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2-05
新华网成都１２月１日电 当这个彝族男子第一次享受到毒品带给他的兴奋时，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是贫穷，耻辱还有死亡。
吉则石干（化名），３９岁，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大温泉村的村民，２００２年筛查中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
“我现在活得连狗都不如，”他说。
吉则石干的家住在山谷里。冬天一到，气温降到零下，外面寒风呼啸。他裹着黑色的察尔瓦，瑟缩地蹲在土坯房中间的火炉旁取暖，不停地咳嗽。他的下身已经开始生疮，他知道这象征着自己到了发病期。
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张单人床，其中一张床上躺着他的盲妻。这是他能留给三个儿子的所有家产。
吉则石干原在当地的一家木材厂工作。１９９５年，他几个在外打工的朋友回乡，常请他抽烟。
“一开始，我不知道那烟里面掺有毒品，”他说。两三个月后，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毒瘾。
吸毒花掉了他所有积蓄。“当时母鸡一下了蛋，我就立刻拿去换毒品，” 他回忆说。
在２００２年一次普查中，吉则石干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妻子要和他离婚还喝了农药。人虽然救活了但是眼睛瞎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等人照顾。
因为吸毒，吉则石干被逐出家族。他的乡亲们也非常看不起他。“领救济金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我指指点点。”
更让这个父亲痛心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也被同龄人疏远。
对于他的孩子，吉则石干忧虑重重。他不知道妻子是否也染上了这个病，而他的小儿子是在他发现自己染病之后出生的。他想给儿子做个检查，但是能做检查的医院离他家太远了。
实际上，让吉则石干纠结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害怕孩子会被检查出艾滋病阳性。他反复说，他的小儿子和他一样，下雨天总会犯关节疼。说到这些话的时候他流泪了。
凉山彝族自治州与云南省毗邻，在金三角边界。１９９５年凉山州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感染者。迄今为止，全州共记录在册艾滋病感染２０８５６例。而据２００９年统计，这个州总人口规模为４７３万。
由于凉山州地处山区，资金有限，交通不便，要进行全面彻底的筛查几乎不可能。但是当地政府官员认为实际的感染人数要高得多。
吸毒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８０％左右的感染者是通过吸毒染上艾滋病的。截至去年九月份，凉山州共登记吸毒人员１１２６１人，其中８３％都是１８至３５岁的年轻人。
性传播导致的艾滋病感染数量也在增加。据昭觉县卫生局副局长金生介绍，凉山州的艾滋病人群以农村低文化水平的青壮年男性为主。
“彝族农村至今仍保留着婚前性自由的传统，”他说，“很多人没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即使一方感染了艾滋病，性生活仍一如既往毫无保护措施。”
村民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当金生问四开村一个妇女为什么明明知道男方感染了艾滋病还要嫁给他时，对方回答：因为他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济金和救济粮。
凉山州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艾滋病感染者。
目前凉山州建立了１０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和１台美沙酮维持治疗流动车，开设了５４个美沙酮维持治疗延伸点，对接受治疗的生活困难人员减免费用，已累计治疗４８３９人，正在治疗１３９３人。
政府还组织培训村医督导员，组建了以乡村医生为主的督导员队伍６３６６人，建立“人盯人”的艾滋病防治模式。
通过与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凉山州同时开展了对大龄艾滋病孤儿的技能培训。“他们应该学习如何依靠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儿基会艾滋病项目官员许文青说。
布拖县是中国艾滋病传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感染率高达７％。上半年，布拖县给１７７１名孤儿每人发了一床棉被，发放生活补助金１２．６万元。
但是许文青说，更多的孤儿事实上无法领到补助，因为他们没有上户口。
“以前，凉山州的村民不重视上户口，也不重视上学，”她说。
阿依吉扎（化名）是金阳县丙底村的一个１５岁男孩，父母均死于艾滋病。父母没有留给他的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房子，房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旧相框，里面是父母还在世时的全家福。
他没有户口，政府无法给他补助，儿基会给他提供了两只羊，他现在靠卖羊毛为生。
另外一个问题是资金匮乏，许文青说当地一个县民政局全年的行政费用只有３０００多元。
“当地官员本是希望能够挨家挨户的到村里走访，但是道路交通实在太差了，这３０００块钱还不够油费，”她说。
许文青曾经多次走访凉山州，每当说起这里的情况她都很焦虑。“感染者人数持续增加，他们的情况很差，没有去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就在她正在大力呼吁社会给予大山深处更多关注的时候，吉则石干表达了他对家人的担忧。
当新华社记者到访他家时，村子里刚刚举行了一个葬礼。远处的路上，几个身穿黑色民族服装的人缓缓而行。
吉则石干告诉记者，那个人也死于艾滋病。
