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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疫情于国门之外 援非医生曹广:遭遇埃博拉重新认识生死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9-02

 

援非医生曹广:遭遇埃博拉重新认识生死

因埃博拉去世的几内亚医生盖斯姆(Gassimou)生前给患者查房。摄影/曹广

曹广和几内亚医生一起为患者手术。因条件所限,当时没有戴护目镜。受访者供图

中国援非医生曹广和几内亚当地医护人员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 对话人物·曹广

  男,42岁,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医生。2012年8月,作为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成员之一,曹广和安贞医院18名队员一起前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援非任务,其间写下467条微博的“援非日记”。

  2014年3月,因参与接诊科纳克里首例埃博拉出血热患者,曹广被隔离观察。因埃博拉疫情尚未蔓延至中国,他被称为“距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 对话动机

  8月25日至28日,在第23批援非医疗队行将归国之际,刚刚终结“援非日记”的曹广通过微信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截至8月28日,世卫组织通报,起源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1552人死亡,3062人感染。目前,中国多个政府部门已联合对埃博拉筑起防线。

  对于这种高致死率病毒,曹广不仅见证了自今年3月开始蔓延的埃博拉疫情,也经历了非洲医疗工作者在救治埃博拉患者过程中感染病毒死亡,经历了21天被隔离的生死恐惧,他在微博上的情绪相当克制。

  中国医疗队援非已有51年。近日,随着公众对埃博拉疫情的高度关注,援非医疗队员的生活状态、工作环境、可能面临的危险及防护措施,都成为关注焦点。

  出征援非

  援非医生大多经历非典

  新京报:2012年8月15日,你随第23批医疗队登上了前往几内亚的航班,你说过是自愿前往非洲。

  曹广:我报名时确实没想太多,普外科医师在那边事情相对会比较多。自己符合报名条件,身体素质也不错,对非洲、对援外医疗都感觉新奇。另外,医院对我们的待遇也比较好。

  新京报:出发前你经过8个月的法语培训和行前培训,都有哪些内容?

  曹广:出发前打过热带病预防针,两针吧。行前培训印象比较深的是请过老队员来讲课,介绍经验,增加了感性认识。

  新京报:你在微博中说,医疗队大部分队员都参与过非典战役,这次援非是特意选了有经验的医生团队吗?

  曹广:援非的医生都是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很多都是副主任甚至主任医师,所有人都经历过2003年非典,那年我也自愿报名了,只是没派去前线而已。

  新京报:在传染病的防控上,是否有准备?比如埃博拉病毒。

  曹广:对疾病的预防,并没什么特殊的准备措施,只知道当地热带病较多,如黄热病、疟疾、霍乱等常见病,艾滋病也比较多,但这些疾病我们都比较了解,并不是特别恐惧。对于埃博拉,行前确实没提到这个超级病毒。

  新京报:你在微博介绍,几内亚战乱频繁、治安不好、水电供应成问题。初到那里,你和你的团队在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曹广: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不熟悉,没经验。饮食方面,蔬菜和肉类品种少,也不认识路。其实战乱我们医疗队没碰上,上届(医疗队在时)打得厉害,据说还有炮。政治动乱倒是不少,游行闹事比较多。

  异国从医

  手术时两次被同行扎手

  新京报:你所在的中几友好医院医疗条件怎样,医疗设施是否匮乏?

  曹广:这是几内亚设备最好的医院。但手术室会停电,医生没有手术衣,用矿泉水冲洗伤口也是常事。医院的手术器械不齐全,开始连手术剪子都不好用,还是后来我帮助补充了一批。

  新京报:非洲医生的团队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曹广:当地医生的防护措施和他的医疗水平有关,确实比较落后。我们科的(非洲)医生还是很认真的,对患者也很负责。但确实“操作粗放”。

  比如,护士很少戴口罩帽子,扎针几乎全部徒手,输液消毒几乎没有。医生光膀子上手术,穿自己衣服做手术,手套破了依然手术。甚至有时值班可以没人在岗,患者液体都空了也没人换。我跟他们说过,但没用。不过患者倒也不计较。

  新京报:你曾经在术中被当地医生扎了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你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

  曹广:一共被扎了两次手,都是刚来的时候,第一次是台阑尾手术,那是我第一次在几内亚做手术,在北京都很多年没扎过手了。那次比较害怕(当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较多,且术前不查),但查了血没事也就算了。但接着,我又被扎了一次。

  新京报: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

  曹广:因为和他们配合不熟练,他们手术操作不够规范以及缺乏器械、护士。第二次被扎手我有点生气,我告诉他们,必须按正规的操作习惯来,否则我就等他们弄利索了,我再上。这样跟他们“打”了几次,慢慢就顺溜了,手术台也干净了很多。

  新京报:当地的医患关系怎么样?

