，他要人转告新华社：这次大批美国记者随尼克松来华，应该注意从他们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送走尼克松，3月3日，周恩来为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讲解中美公报，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年谱》)这样的立意与用心，在毛泽东就调整中美关系所作指示里却无从寻觅。
毛、周对于调整中美关系所抱目的之不同，后由毛泽东亲自证实。1973年11月，毛泽东出于对周恩来处理中美关系的不满，严厉告诫：“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传》)他指示政治局开会“帮周”。会上，江青直斥周恩来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至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之说。周恩来处境一时危殆，距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仅半步之遥。只不过因种种现实所制，真要大动大整周恩来，亦属有心无力。毛泽东随即发话：“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制止了江青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提法。(《年谱》)
周恩来对美认识中最堪注意的，是他几番表示应以美国为“学习”对象。
在以往的语义里，“美国”一词只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代表，从敌对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来认识，而不包含“发达国家”这种含义。后者非但不予提及，反而借意识形态上的抽象理论，将其换化到“腐朽没落”的定义上，塑造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形象。包括笔者在内至少三代新中国后成长起来的人，当时脑中的美国除了狰狞凶恶，就是行将就木、去呜呼哀哉不远。以能够追溯到的线索论，周恩来的“学习说”，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撇开意识形态，超乎社会制度之外，从“发达国家”角度看美国。这当然意味深长。
显然周恩来意识到，用单一的政治思维来决定中国对某一类型国家的态度，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政治评判不能代替一切，让政治评判垄断所有评判，不仅简单而且盲目。因为别国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对它们全盘否定，对其长处、优点采取鸵鸟姿态，受损害的将是中国自己。
进一步看，这里隐约显露了以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国家与社会评估重要指标的观念———社会发展是否良好，须以经济是否兴盛来衡量，否则，不论头上顶着什么美丽的光环，也称不上“好社会”。这个观念不转变，中国就仍将陶醉于“制度优越”的精神胜利法，在享受口舌之乐的同时，维持着与中世纪伯仲之间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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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新装”是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那个被蒙骗的欧洲古代君主自以为衣着华丽其实却赤身裸体，没有人敢于点破真相，唯独一个孩子诚实地道出事实。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许多方面存在类似情形。对事实的承认，经常被批判为“长敌人志气”，似乎保住“志气”即可让事实消失。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李政道时，就中日发展水平的差距明确表示：“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差三十年的概念是，七十年代中国比之四十年代处于战时的日本犹有不及。然而，这并不妨碍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谈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话题。
周恩来指其原因：“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他在忧虑一种名为“无知”的状态。
作为目光仍未离开大地、现实、民生的领导者，周恩来没有放弃对世界的观察，他因此清楚中国“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但基于相反的原因，许多身居高位者对此却盲目无知。他们即便知道中国经济不如别人，也绝不会是在数目字上的量化了解。毛泽东1957年底放言用十五年赶上英国，即因一方面知道中国比英国落后，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中国比英国究竟落后多少。1957年，英国经济尚居世界老二，日本犹且不能望其项背(日本GDP超过英国是在十年之后的1968年)，试想中国当时与英国的差距又该如何，但毛泽东金口一开，即称“十五年赶超”，结果自压重担，搞出“大跃进”，中国险被压垮。
一句“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至今在中国杀伤力惊人，周恩来在1972年直言“比日本差三十年”，岂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来说，实为受了很大刺激之故。检索资料可知，日本国民总产值在1967—1968年两年中，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升到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位。青年时代，周氏在日本、欧洲均有游历，对彼时两地经济实力当有种种直观体验。而今，日本竟一跃而在老牌强国之上，作为左近之邻的一国总理，不能不大受震动。
岂但如此，连东亚几个经济基础原本薄弱的地区，此时也呈起飞之势。其中有新加坡、韩国，也有同为中华之地的香港、台湾。一直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周恩来，及时注意到这些迹象，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尤为瞩目。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交会期间就服装生产问题质询有关方面，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表示对这种不进而退的情况“非常难过”。他还说，以海峡这边国土之大、人口之多，“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年谱》)
资料显示，周恩来对台湾的经济经验，有细致、深入的了解，且能予以专业的解读。1973年6月29日，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详细谈起蒋介石如何拔擢、任用严家淦，以及后者的一系列措施：
他(严家淦)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这对蒋介石是有好处的。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发展双方贸易的办法》，《周恩来经济文选》)