“我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说。“我不怕死，可是我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他们孤儿寡母，他们怎么过啊？”他悲痛地说。（执笔：白旭；参与采写：杨迪 孙阳 曹妍 吴晓颖 高星 揣霄宇）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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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会让所有人都不安全
今天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1981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活动，宣传和普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联合国将2009-2010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确定为：“普遍可及和人权”，强调实现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是保护人权的亟须，而今年中国的宣传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据卫生部11月29日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7万余例，其中病人13万余例，死亡6.8万余例。而今年前十个月，广东省艾滋病报告病人数达1905例，较2008年全年1349例增加41.22%。报告病例由2004年全国第四位降为第六位，广东艾滋病明显向较高年龄组扩散。省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所所长林鹏解释，目前发病者应该是2003年之前的感染者。他说，这两年发病人数增速明显，不像前几年零星发病，这就是广东步入艾滋病发病高峰期的征兆，无法预测高峰期何时结束。
众所周知，艾滋病的数据统计口径时有变化，在准确性上难尽如人意。而未知的情势比不准确的感染人数更令人担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郭瑞香表示，现在估测的74万感染者中，有60%的群体是找不出来的。每年真正通过专门检测艾滋病机构检测出来的很少，大部分是在妇幼医院等生产过程和其他渠道检测出来。无法找到感染人群，已成了中国艾滋病干预、治疗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某些艾滋病高发地区，数据搜集遇到各种干扰。这让即使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分析也面临失焦的风险。以传播途径为例，卫生部2005年的数据显示，注射吸毒占40.8%、血液传播占23%、性传播占9%。卫生部今年报告说，历年报告病例中异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40 .3%上升到2009年的47.1%。性传播占比急剧提高，可2005—2008年间的演变也缺乏有效数据支持。
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血液还是性行为，涉及到对公共卫生中政府责任的厘定。对普通民众来说，采供血过程的血液传播仍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危险。个别省份曾经纵容血液采集的严重乱象，令艾滋病失控，消弭阴影尚需时日。但相较于混乱的数据统计，以及由此可能带来防治重点及方向上的误导，由此对艾滋病感染者带来的歧视是难以避免的，其伤害程度比病毒和责任缺失更深。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在中国8城市进行过一项6000多人的调查，其中31.7%认为因性行为或使用毒品而感染艾滋病是“活该”，41.3%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工作，47.8%的人不愿与感染者共同进餐。要正视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甚至由此带来的恐艾情绪，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在公共卫生防治的知识普及，以及探讨反歧视立法。
我国在消除和减少就业歧视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尤其是2006年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于2007年通过了《就业促进法》，但是就日前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中国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来看，现行《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中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等就业权造成歧视的条款仍然备受争议，H IV病毒感染者禁止强测和加强隐私权保护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相形之下，值得肯定的是，国家质检总局日前提出删除“境外居住1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回国时应在口岸做艾滋病检查”的原有管理规定，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和改善公众对于艾滋病感染者与病人的歧视心理。
歧视成为艾滋病感染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在艰难的状态下维权，大众理应给予安慰和扶持。要知道，惩罚式地对待HIV携带者，除了有利于体制推脱责任外，还会让后者更惧怕暴露，避免主动检查，更深地隐藏起自己，从而也间接地让那些持有歧视思维的人处于更不安全的境地。“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不是艾滋病人。”这是著名演员、艾滋病防治宣传大使濮存昕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同一个世界里，歧视会让所有人陷入危险。只有让艾滋病感染者更安全，其他人也才能更安全。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