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踪迹之李自成》

    《迷失的踪迹之李自成》于15日-16日在CCTV-1《见证-发现之旅》播出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个出身贫苦的陕北农民率众揭竿而起，17年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划上了一个句号。那个昔日曾经饱受苦难的普通农民，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闯王李自成。然而，就在北京登基后不久，李闯王的命运再次骤然逆转。他屡战屡败，公元1645年，李自成兵败九宫山，与过去无数次神奇地化险为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李自成结局的历史记载

    遍览明清两朝官方历史文献以及诸多私家著述，大都对李自成的人生结局作过记载，兵败九宫山，最终被当地乡勇围困，死于乱军之中。

    公元1645年5月 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 这一天，李自成逃至湖北九宫山，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

    九宫山之战应该说是两战，一战是在清朝军队穷追李自成到九宫山下，这一仗中间李自成基本上是全军覆没，这个时候李自成只带了二十来个人突围。

    一路上，李自成又被当地乡勇截击，随行部从四散逃逸，他也单人匹马落荒而去。然而，险峻、陌生的九宫山让逃亡变得异常茫然而艰险。

    因为李自成被当地乡勇所杀，地点在深山之中，清军又不在现场，因此，在奏报朝廷李自成被杀后，为慎重起见，阿济格还是专门安排认识李自成的人前去辨认尸体，结果却出乎意料。

    王戎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清史学会会长，根据清宫档案和历史记载的深入研究，王戎笙发现，阿济格并没有掌握真正李自成已死的确凿证据。

    他说是认尸，认尸又尸朽莫辨，就是尸已经腐朽了，弄不清到底是不是李自成。结果又有第二个奏报，第二个奏报就说得更含糊了，更不清楚了，因为找不到尸首，说李自成死了，你找不到尸首，找不到证据啊！

    验尸的结果竟然是因腐烂而无法辨认！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它的不确定性不仅可能改变李自成的最后命运，就连其他当事人也将遭逢命运的突变。

    阿济格的第二份奏报到达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在震怒之下，对他的谎报军情进行了严厉地训斥：先前你说李自成被杀死了，但是现在又说他逃跑了，你怎么能这样欺骗朝廷呢！

    因此，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济格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因为欺诳罪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阿济格自己也不会想到，此后他的人生会继续因为李自成而跌宕起伏，最后竟至天翻地覆。

    处罚了阿济格，很快阿济格就平反了，把他降为郡王，降为郡王后来很快又恢复亲王了，甚至于到多尔衮临死的时候，把他当作最亲信的人。

    阿济格的再度升迁似乎是清廷为他的欺诳罪翻了案，透露出清廷可能最后还是相信李自成被杀了。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一道谕旨却彻底改变了阿济格家族的命运，谕旨重点提到阿济格“往追流贼、诳报已死”。

    有人说给阿济格翻案了，但是有乾隆的批谕证明了没有翻案，而且阿济格子孙都被削去爵位了，成为庶民了，而且乾隆批示里面就说：第一你是欺骗朝廷，李自成已经被灭了，后来你打仗的时候，你还在地方搜刮，虽然说你有一点点功，但是功不抵过，所以子孙削了爵是咎由自取。

    此后，清廷谁也没有再为阿济格翻案，也许这才是清廷对李自成下落的最终态度。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何腾蛟奏报考证

    有关李自成的最终结局，除去清史中的相关记载之外，还有当时偏安江南的南明朝廷。对他们而言，任何人都可以忘记，唯有李自成，这个让他们国破家亡的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一次事件的主角则换成了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

    何腾蛟也有一个向南明政府的一个奏报，这个奏报说李自成已经死了，也是和南明联合抗清的一部分将领他们讲的说李自成已经死了，李自成死了，他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而且说是满营痛哭。

    《明史·何腾蛟传》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南明皇帝大喜，立刻封何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总领军队，但是却暗自怀疑李自成没有死，原因就是何腾蛟的调查结果也与阿济格一致。

    东台寺钟铭和碑文考证

    1985年3月 湖北通山

    这是通山县组织的一次文物普查行动，任务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文物线索，并无明确的目标。按照事先掌握的情况，他们即将抵达的是一处早已毁坏的寺庙遗址。