  曹广:医患关系出奇地好。医院早上开会,门诊经常很晚才开,但没人闹。手术做好了,患者家属会很感激,我还收到过一个患者送的小礼物,是个用草编的小包。收到这个礼物我可开心了,要知道当地民众大多很穷。

  遭遇埃博拉

  徒手翻开病毒患者眼睑

  新京报:你在今年3月24日第一次知道非洲暴发埃博拉出血热,当时是几内亚政府发来的短信息吗?

  曹广:政府短信是对所有几内亚的移动电话发送的,不是特别针对医疗队。内容就是报告几内亚暴发埃博拉疫情,让大家注意卫生。措辞大概就是这样,并不是特别严厉的感觉。

  新京报:作为普外科医生,你对埃博拉病毒有多少了解?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曹广:当时我对埃博拉没有太多的理论了解,大学学过这堂课,但就是三五分钟的内容,因为国内根本就没有过。

  感受就是很突然,很倒霉。尤其想到我诊治过的那个患者,心里还是很警觉的。我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那个患者可能就是感染病毒而死。

  新京报:非洲当地的医生有着怎样的反应?

  曹广:我的非洲同事可真的不是很在意,3月24日,我跟几内亚医生盖斯姆(Gassimou)说要好好给病房消毒,因为我们病房一个出血的患者前一天刚刚去世。我说要提防这个患者是病毒感染者,他问我你怎么知道那人是感染了埃博拉?当时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埃博拉?结果不欢而散。转天我就隔离了。

  新京报:回想在医院你接诊第一例埃博拉患者,你和他有过怎样的直接接触?患者的症状是什么?

  曹广:那是一名35岁的男性患者,因腹痛、呕血、发热、乏力收入普外科病房,第一眼看到那个病人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奇怪,出血倾向,眼睛出血、胃肠道出血及腹痛、发烧。第二天尤其明显,病情急剧变化,我也是着急了。

  新京报:为他检查、治疗时,你有采取过一些预防措施吗?

  曹广:我曾为这名患者体检,徒手翻开过患者的眼睑,并且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查体作为常规操作是不需要戴手套的,其实我们外科大夫都很注意操作规范,这些都是融化在血液里的基本素质。当然处理传染病肯定是该戴手套的,但谁让事情偏偏发生在普外科呢。

  新京报:这位患者从前来就诊到去世,一共过了多长时间?他的遗体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曹广:患者是(3月)17号住院,18号晚上就去世了,也就是一天多。他死的时候没人知道这里埃博拉暴发,所以就是常规处理,患者家属给他拉回家处理,这是他们的风俗。处理尸体的时候我没在场。

  新京报: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埃博拉传染病事态严重了?

  曹广:感觉严重了应该是在4月份,几内亚第一次航班减少。

  盖斯姆离世

  他喜欢我们叫他“小盖”

  新京报:发现埃博拉感染者后,医院的医生也出现了被感染的症状?

  曹广:和我一起的医护有三个在周一(3月24日)说疲劳厌食。我清楚记得盖斯姆说周末就不舒服。很快就证实一周前死亡的那个患者是病毒感染,他们三个都有症状就一起隔离观察了。

  新京报:几内亚医生盖斯姆,来中国学医近10年,和你在一线合作近两年,你一共发了467条微博,至少61条提到他,可见你们合作的紧密和关系的亲密。

  曹广:嗯,他工作认真,对患者负责,但脾气倔,有时不愿意听我的。我能让就让,不能让就对不起了,“死掐到底”。但这些争执都是为患者好,我们每次“吵架”都能和解,就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

  他的样子到现在我还能记住,他生前一直嫌自己黑,他喜欢我们叫他“小盖”,我一共问过三次他的年龄,他誓死不告诉我,我说你一男的,有什么不能说的。直到最后,从他的死亡病历里,我才知道他的年龄——1966年生,(终年)48岁。

  新京报:他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曹广:最后这半年可能是手术多点,稍微好点了。他刚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每月都要还贷款,他生活确实比较拮据,一直抱怨挣钱太少。生活的窘迫和工作的执着之间是有落差的。

  新京报:你在被隔离期间还和盖斯姆通了电话,还能记起你们最后的交流吗?