他准确锐利地意识到资本运作(引进外资)的意义，同时发见外来资本与低廉的本地劳动力结合是一条捷径。同年10月底、11月初，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他再次概括了台湾的做法：
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年谱》)
“改革开放”后搞经济特区，思路基本如此，我们不免吃惊当时周恩来已经将其指出;而意外和有趣的是，最初的启发居然来自海峡对岸。
查阅一下中共第九届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名单，即可知能够了解经济、关心世界动态并理解其意义的，舍周恩来之外更无二人。“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的慨叹，分毫没有夸张。几个最为得意、呼风唤雨之人，江青除对文艺略知一二，其余只得谓之不学无术，姚文元是个批评家并且只对大批判有天赋，张春桥的腹笥或许在其中最多，但也无非是一些有关意识形态的空头理论。一干人等除了擅长阶级斗争、权力斗争，别的都“白纸一张”。新的技术革命的迹象已经那么明显，世界经济版图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朝中衮衮诸公竟浑然不知，以下官僚则束手束脚，这其实很像十九世纪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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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诸晚清政坛那些清醒者，周恩来更加势单力薄，至少在邓小平复出前如此。
他最大苦衷应是知而不能行。他分明掌握着世界发展的动向，并有恰当的判断和思路，如果不受掣肘，允许将所知所思加以实施，则改革开放应能提前六年。而实际我们看到，周恩来的空间极为局促，无法施展，做任何事都如逆水行舟。
以外交口为例。较诸其他，外交方面与周恩来关系最近，建国以来，这项工作一直在他直接领导之下。但现在即便这一领域，也是阻力重重，轻则左顾右盼，重则以左为荣、拒不奉令。1972年，周恩来至少三次爆发不满，或予质疑。8月1日、2日，给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做报告，谈到极左思潮影响，严厉要求：“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在联合国，美国副代表菲利普斯提出约见中国代表黄华，我代表团竟拟托辞婉拒，周恩来看到请示电报后，8月20日以明确肯定加反问的语气电批：“可见，多联系，有什么怕?”10月15日，阅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联合所递请示报告，称将与东欧数国开展科技项目合作，周恩来十分生气，批曰：“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均据《年谱》)
原本，周恩来也许只想实干，哪怕积跬成步、积土成山。他并非性格峻急之人，渐进的改变他可以接受，只要确实看见了改变。加上当时客观环境，在润物无声与轰轰烈烈之间，他愿意选择前者。然而，上下碰壁、逡巡不进的局面，令他温和的预期屡成泡影。此类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周恩来终于明白，只干少说甚至不说的办法行不通，横亘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首先是意识形态障碍;你试图绕开它，它却不让你绕开，随时挡在面前，逼迫你向它挑战。
无奈，周恩来只好挑战了。
先前，“极左思潮”一词已曾陆陆续续见诸他的一些讲话，但点到即止。1972年8月起，对这个问题的谈论，变得集中、系统，力度极强。突出的信号，是8月1日、2日针对驻外使节和外事部门负责人的长篇报告，中心内容就是反左，不仅严厉表示使领馆只要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国，还明确拿出一个总的看法：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同月，周恩来决心直接向“文革”新贵掌控的宣传阵地发起进攻，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工作，派人去那里了解情况，随后将原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从干校调回，加入新华社领导班子。紧接着，双方以1972年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为制高点展开拉锯战，周恩来两次指示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姚文元则两次予以删除。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张春桥、姚文元见后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10月12日，国家计委等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贯彻周恩来“政治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指示……你来我往，争斗已经白热化。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持重恭让的周恩来，现在将要奋力一搏。
高潮出现在10月14日，也就是周恩来接见李政道并指出中国“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的那天。《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三篇批判极左的文章。两篇为马列著作学习笔记，另一篇则属于资料性的。这组从文风到用词都具有典型大批判特色的文章，实际上却在与“文革”路线唱反调。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说“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借列宁有关纪律必要性的论述，为在中国重建和恢复秩序张目，说：“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的纪律观念，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更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则以小资料的形式，叙述了巴枯宁的一生，在把他的观点定为“极‘左’”的同时，以诸多笔触帮助读者在巴枯宁与林彪之间形成联想，启发人们“紧密联系着现实”，亦即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应该引向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9
如此否定极左，为十年来党报首次。它如何穿越姚文元等人的把持，尚不清楚。现在所知，与王若水等《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有关。1972年，王若水被周恩来任命为《人民日报》“看大样小组”(相当于当时其它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据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在《毛传》中王的职务则被写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江、张、姚开始就《人民日报》这组文章纠缠周恩来后，王若水上书毛泽东请求裁决。据此推想，王若水对于文章发表应起了不少作用。