    湖北省通山县文化体育局文物管理股股长 范国干

    范国干:上午我们赶到当时的杨林公社，经过和乡镇干部的了解，和我们找一些老农、当地有一些知识的人了解之后，我们得知，距杨林公社三十里外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庙宇叫东台寺，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放弃。尽管说它非常古老，也可能成为一片废墟。

    然而，这一次例行的普查工作却让队员们有了意外的发现，这个发现则可能成为李自成结局考证工作的重要证据。

    范国干:首先我们发现那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树木竹子都长的非常好，它适合一个庙宇建设的地方。但是看到这个庙宇，到处都是残墙断壁，杂草丛生。我们好象发现了一个铁钟的顶部，露在砖石碎瓦堆的上面，这样我就雇了两个民工，花了三十块钱，让他们帮我们掏出来。

    在挖出铁钟之后，范国干开始查看并摘录铁钟上的铭文，突然间几个字印入他的眼帘。

    范国干:当摘录到崇祯十七年“闯贼据庵、僧溃无遗、庵又衰也”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我感到这似乎有些格外有用的价值。

    根据经验，有人提出在寺庙里一定还会有功德碑。再次寻找之后，结果与预期是一致的。

    当时庙里也有另外的两块碑，但是好象与李自成的进山没有任何关系，纯属功德性的。接着我们又把其他的颜色质地，就是表面上也象石碑的几块石头，五六块吧，把它们拼起来一看，它们仍然也是一块碑，这块碑叫摩阿逸多碑。我们就接着读这块碑的碑文，果然在这块碑的第二行还是第三行，也有“崇祯之末、毒遭闯踞”的这一段文字的记载。

    事实上，大顺军进驻通山境内是早有记载的。在康熙版的《通山县志》中就记录了“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的情形，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议的。尽管东台寺钟铭和碑文的发现从侧面证实大顺军部队确实曾经到过九宫山，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断定李自成一定就在其中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重日

    闯贼不是李自成的专有名词，就是说，李自成的任何部下的一股军队，一个将领，在一般的记载里，都可以把他叫作闯贼，你怎么能说闯贼两个字就是李自成呢？

    马镫的求证

    这是一只粗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马镫，经专家鉴定，它是明末清初的文物，如今它被收藏于湖北省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李自成纪念馆里。当年土改时，它从九宫山大屋场一个地主家的墙壁里被挖了出来，据说曾是这家的祖传之物。

    其实，关于这只马镫的渊源可以在《九宫山志》中找到记载。

    清道光年间 九宫山牛迹岭

    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山坡上，一户村民正在自家的田里锄地。忽然，他的锄头碰到了什么，很硬，于是他小心翼翼挖了下去。随后，他把挖出来的东西除掉泥土，原来是两只已经锈蚀的马镫。此时，恰好一个肩挑货担、游走四方的江北货郎胡某打此经过，当他看到马镫上端的雕刻时，这个见多识广的货郎禁不住心头狂喜，但他立刻让自己平静下来。

    几番讨价还价之后，胡某花了很多钱才把马镫买了下来。回到家后，他慢慢地进行洗刷，看到了黄金的颜色。他又继续再刷下去，两个字慢慢浮现在他的眼前，原来是“永昌”二字。

    崇祯十七年正月，闯王李自成自号顺王，定国号为大顺，年号叫作“永昌”。那么，这个刻有“永昌”字样的马镫也许和李自成有着某种关系，或者他就是李自成用过的。在马镫的上端，赫然雕铸着两只龙头。这在当年，绝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使用的，也不是一般的朝廷官员可以使用。

    龙形标志在封建社会是皇家的专利，也就是说这个马镫，应该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永昌的字样，还有龙形雕饰，这只马镫极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遗物。