  曹广:我跟他一共打过两个电话,都是互相鼓励,因为我也在隔离,记得最后一个电话应该是他去世前三四天吧,临挂断前,他还说回头给我打过来,但再也没有打过来。

  新京报:知道盖斯姆去世的消息,很难过吧,同时更担忧自己?

  曹广:对于他的去世,我很伤心,我失去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同事。自己确实也更紧张,因为病毒暴发后,我还跟他在一起干活超过一周,3月24日还做了一台手术。

  新京报:听说你还给盖斯姆烧了纸,按照中国人的习俗。

  曹广:烧纸是医疗队的吴医生提议的。我想想也行,总归是个纪念。烧的纸钱还是吴医生亲手做的,因为在几内亚没的卖。

  新京报:在今天,你想对去世的盖斯姆(Gassimou)和那位护士(Madamu Camara)说点什么吗?

  曹广:有一个中国朋友会永远记住你们。

  隔离的考验

  隔离末日告诉儿子实情

  新京报:当你被通知隔离时,是否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曹广: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好在一直没有出现症状,所以不是特别紧张。关于生死,倒是心里有过一闪念。但回想起来,我也真的能理解盖斯姆和几个出现症状的人,会面临多大心理压力。

  新京报:被隔离的人员涉及多少中方医务人员?

  曹广:中方医疗队就我和吴医生两人。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提到的隔离期有“两个21天”,一个是和患者的接触,一个是和感染者的接触,这各自意味着什么?

  曹广:“两个21天”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时间表。和患者接触,和感染者接触,这些都不是好惹的。

  新京报:21天是传染病最长的隔离时间吗?

  曹广:是的,21天是最长观察期。埃博拉(患者)一般都是5天发病,10天左右死亡,他们几个人也都是这样。

  新京报:4月5日,在接触患者的第18天,你在微博披露了被隔离的消息,你当天一共发了12条微博,是一天内发微博最多的一次。

  曹广:4月2日,我才知道Gassimou(4月1日)和护士Madamu Camara(3月31日)去世了,当时心情很差。其实那会儿我已经度过了10天的最危险期,差不多没事了,安全了。

  新京报:从微博上看,在公布接触过这样一种恐怖的病毒时,你还是很冷静的。

  曹广:4月2日到5日那几天,我确实心里难受,也是实在憋不住了,才说出自己就是那个被隔离的人。

  新京报:被隔离是在怎样的环境里?你每天都做些什么?队友每天送饭给你时,会和你说些什么?

  曹广:隔离就在自己的宿舍里,也可以到外面走走,但不能和其他人过密接触,说说话还可以。我每天都锻炼哑铃、报告体温。

  几个固定队友每天给我送饭,队长带头。我知道他们也紧张,就怕我出问题。他们每次看我能吃能喝的,就高兴了。因为埃博拉那个病的胃口不好。

  新京报:21天,对于一个等待好消息或坏消息的人,都有点漫长,情绪会有很大波动吗?

  曹广:时间确实挺长。情绪还算稳定,至少没吓死吧,呵呵。当医生的,可能还是神经稍微粗点。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把被隔离的事告诉家人的?

  曹广:隔离初期我就忍不住跟老婆说了,我自己有点儿扛不住,真是想找地方发泄,我老婆也是医生,还算是扛得住,不过她病了好几天,我担心得够呛。

  新京报:有告诉你的孩子吗?

  曹广:隔离期结束的那天我爱人才告诉儿子的,怕他耽误课。毕竟还是孩子,才10岁。他在听到一半时就泣不成声了,这是儿子第一次因为担心亲人而落泪。我很感动,他长大了。

  走出危机

  这只是医生职责所在

  新京报:当地医护人员感染,而你和吴大夫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你们的警觉性更高、操作更专业,还是防范措施更好?

  曹广:他们(当地医务人员)确实很多操作不注意。我们没事的最大可能还是接触(患者)的量不够。谁知道呢?确实有走运的成分在吧。

  新京报:在你印象中,中国医生团队的援助,给当地的医疗技术、相关制度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帮助?

  曹广:对普外科的帮助肯定是有的。手术范围比开始扩大不少,很多手术都是在这里第一次做的,而且效果都还可以。

  新京报:作为医生,你见惯了生死,在接近或遭遇一种致命病毒后,是否让你对生命和医者本身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知?

