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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杨振宁的婚恋故事 为热恋忘恩师忠告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3-19
书名:《人情物理杨振宁》 作者:叶中敏 出版:译林出版社2005年2月 编者按:82岁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28岁的硕士生翁帆结婚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关注。作为第一位取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这本书从他的父母亲说起,详述杨振宁的成长、求学、研究及得奖经过。除获诺贝尔奖外,也谈及他在科学界的其他成就,和他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及教育之发展的贡献。他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趣事也有披露,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 热恋让他把恩师忠告抛到脑后 1950年初的某一天中午,杨振宁与同事如常到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忽然间,他看到了邻桌上一张似曾相识的、清秀漂亮的女孩子面孔,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了,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于是他离座走了过去,对方也礼貌地站起来自我介绍,这一下,他清楚地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课时中五班的女学生杜致礼吗? 杜致礼的父亲叫杜聿明,因为父亲的关系,她经常有机会接近蒋介石和宋美龄,宋美龄对致礼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很喜欢。 1947年底,年仅十八岁的杜致礼决定到美国留学。她自小就喜爱音乐、艺术、文学,英文学得很好,赴美前,宋美龄亲自为她安排,让致礼入读她当年在美的母校、有名的卫斯理学院。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中看到杜致礼时,她来美已两年多了。振宁与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就在两人中间萌芽、开花,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 早在到普林斯顿以前,杨振宁的老师费米教授曾经忠告他,就是普林斯顿名副其实是一座“象牙之塔”,与世隔绝,在那里面呆得太久,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他劝杨振宁在那里研究一两年后就转换到更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里去继续发展。可是,这时已陷入热恋中的杨振宁,为了方便和杜致礼见面,已经把恩师的这番“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多久,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纽约举行婚礼。 翌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杨振宁按照中国人传统,写信给父亲,请爷爷给孙子取个名字。杨武之老怀大慰之余,给这位杨家的“长子嫡孙”取名光诺。 在为孙儿取名“光诺”的时候,杨武之的的确确没有想到:就在数年之后,杨振宁果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人。 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妒忌 1950年与杜致礼结婚后,杨振宁继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1952年被所长奥本海默聘为永久研究员。当时在这个一百多人的研究所里,只有二十位永久研究员,属于物理学的仅有五位,杨振宁是其中之一。 1950年,李政道以一篇关于白矮星的天文物理论文也完成了博士课程,随即应聘去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一年后,李政道也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杨振宁再度相聚。自此,两个人在学术上开始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多次发表联名文章,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外国同事甚至开玩笑地说,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感到妒忌 1956年的夏天,准确地说应该是1956年的6月22日,一项石破天惊的理论被提出来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一篇联名发表的文章《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中首次提出:θ和τ在衰变过程中出现不相等的宇称,是因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左和右其实是并不对称的。整个物理学界一下子都震动了,一些人大呼了不起,但更多的反应却是怀疑以至否定。 理论的提出,需要通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认。这时,又一位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出现了。她是吴健雄女士。 吴健雄,是中国最早期的留美女学生之一。50年代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和李政道是同事,和杨振宁也是好朋友。 吴健雄在美国和华裔学者袁家骝结了婚。袁家骝的祖父,是民国时期“大总统”袁世凯,其父袁克文,是袁世凯的长子。 在杨振宁、李政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吴健雄、袁家骝夫妇本已安排好一起到瑞士日内瓦度假及讲学,但看见两位好朋友提出了如此重要的理论,其他实验物理学家仍按兵不动,热情爽朗的吴健雄二话不说,马上取消外游计划,让丈夫一个人出发,自己留下来进行实验。 如此经过数月的反复验证,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杨振宁、李政道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宇称守恒这一基本定律被推翻。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段新闻。
获诺奖成家喻户晓科学明星 1957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共同获得。 这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头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了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杨振宁、李政道两人的照片登在报刊的封面上。一时间,杨振宁、李政道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颁奖典礼于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院大礼堂举行,诺贝尔奖章终于头一次落到了中国科学家的手上。 在晚宴上,各获奖者都需要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对杨振宁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场合,更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一般礼节性的致谢又怎能反映他此刻的激动心情?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杨振宁怀着复杂的心情,作了一篇充满历史感的、震撼人心的演说,其中他强调:“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杨振宁这一篇讲话,应该被形容为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良心宣言。在西方世界给予的巨大的物质奖励和荣誉成就面前,杨振宁并没有忘记他的祖国,更没有忘记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受过的苦难。他毫不犹疑地说:“我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 一般来说,讲这样一番话,需要有真正的良知和很大的勇气。而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为荣这一点,在杨振宁的一生中从没有动摇和改变过。
周总理特许约见邓稼先 1971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当负责接待他的科协负责人征询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时候,杨振宁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他希望见到的人。 名单上的人大多数是知名的科学家、教授,要安排见面不难;惟独是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名字,倒把接待人员难倒了。 这个名字是: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那时,新中国刚告成立,邓稼先一毕业就立即乘船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协助建立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失去了联络。直到有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爆”出来了——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等西方大国则目瞪口呆。 仅仅事隔三年,1967年6月,中国又再试爆氢弹成功,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被打破。 如同美国当年试制原子弹一样,中国从事这一秘密行动的科学家和研究基地所在地都是绝密的。但过不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搜集到及披露一些资料,在中国制造两弹的主要负责人名单中,邓稼先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美国方面相信,邓稼先是其中一个在技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 事实是,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5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决定,中国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那时,中国连铀原料也还未找到,更不要说其他技术条件了,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是从找铀矿开始的。 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中,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在北京西郊核武器研究所和青海省罗布泊沙漠实验基地,从零开始,领导进行有关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包括力学结构、材料状态、实验装置和爆炸过程……终于,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试爆成功,紧接着就是氢弹的研制。 但是,就在氢弹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大分化、大动乱之中。邓稼先在北京家中的夫人许鹿希被批斗,两个女儿被下放农村……这时的邓稼先,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提出了“提前完成氢弹试验,向文化大革命献礼”的口号,晓以革命大义,果然正在准备武斗的两派群众都安静下来,放下武器,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继续工作。结果,中国氢弹在“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6月试制成功。 结果,名单急呈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见。” [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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