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3-11
周恩来为何会失去两个孩子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秉德等|口述 周海滨|整理）
1952年秋天，周恩来、邓颖超到上海检查工作期间，会见了在华东幼儿园当保育员的表姐龚志茹。龚志茹不无惋惜地说：“美中不足的是， 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无墓无碑无子女”，这是周恩来身后的公开秘密，其中尤以无子女成为周恩来家族的最大遗憾。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子女，周恩来夫妇对此事的态度如何，外界知之甚少。
被革命热情所扼杀的孩子 周恩来对此曾发怒
在北京南礼士路的一间茶楼里，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颇为遗憾地介绍了这一往事。
周秉德告诉周海滨说，周总理本人对这件事也感到非常遗憾。“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结婚后就率军东征，期间邓颖超怀孕了，当时是1925年才21岁。邓颖超觉得还很年轻，要以工作为主，革命为主，所以就把孩子打掉了。伯伯东征回来后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1925年8月，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邓颖超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中共党组织安排她前往广州，同时照顾她跟周恩来的婚事。
27岁的周恩来与21岁的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结婚。1925年10月，周恩来正带领黄埔军校学员跟随蒋介石在汕头东征。此时，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因为邓颖超的母亲是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使她也了解些药物效用，于是便选择了药物流产。这就是周恩来第一个未曾谋面的孩子，被革命的热情所扼杀的孩子。
邓颖超秘书赵炜介绍说：“总理那时候东征没在广东，她讲我给何香凝当秘书，我刚到广东还得搞妇女工作，我哪有时间生孩子管这个，她那时候我年轻啊，傻呀，说不好听就是蛮干，跑到地摊买打胎药，这时候她妈妈也在梅县，她妈妈懂中医，结果吃了那个药把人折腾死去活来的。”
从公开履历可以看出，邓颖超当时的顾虑不无道理，这段时间的周恩来异常忙碌：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
东征回来后，周恩来大发脾气。周秉德透露，“七妈真没见过伯伯发这么大脾气，他说你怎么可以自己作主把孩子打掉，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再说你也不能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相对立，我们生孩子就是为了接革命的班，你为什么私自打掉呢？”
事已至此，周恩来夫妇只好寄希望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当时只有21岁的邓颖超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邓颖超说，“我也曾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她选择了让母亲留在身边照顾，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七妈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吃得特别注意，吃得特别好。”
这年冬天，周恩来前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是恰恰是1927年3月。两人却分居两地。周恩来去上海，3个多月已经杳无音信了；为了养胎，邓颖超一直留在广州。
1927年4月，她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经医生检查， 胎儿发育正常， 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
周秉德说：“那时候就三天三夜生产不下来，生产不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技术又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什么现在的剖腹产啊等等，孩子太大了出不来啊，那么没办法了，医生就用产钳，当时就用那个钢的钳子，产钳去帮助这个孩子出来，但是用力太大了，孩子夭折了，就没有成活，可是称了一称分量10磅，10磅就是9斤多呀，现在9斤多的孩子都算是大的了，那时候确实是难以生产，所以她就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给孩子营养好，结果反而没有成活。”
因为难产，邓颖超请求医生用产钳助产，终于孩子还是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但是因为体胖身重和产钳用力过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邓颖超后来说，“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
周恩来与邓颖超
“坐月子”辗转流亡子宫损坏，今后不能再孕
周秉德说：邓颖超还在修养的时候，后来因为躲避大屠杀，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坐船辗转到了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呕吐不止，非常辛苦。
周秉德指的“大屠杀”系1927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捉拿周恩来。
“跟七妈在广东省妇联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子。那天突然打扮得贵夫人一样到她的诊室去说：你要赶紧转移，现在国民党抓共产党人，组织上要你赶紧转移到上海。”随后邓颖超母亲从传达室收到电报，同样要求她们迅速转移到上海。因为情况紧急，只能去找给她接产的医生商量。这位医生便将邓氏母女锁到后院小仓库中。“刚转移不久，国民党就到了，来查邓颖超。院长说我们这是有一个姓邓的产妇，孩子没有成活，她已经出院走了。他们搜了半天，无奈地撤走了。那时候，医院每星期有一艘小火轮船从广州到香港去采购药品，医生让邓颖超装扮成护士，到那去采购，她母亲作为工友，母女俩取道香港，然后坐船去上海。这么几天的颠簸，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一个产妇应该是去坐月子的，根本就没有坐成，又紧张又劳累地到了上海。”
在上海，邓颖超母亲登报找伍豪，“因为他笔名叫伍豪嘛，国民党不知道伍豪是谁，只说人我给你带来了，我们住在什么旅社。伯伯隐蔽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每天看报纸。他的心里除了每天的局势，还在等待邓颖超。他一看旅社的名字吓一跳，因为头一天有外地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就住在这个旅社被国民党抓走了。情急之下，他派人将母女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诊所。医生检查后说，邓颖超生产以后也没有休息，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以后你就没有生育的可能了。”
显然，经过这一路的颠簸和心理的煎熬外加上因难产而导致大出血未能得到治疗，一到上海便查出由于过度疲劳，她产后的子宫未能收缩恢复，今后不能再怀孕了。就这样，周恩来的第二个亲骨肉也与他无缘相见。
化名“李明”找林巧稚治疗 “无后”其实是二人最大遗憾
没有孩子，这是周恩来、邓颖超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治病。
赵炜回忆说：“刚进城不久1950年还是1949年吧，她到协和医院去查妇科，她化名，她平常拿药什么都写化名李明，不写邓颖超，到协和医院找林巧稚看病，林巧稚不知道她是谁，就说她的输卵管已经堵塞了，那时候她四十多岁嘛，她1904年生的，说你需要治，我可以帮你疏通，邓大姐说我都四五十了，不用治，几十年了，算了吧。”
“后来林巧稚有一次还跟我叨叨呢，她说赵秘书那时候我要知道是她呢我非得说服她给她治，叫她生个孩子，可是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动员她，她不接受，邓大姐也说没必要不可能的，因为几十年了嘛，说没必要二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通的，没必要所以她不后悔，从来没有说无儿无女伤心啊，她没有，所以她和总理同样对一些孩子都很喜欢，所以他们两个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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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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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朱琦夫妇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撰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部队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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