    而今，纪念馆中收藏的这只马镫，与《九宫山志》中的记载极为相似。如果这只马镫真的是李自成的御用物品，那就证明李自成一定来到过这里，他被杀九宫山也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然而，谜底似乎并未由此揭开。现在纪念馆只见到其中的这只马镫，虽然有龙头形态，但是却并没有“永昌”字样，而那关键的另一只却迄今不知下落。仅仅凭借现在这只无字的马镫，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历史记载混乱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记载李自成的史料多达几十种，统观这些历史文献，一种奇怪的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专家们发现，在很多关键事实的记载上。竟然会有那么多的差异。

    刘重日：打死的时间起码有四五种说法，而且记载的死的方法，我大概初步统计了有七八种，有的说打死的，有的说自刎的，有的说到庙里去碰死了，是天谴，就是说神灭了他了，有的说是自缢的。

    王戎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候，民间的知情欲望很强烈。知情，到底怎么样了，谁打赢了，谁打输了，这个知情的欲望很强烈的时候，就不乏有很多揣测之词，很多猜测之词。

    程九伯考证

    在《明史》的记载中，李自成兵败九宫山，被当地乡民程九伯杀死。这个程九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九宫山大屋场，我们找到了这间古屋，据说这里就是几百年来程九伯家族所属的宗族祠堂。

    在《程氏宗谱》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叫作程安思的人，他就是为后世熟知的程九伯。在对他的记载中写道：“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并且，程九伯把首级、珠盔、龙袍献给了清廷委任的湖广总督佟军门。按理说，任何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报功领赏的机会，然而，程九伯的反映却有些奇怪。

    刘重日：这查得很紧，县官着急了，就跑到那个牛迹岭那里去，跑到小月山那里去，打死的不是程氏嘛，程九伯嘛，就给程九伯说，你们打死的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有赏！可是这个布告很早就贴出去了，但程九伯是一直没有敢去领赏，你想为什么，因为他打死的，金印龙袍都是写的李延，所谓冒功啊，你是要被杀头的，在那个时候，所以他不敢去。

    然而，在《程氏宗谱》明确记载了程九伯将死者的首级、珠盔和龙袍这些重要的物证已经全部交到佟军门的手里，而在阿济格的奏报中也提到当时乡勇曾缴获金印一颗，那么，为什么还是无法证实死者的身份呢？

    这不是证明那金印上写的不是李自成，所以他不敢交，所以那金印、龙袍、珠冠都没了，那只好掩藏起来了，所以最后丢失嘛，对不对？如果是李自成的，我把这金印往上一交，不就证实了嘛？哪里还有这几百年的争论？什么李延，大家在这里你说东我说西呢，所以本身就证明不是嘛。

奉天和尚墓葬

    夹山寺石碑考证

    在奉天和尚所在夹山寺原来的大雄宝殿――大悲殿正门东西两侧墙壁中，考古人员分别发现了用白泥封藏了很久的两块石碑，通过这两块石碑，研究小组获得了更多关于奉天和尚的信息。

    镶嵌在大雄宝殿正门东侧墙壁中的是《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因立于康熙44年，故又被称为“康熙碑”，系奉天大和尚死后30年的追记，碑文写道：因明朝末年的战火，这里几乎成了废墟。因为奉天老人从四川来到这里，恐怕这里就此没落，于是在这里住了下来。几年之后，夹山寺就蔚为壮观了。

    藏于大雄宝殿正面西侧墙中的则是《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因立于清道光年间，又被称为“道光碑”，碑文这样记载：顺治初年，有个叫奉天的和尚来到这里，招收了很多徒弟，寺庙的衰败得以彻底改观。

    龟形敕印的挖掘考证

    1992年9月，在重修夹山寺大悲殿的时候，维修工人在大殿中部地基里突然又发现了一个刻着“来力印”二字的石龟。

    龙西斌：“敕”是皇帝专用的一个名词，那么这个敕印是皇帝专用的。敕印可以作为道家的法器，但这个敕印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也作了一些推断和考证。

    根据鉴定：这个石龟也是明末清初的东西。查阅夹山寺历史的记载，当时唯有奉天玉大和尚德高望重，门下有弟子门徒数千之众。看来，这个石龟只有奉天玉和尚才能领受。一个和尚竟然运用了皇帝的做法，代表皇权的敕印却埋在大雄宝殿的中央，这个和尚的身份的确不可轻视了。