文章见报，即为江、张、姚所侧目。江青指责“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姚文元说“警惕右倾思潮抬头”。他们一再追查文章“背景”，在《人民日报》社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并在11月的《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文章。
周恩来亦未稍让。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就拟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送交请示报告，报告依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提出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张春桥却加以质疑：“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批语是：“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果然，在12月2日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张春桥那种意见占了上风，报告删却“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
事情终于提交到毛泽东那里。
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毛传》)毛泽东将信发给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要他们和王若水谈话，一起解决这个问题。12月15日和16日，政治局连续两天开会，讨论王若水信和批左问题。
会前，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以此联系江青对外事工作会议请示报告的那句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显然，毛泽东很早就对江青等表了态，却未令周恩来得知。这样，政治局如何讨论便可想而知。
会后的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去见毛泽东，毛这时公开了他的裁决———《毛传》依据当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转述：
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将林彪强行划为“极右”，已完全罔顾事实。唯恐伤及极左的心迹，可谓剖陈无余。这其实很早就显露出来———在舆论工具公开承认林彪事件之前，曾以“刘少奇一类骗子”作为林彪代称，如此强词夺理的混淆，正是出于对极左、“文革”声誉的担忧和呵护。
针对毛泽东做出这种裁决，《毛传》评论说：
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这番较量，有论者称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彼此‘摊牌’”。(安建设《“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确实是“摊牌”，但对方却不仅仅是江青集团。《毛传》的叙述很清楚：第一，反对批极左的是毛泽东;第二，问题的焦点和实质是如何对待“文革”。
10
毛泽东从未萌生从“文革”立场上后退之念。问题在于何以至此?究竟是什么支撑了他的执着，以致即便在国家损失严重、从上到下都已不得人心以至发生了“九一三”的情形下，仍然不肯改弦更张?这是一个谜团，如能将其破解，我们便不仅对“文革”，乃至对中国当代起起伏伏、反反复复的前三十年历史都可得到总的透识。
有两个思考方向，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
一是通过毛泽东个性找答案。从这角度，我们会观察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刻、不同历史事件中有规律性的反应，从中寻找性格因素的影响。比如“大跃进”发生问题后，毛泽东本来能够自己面对，“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黄克诚自述》)以残酷斗争收场的庐山会议，一开始作为“神仙会”出现，毛泽东心情舒畅甚至从善如流，然而彭德怀上书改变了一切，“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换言之，毛泽东性格具有强烈的逆反因素，凡事总要机杼自出，倘若别人对他指手画脚，即便正确也会令他大为反感，转而站到对立面予以反击———尤其对于曾经与自己相左的人。这确为毛氏的显著性格特色，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生言行几乎处处可见这种轮廓，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言论，或对“反潮流精神”表示激赏等。换言之，以下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文革”的负面议论愈多，毛泽东反而愈不肯屈服示弱。
二是从毛泽东对怎样评价其一生功过的关切上找答案。《毛传》就很重视这一点，它举出两个材料，一是1972年尼克松来访后毛泽东对护士长吴旭君说的话：“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吴旭君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毛这样回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二是张玉凤的证言：“七三年，在游泳池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传记编者认为：“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1972年，毛泽东年近八秩，兼之受“九一三”刺激连发两场大病，难免有来日无多之感，作为平生抱负不凡之人若为此念起身后之事，也在情理之中。在他提出的两件事中，推翻蒋家王朝几乎不可能受后人质疑，对此完全可以放心。所不放心的，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使其与平生最大功业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用准遗嘱的方式加以保护，确实用心良苦。
上述两点，各从局部解释了一些原因，不是没有考虑的价值。不过，却都失诸表浅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性格会在人的决定中起一定作用，可是像“文革”那样重大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只是任性以待恐怕说不通。至于身后毁誉，如果以为会在毛泽东考虑中占有太大比重，我们对问题的看取就未免有些庸俗化了。
从历史高度看，“九一三”的爆发，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原本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的“文革”，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停顿，一个岔路口。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怎么抉择———就像每个司机在辨认路径时都需要决定的那样：拐弯，还是直行?面对这样的问题，周恩来和毛泽东给出了相反的回答;周恩来认为应该拐弯，毛泽东却说“继续直行”。
