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学发展到今天，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测谎技术的可信赖度正不断提高。
　　数十年来，研究者们殚精竭虑地研究测谎技术，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完美的测谎机器，使任何一个说谎者都无法避开它“火眼金睛”般的审察。但结果却令人一再失望。这种挫折感直到最近才得以改变。转折点就在于以采用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测谎仪的出现。研究者们认为，不久之后这一研究成果即可应用于司法测谎中，至少可适用于某些特殊案例的司法实践中。
　　早期测谎仪的缺憾
　　第一个测谎仪出现在1921年，也叫多种波动描记器（简称复写器），是一种能同时记录诸如呼吸频率、脉搏、血压和汗液分泌等生理变化的仪器。测谎人员询问问题，嫌疑人回答，同时复写器工作，然后根据仪器数据所显示出的嫌疑人生理变化程度来判断他是否说谎。
　　复写器证据被许多司法权认可，最显著的情形莫过于美国司法权对此类证据的认可。当然也有例外，如美国军事法庭就不承认这类证据。
　　此外，曾被寄予厚望的“人声分析测谎仪”其实也没什么用。它的设计者们认为，人声音中的颤动现象是撒谎的征兆，可据此进行测谎。但据华盛顿大学米切尔·萨默斯的研究，人声分析只能显示出一个人在承受多大程度上的压力，不能用来判断对象是否在说谎。
　　这两种测谎仪之所以面临山穷水尽的技术前景乃是因为它们依靠的仅仅是撒谎活动的二手迹象。在它们面前，一个好“演员”完全可以做到不露声色、收放自如。不仅如此，某些讲真话的人也有可能表现出这些迹象，被权力机构询问所造成的压力可能会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正因如此，目前的测谎研究正转向脑研究，毕竟，人脑才是谎言的直接发源地。
　　三项脑部探察新技术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丹尼尔·兰莱本博士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实验对象的说谎活动。兰莱本发给每位实验对象一个装有一张扑克牌的信封，并要求他们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报出与个人所握扑克牌真实数字不相同的一个数字。然后，研究员用核磁共振扫描观察实验对象脑部血流在实验中的变化。结果发现，当实验对象说谎瞒报扑克牌数字时，他们大脑中的前带状脑回和左前额脑皮层的血流量会增加。
　　兰莱本解释说，大脑前带状脑回的功能与抑制反应有关，其作用主要是集中注意力和纠正错误。说谎行为需要抑制大脑对“错误信息”（即事实）的反应，所以会出现大脑这一区域血流量增加的现象。
　　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布里顿·钱斯则尝试用一种名为“认知传感器”的技术来研究撒谎过程中的脑活动规律。在钱斯博士的实验中，实验对象头上戴着一个红外线发射器，从该发射器发出的红外线能穿越头骨进入他们的脑部。一部分红外线被反射回来，从反射模式中研究人员可以了解造成相应区域的脑组织活动情况，尤其是该区域脑组织血液流动的变化情况。
　　钱斯博士指出，不同的情绪干扰会造成不同类型的反射模式。当一个人撒谎时，他脑部所反射的红外线要多于他说真话时脑部反射的红外线，并且反射区域也比他说真话时的反射区域要大。
　　劳伦斯·法韦尔开创了第三种脑部探察测谎技术，他也是西雅图“脑部纹路识别实验室”的开创者。这种新技术以脑电图扫描技术（EEG）为基础，并已走出实验室应用于司法审查中。法韦尔把这种技术命名为“与全方位脑电图扫描反应相关联的记忆和编码术”（MERMER），并声称，该技术在确定某些陈述的可信性上可达到99.9%的精确度。
　　MERMER技术的操作流程如下：把一台标准的EEG机器联接在被测者身上，询问他一些特殊细节，例如一个犯罪场景的特殊细节。如果扫描结果显示被测者脑电波中缺乏一种名为P300的脑电波，这就意味着他不熟悉被问及的场景细节，也就是说，他对此问题的任何否认都是真实表达。
　　这一技术已经在两次司法审查中得以应用——其中一次支持了有罪判决的达成，在另一次审判中，正是使用了该技术才没让无辜的嫌疑人受到不白之冤。不久，该技术将被第三次应用于司法审判中。谋杀犯吉米·雷请求使用MERMER技术来卸去对他的谋杀定罪。雷被指控在1991年谋杀了他的前任女朋友梅洛迪·沃尔茨并杀死了他与沃尔茨生下的11个月大的女婴杰茜卡。根据MERMER技术所进行的检测，这个“恶魔”的大脑中没有对谋杀场景中重要事实的回忆，这些事实包括受害者的尸体是被放置在哪个房间之类的细节。
　　尽管还称不上完美，但这三种新技术取代陈旧的复写器测谎技术的日子已为时不远。毕竟，真的假不了，问题只在于如何去发现真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