  曹广:我想在遭遇埃博拉时,没有人会淡定。我没症状都怕得要死呢。大话真的不要说,说了也没人信,没人不恐惧死亡。只是自己是医生,克制力稍微强点而已。

  重新认识倒是有点吧,只要健康活着就是最幸福的,任何患者肯定都会有这种感觉。即便得的是阑尾炎(小病),在手术前肯定都会害怕,这种心态在以前我确实没太注意过。

  新京报:467条微博,历时两年,记录了你的援非历程和遭遇,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段网友对你的评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拯救世界”,结合你的遭遇和这段话,你觉得这是对你和你的团队最大的褒奖吗?

  曹广: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但确实过于褒奖了。这只是医生的职责所在而已。我的微博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不要太拿我这件事当回事,这就是一个医生该做的,我也不是多风格高,就是这么想的。

  声音

  好的时候,盖斯姆(Gassimou)每月能开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其中500元用来租房,他是外科主任,5元钱一包的烟,他只能花一元钱4支4支地买。但他工作认真负责,工作的执着和生活的窘迫之间是有落差的。我想说,一个中国朋友会永远记得你。

  ——曹广回忆几内亚医生、合作伙伴盖斯姆,这位医生曾在中国学医近10年,3月下旬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4月1日离世。

  采写/新京报记者 温薷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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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埃博拉最近的医生:接触几内亚首都首例患者

  ■ 人物

  离埃博拉最近的北京医生

  安贞医院援几医生曹广曾因接触埃博拉患者被隔离,本月底将回京

  安贞医院援几医疗队的两名医生——普外科医生曹广和内镜专家吴素萍,都曾在今年3月因接触埃博拉患者而被隔离,4月解除隔离。他们被称为“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本月底,曹广所在的安贞医院医疗队将和友谊医院医疗队完成交接,回到北京。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将回到工作岗位。

  接触几内亚首都首例埃博拉患者

  曹广和埃博拉的接触“起点”,是3月17日,在位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

  中国医疗队队长孔晴宇记得,当天早上,普外科主任盖斯姆介绍了一个病人,这人两天前急诊住院时,出现了发热、恶心、呕吐伴消化道出血等症状。

  中几友好医院因没有消化内科,急诊的值班医生盖达把患者收到了普外科。很快,患者出现结膜充血和皮肤广泛出血点。

  曹广亲手为患者查过体。他翻开患者的眼睑,发现瞳孔异常,考虑有脑出血,建议CT检查,结果果然有颅内出血。这位患者很快死亡,曹广清楚地记得,患者死亡当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红得像兔子的眼睛。

  这名病人后来被证实是科纳克里的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患者去世后,盖斯姆就出现了发热、呕吐、乏力等埃博拉出血热的典型症状,经检测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4月1日,盖斯姆死亡。

  起个疹子都怕是病毒感染造成

  “老曹,13亿中国人中你离埃博拉病毒最近了,希望你坚强,你能理解。”这句话出自孔晴宇之口。

  3月27日下午4点,曹广正在打乒乓球。孔晴宇走了过去,宣布让曹广隔离。曹广二话没说,同意。

  医疗队内镜专家吴素萍,和中几友好医院的胃镜医生盖达一起工作。今年3月,盖达也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孔晴宇不得不让吴素萍也隔离。

  曹广通过微博记述了隔离生活。他说,驻地处被彻底清理,所有队员将饭在厨房盛好后回家用餐。对于个别隔离观察队员,派专人负责送饭,并观察情况。另外,所有队员都领取体温计,每天监测体温。

  尽管身为外科医生,处于健康隔离观察,曹广依然不能够完全战胜恐惧。

  “内心的纠结难以超脱。”曹广说,早上起来洗脸,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那种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出现一点点头晕就会开始紧张,想这是不是发病的先兆;就连身上起了一个小疹子,都要联想是不是病毒感染造成的。

  他开始强迫自己定期吃下维生素,也不再有心情听原来最爱的评书和相声。

  经过隔离 “感悟了生命”

  4月7日,曹广接触埃博拉患者满21天。期间,他没有发热,身体无不适。

  四天后,吴素萍率先解除了隔离;4月14日,曹广的隔离也正式解除。

  “我们医疗队只是恰好在几内亚工作,而我只是恰好收治了那位诊断不清,但后来被认定为第一例首都感染者的病人。”曹广说,自己虽然被患者污染过,但很幸运没有感染发病。这和经历了地震、火灾等灾难的幸存者没什么区别,只是感悟了生命。