他们为什么有此不同的选择?性格或某些关于个人的盘算绝对不足以解释，否则历史太过轻浮。在这背后，一定是重大的分歧，一定有深刻的思想原因，一定表示着基本理念已经分处两端。
将一切浓缩起来，问题跟一个词有关。这个词是：国家。
11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开拓于恩格斯、完备于列宁，而以列宁贡献最著。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意识形态上将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这一事物的理解进行了展开，但在当时而言，其学术的意味大于实践和指导的意味。到了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愈益向实践层面进展，革命愈益指向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和思想家，列宁思考国家问题的角度和目的，已明显不同于过去。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第二年将其出版。自其1918年问世以来，无产阶级政党便拥有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二战后，随着共产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权，这本书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根据资料，毛泽东对马列原著本身阅读有限。其中，《国家与革命》却占据了极特殊的位置。他对此书的注意，早至1926年6月。那时，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中，首次提及《国家与革命》，并发表如下感想：
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看来令毛泽东印象深刻，他以后自己掌国，果然对上述所谈恪守不渝。然而，毛泽东对《国家与革命》的学习并不到此止步。据《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毛在延安时期，“又认真研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尤其是，1946年在准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时刻，毛泽东第三次细读《国家与革命》。《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编者，根据毛泽东所读原本面貌向我们描述：
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组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
无论阅读之勤之专，《国家与革命》均堪称毛泽东于马列原著毕生用力最著者，它既是毛泽东最重视的一本经典著作，无疑，还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他将从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和教益?
国家理论，或者说人类对国家的认知，只有不长的历史。以中国论，国家形态大约自商代起脱离于部落成形，又在晚周至秦汉之间，经权力体系的分崩和重建，得到制度、结构上的进一步完善。但是，从商周到明清，历三千年，中国有国家的存在而无国家意识的存在。所谓“国家”，虚化为一个漫无边际的“天下”概念。进而观察，中国所了解的“国”，乃是“家”的放大，这种意识令诺大国家被看成某一姓氏之私产，而系于所谓“万乘之尊”的一身。所以，国家没有国民意识，国民亦无国家意识。这可谓中国自身精神传统中一大缺陷，至今社会意识以及国民人格的种种不健全，都是对“国家”缺乏正确认知的孑遗。
在欧洲，直到中世纪也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长达千年的宗教统治，抹煞世俗现实的所有思考，窒息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文艺复兴重开历史，导致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觉醒与回归，从而为通向反教会的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扫清障碍。在逐渐形成民族国家意识同时，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兴起，为现代国家意识奉献了另一条基石。利益诉求和冲突，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带动了对国家的本质、意义和功能的思考和探索，第一次真正把国家看成平衡、调解、维护各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机器，并在此基础上有立法、行政、制度等建构。这一国家理论和实践，亦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称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建立于欧美国家而为我们熟知。
十九世纪中期，无产阶级崛起，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开始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政治胜利首先为俄国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任务是，单纯充当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者已然不足，作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必须提出无产阶级自己对“国家”的理解和理论。列宁的表述是，用“无产阶级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将是资本主义之外，现代意义上的第二种国家理论。
《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根本命题：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其完整表述与逻辑，见诸如下一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不了解它的针对性，很难正确理解这种国家理论的含义。
作为君主制的反对者，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将君主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权力独享的王权转换于权力共享的民权。在这种努力中，引出了对于“国家”的根本看法：国家应当是一种合理反映、顾及所有人利益的秩序，“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取代了君主制的“共和制”这个名词本身，就反映和基于“调和”的认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及其选举制、代议制等制度体现，都是“调和”精神的贯彻。“调和”的思想，首先意味着承认和容纳不同阶级、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矛盾为客观存在，其次，它试图就这些矛盾采取理性态度，通过寻求利益平衡点、建立和完善社会正义程序，化解、抑制矛盾，而非扩大、增加对立，如此渐进、稳步地克服社会弊端和丑恶因素。显然，它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为最高理想。
