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学史中，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一年，一个拿着3900瑞士法郎年薪的专利局三级技术员，一个平凡的已婚小职员，接连写下5篇改变整个20世纪物理学面貌的论文。这年，他26岁。

　　2004年6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58次会议正式宣布，将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奇迹年100周年的2005年定为“国际物理年”。

　　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879年3月14日生于德国的乌尔姆，1955年4月18日卒于美国的普林斯顿。76年间，留给世界的是众多科学奇迹，留给朋友、爱人的是无数凡人小事。

　　红玫瑰与白玫瑰

　　1913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个学者一个是普朗克，量子论的天才创始人；一个是能斯特，政治型的大学者。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此时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成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以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12个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时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

　　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花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

　　面对波涛汹涌的崇拜者们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获物”。把爱因斯坦弄得紧张万分。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和请求帮助的信。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种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

　　为年薪讨价还价

　　1933年后，爱因斯坦接受了弗莱克斯纳的邀请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弗莱克斯纳的连连追问下，爱因斯坦终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普林斯顿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给他正式职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3000美元。爱因斯坦问弗莱克斯纳：“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3000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对第一个要求，几经磋商后终于圆满解决,可第二个要求却让弗莱克斯纳为难了。

　　一个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年薪只要3000美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难道不会说普林斯顿在虐待爱因斯坦吗？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爱因斯坦提议，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爱因斯坦了。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说服爱因斯坦接受16000美元的年薪。

　　普林斯顿趣事

　　英费尔德在普林斯顿是爱因斯坦的助手，他回忆道，“有一次，我们走进普林斯顿一家影院看电影，我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15分钟才开演。爱因斯坦提议走一走。出来时，我向检票员说：‘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检票员笑了，他认为这是教授开的一个很成功的玩笑，就对爱因斯坦说：‘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