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7-17
农村改革先锋 被赞“要吃米找万里”
1979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第一届同学合影。图/IC
主政安徽期间支持农民“大包干”；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时期主持修宪，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
改革生涯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一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万里视察发现农民穷得“没裤子穿”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这里，万里带头打破“左”的束缚，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到任之后，他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王相坤撰文称，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据媒体报道，万里曾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万里之子万伯翱曾向媒体回忆说，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当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批评说：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是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在他看来，这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
万伯翱向媒体回忆说，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包产到户”试验开启农村改革
万里调任安徽一年后，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于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王相坤在文中写道，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同样是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现任小岗村书记吴夕民昨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小岗村，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若是没有万里同志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
王相坤在文中写道，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地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3月14日9点58分，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现场，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万里对与会人员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预祝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成功！现在，请常务主席主持主席团会议。我就告退了。”
这次会议是万里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最后一次亮相。1988年至1993年，万里担任全国常委会委员长五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86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39个工作汇报。
86部法律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曾表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这86部法律，就包括《证券法》。证券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连洲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股市初立时出了一些不规范的事情，199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出要起草《证券法》，“《证券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万里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对宪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目前，执法检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监督手段之一。执法检查制度化也源自万里，1991年12月，万里提出：“一定要抓好法律制定后的贯彻执行,这方面要下大力量进行监督和检查。人大常委会要把制定法律和法律制定后的检查监督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按照这个意见，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把执法检查监督放在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制度。
1989年7月15日开始，一块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字样、由紫铜铸成的牌子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外的圆柱上。这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这一变化也发生在万里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在此以前，曾有群众抱怨，不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哪里。经万里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上作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挂牌办公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个立法规划，也始自万里。早在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万里就提出要制定出一个五年立法规划。同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立法工作要制定规划，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三年后，首个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1年10月-1993年3月）》出台。
稿件/新京报记者 王姝 贾世煜 李丹丹 实习生 刘韶馨
[新京报]
离休后自定“三不”：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1993年4月4日，北京，万里与女儿一起唱卡拉OK。 图 唐禹民/CFP
1995年11月28日，北京，万里正在打网球。 图 唐禹民/CFP
1997年1月19日，人民大会堂，离休后打桥牌是万里经常参加的活动。 图 唐禹民/CFP
万里离休后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离休生活
1993年3月31日，从政近60年的万里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万里给自己定了“三不主义”：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该说话的时候我还是会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报道，对于自定的“三不主义”，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
不过，万里强调，“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在政论家马立诚（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看来，万里1998年4月18日跟他的那次会面，“应该就是老人觉得自己该说话的时候”。
当时，马立诚与别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交锋》，书中对于左派思潮提出了批评，陷入争议，“书里批评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还有极左势力在上世纪90年代散发的四个万言书。出版后争议声和批评声浪很大。我当时还是一名记者，有人就提出应该把我这样的人开除出记者队伍，我感觉到了巨大压力。”昨晚，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马立诚说。
马立诚回忆，正当各种压力向他聚集时，他接到了万里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至今清晰记得这次通话中的每一个字，“您是《交锋》这本书的作者吗？万老想跟你见一面”。马立诚觉得很意外，没想到万里想见他，他意识到这次见面是一个好消息，“《交锋》就是磨砺改革锐气、冲破因循守旧的一次努力。书中提到了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万老是改革闯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坚持下来的，我觉得他应该支持《交锋》中的观点”。