    龙西斌：敕印放在殿堂中间，第一它是作为修建这个殿堂之用，奠基之物；第二，它显示一个等级和身份。为什么？就是今后你们发现以后，我奉天玉和尚是个什么人。

大雄宝殿

    奉天玉诏铜牌的挖掘考证

    1994年2月，石门附近的一个农民在挖菜窖时偶然挖到一块铜牌，上面写着“奉天玉诏”四个字。经过鉴定，这块铜牌同样是明末清初的，而它显然应该是奉天玉和尚使用的物品。

    众所周知，“诏”历来是皇帝专用，奉天玉和尚用诏就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如此浓重的皇权色彩竟然集中在奉天玉这样一个和尚身上，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和尚。

    诸多的谜团让龙西斌一筹莫展，无法理出头绪。1984年9月，龙西斌去陕北米脂县开会，却无意间了解到闯王李自成的一段历史，这次经历将使他对奉天玉和尚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龙西斌：当时明朝认为李自成是犯上作乱，与祖父有关系，这样陕西总督汪乔年就派陕西米脂的边大绶去掘李自成祖父的墓，有一个塘报，李成，当时埋葬李自成父亲的这样一些经历的人，他们说李自成祖父的墓，父亲的墓，当时是三个穴，所以后来我们认定，那么这个一墓三穴是一个人，也是陕北米脂的风俗。

    与此同步，奉天玉骨灰坛上的方砖也找到了相应的解释。

    龙西斌：也就是圹符碑，这个圹符碑有一副对联：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水远，石朽人来。陕西米脂县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资料，就是陕北的人死了之后，男砖女瓦，男的就用砖，女的就用瓦。那么，这个福禄砖也是陕北的习俗。

    种种迹象表明，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闯王李自成，崇祯16年，李自成在起义过程中，曾经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与奉天法号相合，此外，敕印、“奉天玉诏”铜牌均属皇帝专用，暗合李自成大顺皇帝的身份；另外，奉天玉墓葬违背僧规却以陕北民俗埋葬，而李自成的家乡就在陕北米脂县。也许李自成并没有死在九宫山，而是出家为僧了。

   李自成禅隐的历史记载

    其实，李自成禅隐的说法古已有之，最早见于《澧州志林》的记载，是乾隆时任澧州知府的何璘《书<李自成传>后》中提及的。何璘在书中说，有一个姓孙的老先生对他说，实际上李自成是跑到了湖南的石门出家了。于是何璘就向很多本地的老人询问，听他们说李自成就是从湖北公安来到湖南夹山当和尚的，现在他的坟还在那里。

    充满好奇心的何璘于是专门来到夹山寺，寺中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和尚还记的夹山寺过去的事情，告诉他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入寺的，当时没有说自己从哪里来，但他的声音却像是西北的人。

    此后，又有一个自号野拂的和尚来到这里，自称是奉天玉的徒弟，对待奉天玉毕恭毕敬的。当何璘看到寺中珍藏的奉天玉遗像时，深深感觉到，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中记载的李自成是何其相似。

    野拂和尚墓碑考证

    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与夹山相邻的慈利县发现了野拂大和尚墓，墓碑上明文写道，老禅师出身行伍，出生在明朝，清朝去世。曾经“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

    龙西斌：“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吴王指的吴三桂，追是追随李闯王来到澧水。另外，我们在张家界，就是原来的大庸，也就是原来的永定，有一个天门山，天门山有座庙，就是野拂大和尚在那里建的。那么《永定县乡土志》怎么记载的呢？野拂为闯贼之余党，从石门夹山寺“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举”，讲的很清楚了，野拂就是李自成的下面的一个部将。

    《梅花百韵诗》残版、《支那撰述》残版发现考证

    那个时候，石门县根据《澧州志林》的历史记载，已经开始寻找和搜集与李自成相关的各种线索。既然奉天玉可能就是李自成，夹山寺当然就是重点 。果然，就在龙西斌和他的考察队在寺里的大悲殿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龙西斌：炊事员急急忙忙地跑到我们那里去，跟我们说，小龙 小龙 ，下面木板有字。这样我就急匆匆地跑去。