《国家与革命》却认为，矛盾根本不可能调和。它从背反的方向来认识“国家”这一人类事物———国家不仅不能去调和矛盾，相反，它本身即因矛盾无法调和而产生。作为对人类之有“国家”的解释，这绝对是颠覆性的。它从源头上解构了“国家”作为社会合理秩序的意义，而看成人压迫人的表征和证据，看成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了这种逻辑，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对“国家”本身，视为必须消灭的对象。随着共产主义到来，阶级消失，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不复存在。列宁称之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
在此之前，即仍然延续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组建自己的国家后，必须不余遗力继续推进革命、以最终完成“消灭国家”的使命。这种认识，首先表现为鲜明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其次，将具体地贯彻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方式中：
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简而言之，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结束，相反，是革命在新的条件和层面上的新开端。最终来说，它要做两件事———不断输出革命，将所有国家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然后，由于资产阶级被消灭，无产阶级国家也自动消亡，人类进入大同的无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一生所读以中国旧史最多，那里面并不能为他提供现代的国家认知，在西方近代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及历史哲学各方面，从他的阅读书目来看没有做过系统的了解，然而，对于《国家与革命》却曾复读三遍。以此推之，应能断定他对“国家”的理解与运思源出何处。黄克诚回忆了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不久，1949年5月毛泽东和他的一次谈话：
我们边吃边聊。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黄克诚自述》)
《国家与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无疑地，在即将领导一个国家之前，毛泽东有过根本性的思考，并就方向拿定了主意。而且不但是认准和抱定，他还积蓄着极饱满的热情，去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潮，永无止境。从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了清晰、连贯、层层递进的思路，每一重大举措都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而来。对内如此，对外也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己任，努力输出革命。
总之，毛泽东的治国实践，须臾未离列宁主张，视国家为革命的平台，同时也将它用为革命的资源，不断发动新的革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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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毛泽东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推行“革命”时，曾经追随并拥戴他的同志们却显出犹豫之色，产生困惑以至歧义。在战争年代，他们与之保持着一致，现在却越来越跟不上“思想”。1949年黄克诚与毛泽东就建国后大政不同期待的对话，绝非偶然和孤立，毋如说相当有代表性。1959年的庐山，当毛泽东已经发动整彭德怀的攻势后，后者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黄克诚自述》)简单一语，道破冲突与矛盾的实质。彭德怀毅然直谏，无非因为眼见“大跃进”的后果与“富国”愿望背道而驰。毛泽东又为何批他右倾?也无非是彭德怀将“富国”置于“革命”之上。他们一个只想“富国”，一个则以“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为指南，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最高目标，去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消灭资产阶级残余、灵魂深处闹革命……
1962年，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根源也在于“国家”与“革命”。当“大跃进”几乎搞垮整个经济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补苴罅漏，推出若干略具改革色彩的措施，固是应急之举，却也透露了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务实态度。对此，毛泽东心中大为不满。危机刚刚缓解，他就在北戴河会议上告诫并指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烈否定“包产到户”等被事实证明于国于民有利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惠及经济和人民，只要它在生产关系上有非无产阶级化的嫌疑，辄必坚决扼止。这种以意识形态裁定一切、以“革命”与否为唯一准绳的倾向愈演愈烈，以至于“文革”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
如以弹琴比喻，那么，毛泽东对抚于手下的中国这张琴，一次次将琴弦调得更紧，终于调成“文革”那样紧绷的状态，令其发出尖锐刺耳的高音。“文革”中所搞样板戏，英雄人物每每以几令喉咙撕裂的高音行腔，并非偶然，而适足象征整个时代。可以说，“文革”中全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高音上运行，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弦断琴崩。
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见情形，是人民不堪赋税之重。共和国头三十年，人民辄不堪“革命”之重。虽然毛泽东胸怀远大、理想崇高，中国却并不能脱离大地、霞举天国，他的子民也无法过久地忍受贫穷与拮据，而渴望盘中多些甘肥、少些粗砺，或至少某些地方不再是全家人出门只靠一条裤子……说来意想不到，就连追随毛泽东一道搞“文革”的林彪集团，也不接受为“革命”不顾“国家”的现实，《“571”工程纪要》所引人注目地指控或打算利用的是：“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倘若国势窳隳已至于可为一个阴谋集团所利用，只能说那种情形太过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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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可得谓之弦断琴崩的一刻。摔死的是林彪，思想崩溃却是举国上下。当时一个青年这样叙述：