1998年4月18日下午，马立诚从人民大会堂西门进入一间大厅。两点半，万里走了进来，一身深蓝色半旧中山装，脚下一双黑色布鞋，身后跟着一位穿军装的警卫。万里这一年82岁，头发和眉毛全都白了，但昂着头，身板很直，步履也轻快。马立诚迎上去，万里伸出手，久久握着他的手，用浓浓的山东口音问道：“你就是马立诚？”“你哪儿找那么多材料，把安徽农村改革写得很准确。”
马立诚说：“万老，您不是让我们多学习吗？我是按您的要求做的，前前后后读了不少资料，也向很多了解情况的人请教。”万里也笑了，用手指了指大厅北侧墙的一道门，那里有一间里屋。马立诚随着往前走，万里一边走一边侧过头来，大声对马立诚说：“你发了财了！”马立诚摇摇头：“没有。”“这本书不是很畅销吗？”万里回过头来看他，眼神里有点纳闷。
“目前，我们出书还没有实行版税制，而是稿费制，按一千字多少钱付稿费，一次付清。”“那你挣了多少钱？”“几万块吧。”万里点点头。
此刻，马立诚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他见过一些官，架子很大，说话拉长声调。万里倒像是一位可敬的兄长，没有官场上习见的高下距离。
进入里间，靠西墙有两个大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万里在靠门的一个沙发上坐下来，招呼他坐下。
万里侧过头盯住马立诚，神情有点激动，伸出左手冲他打着手势说：“《交锋》写得好。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不容易啊！当初我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搞家庭承包，阻力很大呀！当时北京一些领导人不赞成，给我扣了很多帽子，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搞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万里接着说：“我对他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当时斗争非常激烈，关键时刻亏了邓小平出来支持。没有邓小平那一番话，安徽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被扑灭。克服那个阻力好不容易啊！总结起来可以说，没有交锋就没有改革开放。”
万里问马立诚：“有没有人整你？”“‘左’的人物骂我，但我还没有挨整。”
万里忽然用右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高声说：“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马立诚点点头。《交锋》出版以后带来的压力顿时减轻了。
晚年一直保持打桥牌打网球
1998年跟马立诚会面时，万里已经82岁高龄。马立诚回忆，当时的万里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八旬高龄的老人，“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很平易近人。走路步伐很轻快，身边的人根本用不着放慢速度等他。说话声音很大、非常有力，常打手势，而且思维敏捷，经常几个字就切中要害”。
马立诚认为，晚年的万里仍能保持上述状态，与他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态度有关，“老人一直保持‘一动一静’的生活习惯，‘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就是打网球。而且，老人一生淡泊名利，离休后对自己、对家人都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化。不少媒体报道过，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含和堂，有的外墙体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可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走进他的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过去机关里常见的老式沙发，套着灰布套，在老百姓家中都很少见”。
儿女集资买毛主席批注新版《二十四史》
离休后，万里一般每周都会到先农坛体育场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万里可以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可万里从没有这样做。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称，万里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结果外出时，万里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离休后的万里生活简朴，“书刊是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直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万里唯一的女儿万叔鹏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为此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可她拒绝了。因为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万里总是说这样的事还是请书法家合适，“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
[新京报]
他们眼中的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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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与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万里接受肖伟俐采访时与其合影。肖伟俐供图
不一样的人眼中，有着不一样形象的万里。在儿子心中，他是一名严格的父亲，曾经不能理解，但最终一生受其影响；在记者眼中，他又是一位健康、活跃的老者，90多岁高龄仍在打网球……
儿子眼中的他 ▶▶▶
万伯翱：父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
万里长子万伯翱昨晚告诉新京报记者，万里去世前7天，因肺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7月14日，万里失去意识，家人都陪在病床前。“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
“父亲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不插手任何中央的决定。”万伯翱说，“父亲曾对我说：‘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万里说到做到，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仪式，万里没有出席；同年12月，首都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有出席。
万伯翱说，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父亲晚年的生活仍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父亲能活到99岁高寿，秘诀就在这一‘动’一‘静’。”万伯翱说，“动”是指打网球，“静”是指打桥牌，“小平同志健在时，父亲经常到小平同志家里或者人民大会堂桥牌活动室打桥牌，他和小平同志是桥牌老搭档。”
而“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
万伯翱说，父亲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自己的功劳，也没有给家人留下财产，“没有房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但他留给子孙的是宝贵的精神财产，”万伯翱说，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把18岁的自己派到农村去锻炼，“农村生活很苦，当时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去得勉强，现在回过头来想，父亲对我严格要求，使我在农村得到真正的锻炼，我一生都受用。”
万伯翱说，父亲对农民很有感情，197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很穷，没有裤子穿，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于是顶着压力支持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大包干”，开启中国农业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有很多反对意见，父亲跟母亲说，大不了不要乌纱帽了，也要让农民吃饱饭。”万伯翱告诉记者，后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安徽农业改革顺利完成。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地方官员眼中的他 ▶▶▶
厉有为：万里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
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厉有为回忆，当年对于深圳是否授予立法权的争议很大，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并且推动了深圳取得立法权。
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到京后，我先拜访了万里委员长，并再次汇报授权深圳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我们的准备工作。万里听了很高兴。我预感这一次授予立法权可能成功。
