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玉玺”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近日有媒体报道，贵州当地有人到乡镇里找富人推销“太平天国玉玺”，要价40万元，但是他们对“玉玺”的真假难辨。对此，文物部门提醒读者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国家明文规定不准私自买卖文物。
　　其实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以“天国玉玺”为噱头欺骗百姓的事屡见不鲜。1864年7月18日，清军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毁于战火，而天王洪秀全的“天王玉玺”也曾一度下落不明。
　　今天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天王玉玺”，是在经历了无数战火后奇迹般保存下来的。而关于“天王玉玺”真伪的争论，史学界的怀疑声就一直没停过。
　　“天王玉玺”身份始终扑朔迷离。
　　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像历代皇帝一样，他也追求拥有象征无上权威的印玺。但与历代帝王不同的是，天王洪秀全有金、玉、木三枚不同的天王玉玺。传说，洪秀全的金印玉玺是由重达一百多两的黄金铸成的，上刻“太平天国万岁金玺”八个大字，四周雕有各种精致的图案花纹。金印的地位在天王的三枚玉玺中最为尊崇，平时轻易不用。
　　1864年7月,天京城被攻破时，太平天国的将士曾携带金玺奋力突围，以交给在江西的干王洪仁轩，但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失败，金玺落到了湘军头目、时任清廷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手里。
　　得到了天王的金玺，曾国藩如获至宝，立即将金玺派专人送到北京，向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报功。此后，金玺被保存在紫禁城军机处中。军机处的防守极为严密，无论是亲王显贵，还是部院大臣，凡不在军机处任职的，均不得在其门前停留。但一年后，这枚金玺却奇迹般的失踪，整个清廷为之震动。
　　两宫皇太后立即指派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忻督办这一大案。经过2个多月的明察暗访，依旧毫无头绪。最后，奕忻派人到北京城内的各大首饰铺、古玩店等场所查访，终于在东四附近的一家首饰铺里查到线索：原来是军机章京萨隆阿盗出金印，委托该首饰铺熔为金条十根，每根约重十一两；查处之时，已有两根金条被萨隆阿挥霍掉，其他八根被清廷追回，曾经无比珍贵的太平天国天王金玺就这样被毁掉了。
　　天王木玺现珍藏于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再说天王洪秀全的木玺。据史料记载，天王洪秀全的木玺有三寸见方，四面龙纹，中间刻有“旨准”二字，木玺印面图案内容与金玺相似，印文通俗易认，庄重大方。  
　　　木玺为天王洪秀全日常批签奏章及批准印刷时的常用印，现存的太平天国正式颁行的文献《天条书》、《礼制》等十余种书的首页上，都加盖有这枚木玺的“旨准”印，但木玺原件自1864年天京陷落后就一直下落不明。
　　直到1975年，居住在现南京瞻园路173号的居民在翻修旧屋时，在屋顶天窗的天花板旁，发现了一枚几乎被灰尘封没了的木玺。在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住户居民将木玺献出。后经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鉴定，认定此木玺就是失落了一百多年的天王洪秀全木玺。
　　据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考查推断，发现木玺的原南京瞻园路173号，曾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署机构“删书衙”所在地。这方木玺很可能是在1864年天京陷落时，当时“删书衙”的官员为了避免其落入清军手中，故将它藏到了屋顶天花板上，得以幸存至今。如今，该木玺珍藏于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太平玉玺”到底应当如何读？
　　最后说，关于天王洪秀全的玉玺。这枚“玉玺”为清白玉质，玉玺的印纽两侧均刻着精致丹凤朝阳的图案，玉玺四周刻有双龙双凤，玺面长、宽均各二十厘米，比清代皇帝的所有玉玺都大。
　　“太平玉玺”印面上刻有吉利韵语11句44个字。这些印文到底应该怎么读？对此，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就有3种以上的阅读方式，但最终都没有被公认为定论。
　　谢兴尧先生早年在《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一书中考证说，“太平玉玺”之玺文是仿照大地会的“腰平”制造的。根据“腰平”的格式，宝文的读法应当是：“太平玉玺，天父上帝，恩和辑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兴笃，八位万岁，真主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
　　罗尔纲先生则认为，如果依此读法，太平天国的尊卑次序是不合理的。“天王洪日”置于“天兄基督”之左，颠倒了天父、天兄、天王的排列次序。洪秀全在玉玺中公然超越天兄，这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中文大学的简教授也注意到了天父、天兄、天王的排列次序，他采用的读法是自右向左。但为什么将“恩和辑睦”句插入“八位万岁”之后？简先生未作解释。天王洪秀全的玉玺，其顺序到底应当怎样阅读，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玉玺“真伪”之争始终未停。 
　　关于这枚玉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怀疑是曾国藩伪造。主要理由是，首先，玉玺的尺寸与有关资料记载的“八寸见方”并不吻合，只有六寸见方；第二，天王洪秀全曾颁诏将太平天国改名为上帝天国，并且正式下旨玺印都要依诏改变，但这枚玉玺却仍称“太平玉玺”，与天王的诏书规定相抵触；第三，天王洪秀全的金玺和“旨准”印，在玺的边框上图案中的龙都是头向下尾向上，这枚玉玺却恰恰相反，龙头向上尾向下；第四，金玺上的“天”字，都严格按照天王诏书中避讳的规定，上面的横划要比下面的长，而这枚玉玺的“天”字，写法则比较杂乱，有的“天”字上面一横明显短于下面。
　　据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考证，当时太平军在与清军激烈的战斗中发现，玉玺的印记十分容易被敌人伪造。因此，不论是加盖天王玺印的诏书，还是其他诸王们的命令，在使用玺印的同时，都会再加上另外保密的暗号，并且非常强调当事人要亲笔手写，因为暗号和笔迹都要比玺印难以伪造得多。
　　另据李秀成在其自述里“招降十要”第七条中曾提到：“要求中堂（即曾国藩）发一谕与我，押带我文并往，有文去不用印信。今用印者，到我营中，其众将格而不信，他定疑中堂自造诱他。我在天朝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从李秀成，太平天国内部，尤其是军队之中，对于往来文件，“亲书密号”比文件上所用的玺印更加重要。因此，关于“天王玉玺”的真实性，一直有人提出怀疑，况且清军攻破天京时，曾于城内大肆抢劫屠杀，并且纵火焚毁了天王府，因此“天王玉玺”在战火中被毁也是正常的，但怀疑的一方始终缺少有力的证据。“天王玉玺”的确是对传统玉玺的一种反叛，它在玺印史上有着划时代变革性的历史意义。
    [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