记得林彪事件发生时，我是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的。我懵懵懂懂地从床上坐起来，很久都没有弄明白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浑身发冷……
其情形奇妙地构成了双关———睡觉是讲述者正在经历的一个行为，然而她的“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却显然不仅仅限于此。所以她又说：
在这之前，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我们被告知什么是真理而且毫不怀疑，只要跟着那只挥着的手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鲁双芹《琥珀中的年月———对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
林彪事件的心理学意蕴，较之政治方面远为丰富。后者大抵三言两语即能讲清，而心理上的投影却斑驳陆离、因人而异。也许，“九一三”引起的接受和反应，是“文革”中最隐晦也最值得深究的一件事。它在不同层面上的“唤起”，决定了后来中国的走向。
如果说不谙世事、愚忠仰视的小青年从中收获了幻灭或如梦方醒，那么，遍历风雨、看尽沧桑的周恩来所感受的必定不同，对他来说，“九一三”应该谈不上什么“梦醒时分”，而将会是“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故尔，当纪登奎提到林彪事件之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寥然一语，却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而答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何谓“事情不那么简单”?盖以周氏最明白不过，是否“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本不取决于林彪的在与去，正所谓“原由别在”。而消失于省略号中的“还没有完……”一语，交织着更其复杂的内容，可解为忧虑，可解为自儆，更可解为“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明志与决断。
1956年“反冒进”后，周恩来不免忧谗畏讥，乃至“文革”初期委曲求全。所以如此，当然并非尽为个人计，但违心拂己终是实情，后议以此为不可者颇多。但笔者发现，对于“九一三”之后的周恩来，世人了解并不充分。那是一个前所不见的周恩来，其决绝、义无反顾、不惮毁誉，甚至达到以生命抗争的地步。
在此期间，仅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折辱就有两次。一次是1972年6月间毛泽东翻长征前旧帐，迫使周恩来连续三个晚上就所谓路线错误在大会上公开自我批判，《年谱》称之“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一次是翌年11月，由王海容口啣天宪、江青为主角，政治局开“帮周”会议，其间，江青给周恩来戴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其他发言者也有当面指责他“要搞修正主义”，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形容，从会场走出来的周恩来，“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蹉跎”。
之后评法批儒、评《水浒》，周更被指为“大儒”、“当代周公”、“投降派”……几年中，周恩来所受重压与欺凌，远甚以往，且同时饱尝病痛折磨;然而他毫无畏缩，如同一个强硬的选手坚持着艰难的比赛。1975年9月20日，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周恩来握住邓小平手，力赞其“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又拼劲气力大声言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何其壮也。
是什么可以支撑周恩来，让他“九一三”后于生命尽头，不再抑忍，而威武不能屈、临祸不苟免?一言以蔽之，“国家”而已。或者应更确切地说，是“中国”这两个字。自十九世纪末中国羸弱以来，几代志士仁人，主张或有不一，认识或有分歧，要之皆为救国、强国奋起，驱贫弱于国中。他们的初衷和目标，归根到底，都要看到祖国富足，“革命”绝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达不成这样的目标反而渐行渐远，被驱往由美丽辞藻装饰的乌托邦，甚至混乱无度、秩序荡然……当知悉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峡对岸经济呈崛起之象，周恩来的情怀回到了献身革命的起点———忧国与爱国。对他来说，“国家”是具体的，是栖息着八亿同胞、延续着华夏数千年历史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至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样的宏远之旨，则并非当下视线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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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这一困扰共和国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死结，终于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么以国家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要么以中国的稳定、富足、福祉为重，改弦更张，将重心置于经济建设。以上，是“九一三”致“文革”狂飚突然短暂停顿时，中国面临的两个可选项。毛泽东、周恩来各自选择了其中一项。
应该说，周恩来并不是一种历史意志的开启人，而只是选择者。他所归依的那种历史意志，早就存在于党内党外。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历史情形的特殊性，他勇于作此选择，仍至为关键。由此，历史终于出现拐点：1972年。在这一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几年，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的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文革”结束以至于今，我们清楚看见，延续整个前三十年的“革命”对“国家”的驱策，在后三十年中“时无重至，华不再扬”，就此完全作古。“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些我们耳熟能详、似乎只是枯燥政治口号的表述，实则潜藏着当代思想的惊世之变，在它背后，是历史巨轮的轰然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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