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5-31
吉鸿昌：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东城区炮局胡同里，现在仍存抗战时期的炮楼。
人物档案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字世五。1913年加入冯玉祥部，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炮局监狱牺牲，时年39岁。
老北京有句俗话：“你小子再不老实，就送炮局”，指的就是炮局监狱。日伪时期，炮局监狱成为“日本陆军监狱”。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城区的炮局胡同，仍然能看到高耸的围墙和密密的铁丝网，还有4座残存的炮楼伫立在胡同里。
炮局胡同21号的北平陆军监狱旧址，现在是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办公地，包括吉鸿昌在内的革命先辈们曾在这里就义。
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
18岁那年，吉鸿昌应募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人封“吉大胆”。
年轻的吉鸿昌，文职做到宁夏省政府主席，军职升到22路军总指挥，已经是个大官了。1930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令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给他送来了河南省主席委任状。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政策的吉鸿昌拒绝接受命令，撕毁了委任状。为此他被蒋介石撤销职务，被迫“出国考察实业”，实则是变相流放国外。
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秘密回国，并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吉鸿昌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克了塞外重镇多伦，击毙日伪千余人，声威大震。9月部队进入平北山区却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吉鸿昌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调停条件，含泪离开了部队。
打麻将换座躲过刺杀
1933年10月，吉鸿昌秘密回到天津，他在法租界的家很快成为中共的秘密活动联络站，并于1934年5月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当局密令刺杀吉鸿昌等人。
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与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见面会谈，他们在45号房间内借打麻将牌掩护研究工作。特务们在楼道里佯装玩拍球游戏，并借口找球进屋侦察情况。当时吉鸿昌穿一身白褂离暖气较近。就在特务外出汇报之时屋里面打牌正好四圈结束，重新换庄，吉鸿昌坐到对面去了。阴差阳错之下，闯进来的特务一枪击中坐在吉鸿昌刚才位置上的刘少南，子弹弹回后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
法租界派巡捕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吉鸿昌逮捕，秘密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
喝令特务到他正面开枪
1934年11月22日晚，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进行“军阀会审”。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
就义时，吉鸿昌就像平时出门遛弯儿一样从容走向刑场，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捡起一根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挥手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就义诗。
写完他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特务们搬来椅子，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对拿枪的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持枪的特务都愣住了，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地举起了枪。
枪声响了，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野 实习生 李骁晋
资料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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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芬 为抗战献出6位亲人
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新村中心，耸立着邓玉芬塑像。
人物档案
邓玉芬（1891-1970），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先后献出了丈夫和儿子共7位亲人，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1970年2月5日病逝，享年79岁。
北京城区往北100公里，位于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新村中心，耸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岩雕塑，雕塑是一位年长的面带微笑的妇女，基座上7个大字概括了她伟大的一生——英雄母亲邓玉芬。
5月26日，不大的广场上行人稀少，村民在广场边闲聊，对于邓玉芬，他们并不陌生，“抗日英雄”“打日本鬼子死了好多亲人”“如果几个儿子没有牺牲，老人家现在肯定大家庭。”
邓萃芬，一个平凡的女性，却在70年前先后送丈夫和5个儿子上抗日前线，最终6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
响应号召送儿抗日
史料里简单记录了邓玉芬在1940年前的生活：邓玉芬未成年就嫁给了密云县张家坟村的任宗武。婚后她和丈夫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先后养活了7个儿子。
1940年，八路军10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6月，10团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我们家没钱没枪，可是有人，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就叫儿子打鬼子去吧。于是玉芬的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成为了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
到了9月，三儿子永兴受不了财主的欺压跑回家来，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毫不犹豫地又把三儿子送去了白河游击队，此后三儿子下落不明。
“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邓玉芬叫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五儿子找回来，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模范队。
1942年3月，抗日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和许多山地群众决定重返“无人区”。可丈夫任宗武和四儿子永合、五儿子永安在种地时遭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同时遇害，四儿子也被抓走了。
听到噩耗，邓玉芬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回到了猪头岭，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开荒种地。
苦难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这位母亲身上：1942年秋，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
幼子连病带饿死在母亲怀里
面对沉重打击，邓玉芬变得沉默寡言，此后带着小儿子在家里照顾八路军和伤员。她把战士们当成了亲儿子，她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药。
先后失去多个孩子的邓玉芬在抗战胜利前夕再遭打击。
1944年春，日伪军为了肃清“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围住猪头岭一带，邓玉芬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儿躲进山洞里，为了躲避搜山的敌人，不暴露藏在山洞里的乡亲们，邓玉芬情急之下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絮，狠心地塞进啼哭不止的孩子嘴里。
敌人下山时，孩子脸色青紫，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微弱地吐出几个字：“妈，饿，饿……”就这样连个大名都没有取的年幼儿子连病带饿地死在母亲怀里。
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玉芬泪洒坟头，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大儿、二儿、四儿、五儿、七儿。
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逝世，享年79岁。临终前，她嘱咐公社干部和亲人：“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