    在路上，炊事员告诉龙西斌有字的木刻板是维修工人们从大殿西墙上的一个洞里发现的，但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大部分都拿到食堂当作劈柴烧掉了。

    当龙西斌再赶到食堂时，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大量的木刻板已经被烧掉了，但是最后抢救下来的仅剩的几块不算完整的木刻板仍然让专家们惊喜不已。

    回到博物馆后，龙西斌和他的同事立刻开始对这几块木刻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结果是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原来他们发现的，就是后来被证实为奉天玉和尚《梅花百韵诗》残版，和野拂和尚《支那撰述》残版，这个发现让他们感到异常的兴奋。

    龙西斌：譬如有一首《马上梅》：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后面一个字脱落了，满堂春色暖融融。这个和尚他金鞍玉镫，和尚搞金鞍玉镫干什么呢；还有一首叫《东阁梅》，：东阁阁东头，徐听三公话政猷，煮茶当酒唤同流 。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皇帝手下的三个参谋，在这里谈政治 、谈军事 、谈经济 、谈文化，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三公谈呢？所以这个梅花诗的发现，更加证明了前人夹山的考证并非所妄。

    然而，不只是《梅花百韵诗》透漏了李自成禅隐夹山的信息，野拂和尚的《支那撰述》中也反映出同样的信息。

    龙西斌：“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尧帝之仁中宫皇，再愿满朝文武功”，也就是野拂和尚撰的，那么他称奉天玉为皇帝，然后在夹山再愿满朝文武功，夹山已经作为他的殿堂，登基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是讲的这样一个 ，与佛教是不相关的。

    其他文物考证

    在随后的几年中，夹山附近的石门县、临澧县、澧县等地又相继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和铸有“西安·王”字样的铜质马铃以及刻有“永昌”字样的折扇扇骨，这些东西的面世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李自成的禅隐。

    龙西斌：这当然对我们这个佐证，奉天玉是不是李自成，有一定的用处，提供了一种实物的证据，说明了大顺军就是围绕着夹山这个地方，以夹山为中心，围绕着这个地方仍然准备东山再起。

    让人惊异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临澧的蒋家有许多传世的文物，包括香炉、酒杯、玉雕等很多珍贵的玉器，经鉴定均为明末清初的器物。这些工艺超群、价值连城的宝物集中在夹山这片山区发现，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来路。相传蒋家原本姓李，为躲避清廷的追杀，才改姓蒋，当代著名作家丁玲，即为临澧蒋氏一脉，她曾说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

    龙西斌：只有李自成才能带过来，其它蒋家没有人在外面作大官，怎么能得到手中呢？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叱咤一时的闯王李自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李自成为什么要选择禅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兵败九宫山被杀的传闻？这其中又隐藏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苦衷呢？

    李自成禅隐原因

    面对无法抗衡的满清八旗兵，早在大顺军从北京撤退，李自成就有了希望能与南明联合抗清的想法，但自己是朱明王朝的死敌，南明朝廷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国大纲，所以一直无法实现。在遭遇武昌战役的失败、面对大顺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决断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刘重日：根据现在的综合分析，我就认为在武昌，恐怕有些谋士就给他出主意，让他隐退，而且让部下去联络南明，跟南明谈判、合作。他只有这两股势力结合，他才可能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中，他认为才可能跟清朝有力量敌对。

    也许是李自成的确采纳了谋士的意见，选择隐退。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怎样才会是一个最为稳妥的退身之策呢？李自成选择了出家，这在当时也许确实是一种明智之举，而另一个原因似乎和李自成幼年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

    龙西斌：李自成小时候，从六岁的时候到十岁，出家四年，当和尚，命名为黄来僧。所以有一些佛学研究者认为这也是还原，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还他的本来面貌。他与佛有缘，从小出家，到最终老了之后，又出家，认为是他的一个缘分，与佛学的缘分。

    选择夹山禅隐的原因

    李自成最终出家为僧，出家的地点选在了湖南夹山寺，这个地方也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