为了争取得到广东省的支持，我找到了来出席会议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他说：“我是支持你们有立法权的，但上级有关方面持不同意见。我带来了一份发言稿。”
拿到这份稿，我仔细阅读，发现不同意见有五六条之多。我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曹志同志。曹志同志又向万里委员长汇报。万里随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请专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合法性。二是由曹志协助做工作，说明这是党中央的决策。第三，大会安排厉有为同志发言。
曹志秘书长认真落实了万里委员长的指示，并有了结果。经法律专家研究，授权立法是合法的。曹志找了杨立谈话，传达万里的意见。杨立马上请示省委书记谢非（因当时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正在日本访问），谢非答复：按万里委员长的意见办。
在会议决定让我发言后，我连夜赶写发言稿，列出了五六条授权立法的理由和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发言的时间大约10分钟，发言完毕得到热烈的掌声。
1992年7月1日下午3时7分30秒，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出席117人，赞成107票，反对零票，弃权9票，未按表决器1人。
授权立法的议案通过后，万里同志说，深圳立法权来之不易，希望深圳珍惜、用好立法权。全国人大主管立法工作的领导这样解释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初衷：因为我们国家太大，需要在立法方面的“试验田”，深圳船小好调头，国家想做一时又不好做的，可以在深圳特区先行先试，成功了可以在全国推广，不妥了及时改正就是了。
据《深圳特区报》
记者眼中的他 ▶▶▶
肖伟俐：万里90高龄仍迷打网球
2008年奥运会来临前夕，国内第一部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作品——《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面世。
昨日，该书的作者，现任新华社总经理室总经济师、高级记者肖伟俐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该书写作期间，与万里接触的故事。
肖伟俐回忆，2007年6月24日，他为了书籍写作来到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当天，91岁的万里在工作人员和四儿子万季飞的陪同下打球。他身穿一件灰白色的网球T恤，浅色的运动长裤，脚着白色球鞋和袜子。
“万里喜欢双打，虽然移动速度有些慢，但是对球的判断，以及击打依旧非常有力度。”肖伟俐说，当天，他时有网前拦截，时有中场的抽杀，来来回回，看不出已是耄耋之人。
肖伟俐说，上世纪50年代初，36岁的万里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那时，每逢周日或节假日，万里就同贺龙、陈毅等同志一起，到天坛公园、三座门俱乐部和养蜂夹道打网球，切磋球技。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万里从未停止过体育锻炼，90多岁高龄时，他仍活跃在运动场上。
每周打四次网球、三次桥牌。这一动一静的两项运动，使万里保持了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也使他成为我国唯一一个获得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肖伟俐介绍，万里不仅管体育，而且一生酷爱体育。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万里还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迷上了打网球。万里打网球的球友包括李瑞环、胡启立等。解放后，他又和邓小平学会了打桥牌，他的牌友包括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聂卫平等。
上世纪80年代，万里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体育工作。这期间，他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鼓励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支持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支持举办亚运会、奥运会等。
肖伟俐认为，万里为中国体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一直关心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据他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在国际上屡获桂冠，万里还曾在家中宴请女排姑娘们。
他透露，在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选手郑洁和晏紫获得铜牌。万里还曾和两位姑娘在先农坛网球馆打了一场双打。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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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万里，向改革家致敬
昨日（7月15日）12点55分，中央书记处原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这引发全国民众悼念如潮，其“改革闯将，实干万里”的形象也引发人们广泛的追思。
万里是党内元老，他的生平事迹有很多东西可写，有很多值得总结。而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将小岗村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或曰“包产到户”的经验推向全省，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大幕，实际上也拉开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幕。
改革之于今日中国，是一项社会共识，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却充满争议，要受到“一大二公”的政治观念掣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万里主政安徽时，经过深入调研，推动安徽省委出台“省委六条”，明确“以生产为中心”等，实行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这些改革举措广受拥护，万里也被认为，为推进农村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邓小平就曾表示，“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而“要吃米找万里”也成了时代口号。
万里被民众悼念，正是因其当年的改革锐气、闯劲。他对农村包产到户的推进，对中国民主法治的推进，都灌注了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当下，改革这一关键词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图谱中，今年中国更是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此情境下，纪念万里，是对其政治人格的景仰，也是对老一代改革家改革精神的追思。珍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也能为时下的改革找到历史刻度。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语境下，有险滩待跨、有硬骨头待啃。这与30多年前改革开放时面临的一些情况相通：要继续发展，就需要破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机制弊端，需要触动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当年以邓小平、万里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家，甩开了膀子、迈开了步子，开启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辉煌；现在我们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同样需要“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敢闯敢试，敢于突破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上的条条框框，这是万里的“改革促进派”风格，也是最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地方。
“闯”不是蛮干，而是要实事求是，其现实立足点就是在民主法治框架下干实事。毕竟，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上没有固定模式可循，这更需要实干，并为其赋予法治化、制度化的内涵。万里给亿万民众留下了“改革闯将”的形象，而其精神实质就是遵循规律干实事。他之所以“闯”，是要解决其责任范围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他最终也“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解放，也会永久性载入历史。
而今，万里长辞，中国正行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路漫漫其修远。在此之际，人们悼念万里，是向当年的改革家致敬，也是让改革精神薪火相传，最终实现老一辈改革家们的夙愿，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