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7-18
别让万里等改革派政治家开辟的事业停滞
万里（中）等领导人参加劳动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陈季冰
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以百岁高龄平静辞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激起铺天盖地的缅怀与哀悼，也将许多人的思绪再度带回到改革开放前半程那段激情岁月中去。在改革共识日益破裂、改革目标日益模糊、改革动力日益衰竭的当下，这样的回眸总是能够让我们受益良多。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以万里、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工作在实践第一线的实干家就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30多年以后，我们尤其需要牢记——但却经常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年的改革开放并非“总设计师”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规划设计”出蓝图，然后再通过下发中央文件让下属一级级传达执行的。相反，正是由于万里这样的各级干部顶住来自上下左右的巨大压力(那时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依然盛行)，以自己的求实与无畏，为改革开放事业闯出了一条本来根本不存在的路，邓小平则是他们坚定的政治后盾。
这一点也得到邓小平本人的高度肯定，他曾说过：“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因此可以说，没有万里们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所作出的勇敢选择，改革就很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于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来说，当年那些改革派政治家的音容笑貌可谓印象深刻。历史有的时候会呈现出戏剧性的一面，2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总觉得“老人政治”令人窒息。到了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情不自禁地开始怀念当时的“老人政治”。我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和怀旧，因为在这一代人时间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必须放到中国极为特殊的语境中去审视——长达30年的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的毒害不只在一时，它的影响也许花好几代人时间都不能彻底清楚。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政治“老人”，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地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而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地需要有一大批传承他们衣钵的新的改革派人物涌现。然而，令人隐隐感觉到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在当代中国，直接受到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无可讳言的。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他们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的回应。
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累积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而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不匹配，社会远未形成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充分制约，这导致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与30多年前面目全非。正如一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在当今中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与怀有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结成阻挠改革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同盟，虽然两者的利益和出发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的。它的一些苗头，已经从之前曾粉墨登场的“重庆模式”等事件中显露端倪。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像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样，信心满满地认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我甚至略有些悲观地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可能已不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而是努力保住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避免走上回头路。这里所说的“已有成果”，是指有利于改革的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氛围。
这就是我们今天格外应该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的原因。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不久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费解之时，经常回顾当初改革共识的内容以及它的艰难形成过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希望到纪念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交出一份无愧于万里这一代改革派政治家的答卷，而不是让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开辟的事业中途停滞，甚至夭折。
[新浪网]
万里作为高级干部的示范意义非比寻常
1977年6月，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图为万里在安徽农村考察。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田东江
在我的眼里，万里是践行实事求是的典范。
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虽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解得晓畅易懂，然而，知易行难。万里的一生，以其“行”，诠释了“知”。
“要吃米，找万里。”这句诞生于改革之初的朴实民谚，必将流传千古。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则从安徽开始，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正是万里。在他的强力推进下，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当年，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就这样，小岗这个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为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符号，现在更被誉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1977年6月，万里主政安徽。其时，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未几，口号是“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加快普及大寨县步伐”。但主政安徽的万里，并没有盲从，从一开始便扎进基层调研，半年走了3000里路。他看到的是当地贫穷的程度：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当然，这只是治标，治本之策则是安徽省委旋即出台的农村工作六条(草案)。就是这个“省委六条”，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髓。它吸收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这些我们今天谈论起来似乎轻描淡写，但是在了解了时代背景之后，就知道在当时是如何的石破天惊！
以“行”诠释的“知”，才是真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党的干部践行实事求是的程度如何，关联着他为人民服务的程度如何、效果如何？因为大量的事实表明，那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各级干部，不在于他的调门有多高，而在于他的行动有多具体。与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毫无疑问，任何沾染了“四风”的干部，欲其为人民服务无异于奢求。这两年全国上下开展的党的群众性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集中解决干部队伍中的这些问题。然而，“四风”的形成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惟其如此，党的老一辈高级干部身体力行的示范意义更加非比寻常。
实事求是的关键就在那个“求”字，去调查，去研究。万里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点，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为南方日报编委、理论评论部主任。原标题：践行实事求是的典范)
[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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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对体制弊端的追问何时能得到解答？
万 里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秦前红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去世，引发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由衷地追思和关注。这对于一个离开政治舞台中心已逾二十年之久而又刻意保持低调的老人来说，似乎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殊誉。但在兹念兹，他却又是实至名归。作为肇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政治领导集体中杰出的一员，他有理想主义情怀，有很高的政治操守，有见识、有魄力、通晓世界潮流，能够真正了解并忠实于民众的意志与愿望。属于“忘之俨然，即之则温，听起言也厉”的伟岸君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他作为地方大员，还是担任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在务实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他还大声疾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这些都表现出他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奠定他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是不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此种认知高度在当时的党内不说是空谷足音，至少也是寥寥无几。在缺乏民主法制历史积淀的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的水平往往与领导人的感同身受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局限却最终决定了改革发展的局限。一个有兴趣的历史学命题乃是，如果没有政治命运的三起三伏，邓小平能否如斯坚定地开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彭真如果没有挨整、挨斗和秦城监狱坐牢九年的不堪经历，他是否还能够在主持八二修宪时坚决主张人格尊严的不受侵犯和人身自由的严格保护？老子言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中国的民主法治何时能够走出这种诡谲的怪圈，而完全达致凤凰涅槃的境界？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工程师”，万里将复杂的政治体制问题巧妙地化约为政治系统中的技术问题，从而既回避令人困扰的政治正确争论，又能直达政治体制问题的核心。他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言之为：“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万里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笔者将其视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一个深刻追问，但这样一个追问迄今并未得到完满的解答。举其要之，决策权的高度垄断化，决策过程的神秘化，决策程序的非法治化，决策主体的小圈子化，决策错误矫正不能及时化，以及决策过错问责困难以及决策浪费惊人、损害后果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下不仅没有减少或降低，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直面“万里式”命题，最为急切的解决之道在于：
第一，固然各种类型的决策都有民主性的向度问题，但低位阶、具体决策的民主化仅限于方式和程序问题，但最高层面的国家决策一定关涉到权力的民主配置问题。在民主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选择的前提下，任何终极决策权力都归于人民，并由人民承受其后果。在广土众民的国度里，则必须确立最高代议民主机构的决定机关地位，而不能以任何名义将其决定权虚置化。在阶层分化越来越突显、利益日益错综复杂的当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难以不借由民主的机制，就能自以为决策当然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第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开放言论自由。这不仅是因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是追求真理的必备前提，还是因为科学的决策必须要广纳群言，充分收集并占有客观全面的信息，同时还要置于开放的言论环境下接受批评和检验。否则一方面垄断决策权，另一方面又舆论尽操于手，无所制约，最终必然造成决策的恣意。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关于此点，万里有诸多精辟之论。比如，“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禁，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领导人要尊重人民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一样的话，甚至反对自己的话。”“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他认为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研究的，在没有进行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第三，决策权力必须纳入法治的制度空间。这既包括决策机构必须是有宪定或法定职权的机构，而不能是法外的临时小组和临时委员会等之类的机构；法外机构不能侵削或者僭越法定机构的决策权，近年来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各级政府首长负责制越来越名不副实，即可足证此点；又包括决策的成果必须通过法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法律、决定、决议等，而不是表现为名目繁多的批示、指示、文件等；还包括公开公正的程序决策，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应该容许决策中的辩论和不同意见表达，并尊重广大民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
第四，中国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厘清执政党的领导权与人民代表大会决策权之间的权力边界。执政党为要保持先进性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如何使这些方针、政策不冲击既有宪法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从而使执政党政治意愿的先进性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这是当下中国决策体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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