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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华国锋、邓小平在一起
本文摘自《文摘周报》2005年11月29日 05版 作者：袁小伦 原题为：由远及近到渐行渐远—叶剑英与华国锋的政治交往
叶剑英比华国锋大24岁。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叶剑英在饱受了300多天“流放”之苦后，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从长沙调来北京三年零四个月的华国锋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早已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此时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
叶帅点醒梦中人
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的意图“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因而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被正式确定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本来，华国锋“资本”单薄，毛泽东重病时给他写了三条，它们是：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有了这三句话，华国锋就像吃了定心丸。然而，江青集团却打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妄图取代华国锋对毛泽东临终嘱咐的专有诠释权以及接班人的地位。在叶剑英一而再的提醒下，华国锋猛然醒悟，于是他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组织反击。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他终于成了政治上的过渡人物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叶剑英与华国锋开始了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还针对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的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而且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我确实把他当做‘后主’”看待了
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开25天那么长的时间呢？原来要说服华国锋承认错误和要他辞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次会议也因此连续开了9次会。
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犯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叶剑英的这番话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大家对他的批评以后，感到难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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