    龙西斌：当时夹山是三不管，一个是清朝管不了，第二个是南明王朝管不了，第三是土家族，石门是土家族，是湘西的门户，土家族也管不了。那么这个位置很重要，它进可攻，往洞庭平原，洞庭湖，江汉平原；退可向湘西北，退可守，是这样的一种战略的地位。那么根据我们调查所获，这个李自成的大部队达到澧州、松兹、公安一带，那么从这几个点，一个洛浦寺， 那里山峰比较高，再就是夹山寺，另外就是武陵山，再就是天门山，这四个点往湘西，都是每一个特区的制高点。

    禅隐前后的推断

    李自成很有可能在武昌战役之后，就暗中隐遁出家，此外，李自成特意安排了一个和自己极像的亲随在九宫山被杀，让他的消失变得更加合理逼真。而李自成本人，径直从武昌南下来到了夹山。

    剪落凡尘的李自成表面上看破红尘，心中此刻也许正是蹈海翻江。

    在夹山禅隐后，李自成仍然胸怀天下，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与大顺军余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联明抗清，“奉天玉诏”铜牌则成为最直接的证据。

    龙西斌：奉天玉和尚确有其人，但奉天玉诏就更加证明了，奉天承运的这个皇帝那就是奉天玉大和尚，奉天玉就发行了这个诏，那奉天玉和尚就等于李自成了。

    刘重日：他是秘密地节制，譬如你是我的部下，有好多部下，就说我要有关于大的决策，或者你们要报告给我什么，我要传达我的什么意见的话，就拿这个诏，就跟过去的虎符一样，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那虎符一样，有了这个你才能信他。

    禅隐说无法自圆其说之处

    然而，就在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的推论背后，却又将面临着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首先就是关于奉天玉和尚从何处抵达夹山以及抵达的时间。

    王戎笙：他说是从四川到湖广来的，李自成没有这个经历，一生当中没有从四川到湖广的经历，那自然不是李自成了。另外一个他说是顺治九年到的夹山，可是李自成是在顺治二年的五月历史上就没有他的记载了，没有他的踪影了，那么二年到九年之间他到哪里去了？

    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他与当地官员的交往极为密切，而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王戎笙：从奉天玉和尚和当地官员的关系来看的话，那正好说明他不是李自成。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官员和他来来往往很密切，很密切的，这个李自成的相貌特征是非常明显，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个眼睛瞎了，这样的相貌特征官员们就没有警觉性吗，那不可能。

    而奉天玉和尚的名号与当时的传统避讳也有矛盾，这同样让人产生怀疑。

    王戎笙：因为奉天玉他有法号，法号叫明玉，明玉这个不合理。因为李自成的祖先有一个明字，避祖讳，当时那个时代这个祖讳是绝不可以犯讳的，要犯讳的话那就是不孝。

    作为反映奉天玉和尚身份的“奉天玉诏”铜牌，仔细想过后，这个直接证据却又似乎嫌疑最大。

    王戎笙：奉天玉是一个公开的身份，在当地和官员的关系都很好，甚至修复夹山寺的时候，当地官员还捐了钱，关系很好嘛，来来往往关系很好，关系很好的人下面还有个诏，你就不怕暴露。

    特别重要的是，如果李自成果真退隐出家暗中指挥大顺军余部继续做战的话，必然是调度有方，行动统一，事实却并非如此。

    王戎笙：从他的余部来看，很混乱：有降清的，有降明的，降明又降清的，降清又降明的，或者降清降明之间徘徊不定的。从这种局面来看的话，那李自成不在了，李自成要在的话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大顺军余部结局对禅隐说的反驳

    李自成失去下落后，闯王余部几经徘徊，终于走上了联明抗清的道路，康熙元年，清军开始大举围剿，李自成的亲属故旧、宿将老卒最终被清军一网打尽。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刻，隐遁夹山的李自成难道不会暴露行迹么？而依据奉天玉和尚墓志铭，奉天玉和尚在此后十多年才寿终正寝。

    那么，奉天玉和尚究竟是否就是隐遁出家的李自成？史学界最终没有定论，所有的研究推理终久只是一种猜测。如果当年的李自成没有身死九宫山，也没有选择出家为僧，那么关于他的最终的命运结局，又有谁能真正知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