  ■ 动态

  友谊医院否认“援非医生死亡6人”

  友谊医院称,微博传言系误读;该院援几的两批医疗队均无医务人员死亡

  新京报讯 昨天,有微博传言称“友谊医院援非医疗队死亡6人”引发公众关注。记者从友谊医院获悉,该传言系误读。

  作为第24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伍,友谊医院10名医护人员近日抵达几内亚。和以往相比,这批医疗队赶上了更加严峻的形势——埃博拉疫情。因此,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问题,也受到格外关注。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北京友谊医院组建的19人医疗队,8月16日将赴几内亚接管中几友谊医院,为期两年。目前,该院已有9名医务工作者感染埃博拉,死亡6人”。之后,该微博遭到大量转发,有网友误认为,感染埃博拉并死亡的医务工作者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并发表“友谊医院援非医疗队19人死亡6人”的微博。

  新京报记者从友谊医院了解到,该院曾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派出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此次援几是第二次。队员们到达几内亚后,将在当地的中几友好医院进行医疗援助。不论是哪次,均无医务人员死亡。友谊医院相关人士认为,“友谊医院援非医疗队6人”的微博系误读。

  记者从友谊医院获悉,为了备战援几内亚,医疗队成员们经过了8个月的培训。同时在医疗区、生活区、社会交往中的防护等方面,均已制定了预案,队员们被要求严格执行。

  昨天,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还表示,为做好北京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和应急准备工作,市卫计委近日已启动第二轮埃博拉出血热防控知识培训。

  ■ 揭秘

  北京医生援几面临“双重考验”

  除了危险的埃博拉出血热外,要在条件艰苦的几内亚驻守两年的队员们,还将面临很多考验。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贫乏、环境的艰苦;另外还包括医疗设备、物资的短缺,医疗技术的不发达。

  生活考验

  一天里停电高达400多次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几内亚发展指数在全球169个国家中排名第156位,将近6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黑人一天就吃一顿饭。由于食品类全靠进口,所以吃饭成本奇高,价格昂贵。

  北京市卫计委、医管局曾派出慰问团看望医疗队员们。由于几内亚是伊斯兰国家,医疗队员常年吃不到猪肉,慰问团带去的“慰问品”,就是食堂炖的大肘子和猪耳朵。

  安贞医院第23批援几医疗队的队员们还介绍,在几内亚,即使是首都科纳克里,甚至是总统府,停水停电也是很平常的事,并且毫无规律。“经常洗了一半的衣服,突然停电了;有时身上刚擦好沐浴液,停水了。而且即使有电,电压也极不稳定。最要命的是,很多小家电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设备很容易损坏。”在半夜停电的情况下,医疗队还发生过失窃事件。

  医疗队驻地内安装了ups电源,能够记录每天的停电次数。据介绍,最高的一天,停电记录达到400多次。如果手术时突然停电了,助手会掏出手机,帮医生照亮切口,继续手术。

  医疗考验

  手术时常用矿泉水冲洗腹腔

  “这里检查手段很少,病人也没太多的钱做检查。”一位参与过援几的医生说。

  中几友好医院刚开业时,超声科、麻醉科都没有当地医生,也没有手术护士,安贞医院的超声科大夫贺梅婷一个人担负所有的超声检查任务,吃饭时、夜里都会被急诊叫走。

  医疗队麻醉医生车昊是医院唯一的麻醉医生。这里的全麻手段是氟烷——一种吸入性麻醉药,而吸入法在中国已经摒弃了40多年。车昊第一次做氟烷全麻是治疗脑积水宝宝,一天连做三台,整整九个小时。

  让北京医疗队最为头疼的是卫生习惯。手术中,当地经常用普通的市售矿泉水冲洗腹腔。医院里没有止血带,遇到车祸骨折的病人,骨科副教授刘昌平等队员用血压计袖带充当止血带,才完成了手术。几内亚国家电视台还通过卫星,向整个非洲播放了这台手术。

  这里仅有的外科大夫手术技术也是参差不齐。普外科大夫曹广做第一台手术,就被当地大夫扎了一针。后来经艾滋病病毒检查后,曹广和护士王文静督促医院建立外科制度,医院才基本实现手术无菌操作。

  采写/新京报记者 温薷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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