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一书生”———与胡适

　　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1891－1962）便是善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

　　季羡林到北大后，瞬间（十天）即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并兼东语系系主任。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他们共事三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不论是对教授、职员、学生，还是工友，都是笑容满面，谁在他面前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季羡林也成了“泰斗”、“大师”级人物，虽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可亲，却不乏先师之遗风。

　　在学术上，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季羡林自云，解放前三年，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其一是《浮屠与佛》，此文是读《胡适论学近著》而受的启发。探索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皆因当时胡适与陈援庵（陈垣）各持一端，争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季羡林根据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难题。这篇文章让胡适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相看。另一篇《列子与佛典》定稿后，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胡适挑灯夜读，立即复信，予以肯定：“《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寥寥八个字给季羡林莫大的鼓舞。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

　　“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季羡林如是说。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服。”一生在矛盾中度过。季羡林觉得这个“过河卒子”本质上是一介书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个书呆子”。一次他们俩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赶到，声明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与会者发言跑题，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胡适浑身是劲，滔滔不绝发表己见，一直到散会都没退席，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另一点让季羡林感戴的是，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出逃台湾前，他从南京要了一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时大哭一场。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在文章中他又说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拜谒胡适的陵墓，献了鲜花，行三叩大礼。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十多年前写的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

　　“教授的教授”———与陈寅恪

　　陈寅恪是季羡林的老师，也是季羡林人生草图的设计者。

　　历来做学问都讲究传承，季羡林对梵文的研究融会了中西的脉传，成就了一则中德教坛的佳话。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名家，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而“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那是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时，渐渐地萌发出对佛学的兴趣。戏剧性的是在哥廷根大学他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时的同学，而这两人又都是吕斯德教授的门徒。这或许就是命运中注定的一种缘。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德高望重，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但他与那些留洋归来的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对听陈寅恪的课，季羡林认为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特别是陈寅恪做学问“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熏陶了季羡林，以至毕生孜孜不倦，焚膏继晷，耄耋之年，还穷十年之功，写就皇皇80万言的《糖史》并译竣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尤值得一书的是《弥勒会见记》，当时德国和法国有关方面委托季羡林译成英文，季羡林当时考虑全是残篇断简，资料严重匮乏，加之自己年岁已高，目力不济，本拟婉拒。后再三思量，觉得他还是应该做这件事，他若不做，国人恐就无人能做了，外国人就会讥笑中国人在“吹”。于是，季羡林每天晨四时即起，中午休息一会，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达十二小时，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将其译完，现已出版。不幸的是自那时起，他的视力开始急剧衰退，目前已是执笔维艰了。

　　陈寅恪还对季羡林有提携、知遇之恩。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十年，准备回国。欣闻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不很了解季羡林学业的详情，但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竟是自己的同学，“同祖同宗”，岂不知情？陈寅恪即复长函鼓励一番，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是年秋，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遵陈寅恪之嘱，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探讨“浮屠”与“佛”的出现谁先谁后的问题，他用自己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到困惑的难题。季羡林把文章读给陈寅恪听，陈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能在该刊发文章，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连季本人也感到“受宠若惊”。显然，在季羡林的学术道路上，陈寅恪襄助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陈寅恪毕生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的成败与兴衰。各派学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独见。陈寅恪虽然是史学界的权威，但他尊重他人，从不以威压人和贬低他人（对一明史专家属例外）。尤其是对晚辈学人，他常会加以勉励。“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话的学者”，陈寅恪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这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大度和宽容。“英灵已作蓬莱客，德范犹熏门墙人。”陈寅恪的为人、学德脉传给了季羡林，以季羡林今日在学界的地位，他的不端架子、对人仁蔼可亲，足以明证他师承了“教授的教授”的真传。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他总觉得自己“还未能登他的堂奥”。

　　1995年，在陈寅恪逝世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作了长篇发言，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不过，令季羡林始终感到困惑的是，陈寅恪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介绍到清华，将他揽到自己的门下，却将他推荐到了北大？

　　“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与胡乔木

　　1949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收到一通发自中南海的信。信首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怎能忘却胡乔木。当年在清华，季羡林读外语系，胡乔木读历史系。胡乔木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胡乔木曾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羡林虽然痛恨国民党，但他怕担风险，未敢应承。大约一两年后，为避遭国民党的迫害，胡乔木离开了清华……

　　往事萦绕心怀。眼前胡乔木的来信不全是为叙旧，他是就有关大学院系调整问题征求老同学意见的。胡乔木说国家目前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及中央大学的边政系等合并到北京大学。季羡林自然高兴。此举使北京大学东语系顿时兵强马壮起来。

　　建国后的日子，胡乔木始终没有忘记老同学季羡林，常到季的寓所走访、晤叙。1951年，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胡乔木首先想到了季羡林，弥补了研究印度文化的季羡林一直无缘访问印度的遗憾。

　　后来，胡乔木的官越做越大，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奇怪的是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即令如此，胡乔木有了好的新大米、螃蟹之类，都不忘记给季羡林捎一点，共同分享。平素最讲礼仪的季羡林，却“来而不往”，“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他不喜攀“高枝”。

　　步入耄耋之年后，胡乔木的怀旧情绪日甚，屡对季羡林发出“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的感慨。一次，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展览会。会后他让季羡林陪同他到燕南园去看望了老同学林庚，后又想去看吴组缃，结果那天吴不在家，胡乔木只得怏怏而回。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是由夫人谷羽陪同的。在季羡林那“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再次并肩晤叙。季羡林感谢胡乔木送他签名本的诗文集。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令季羡林“顿时感到觳觫不安”，忙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呀”。闻听此言，胡乔木没说什么，“只是微微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一码事儿。’”

　　1991年，季羡林惊悉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再也坐不住了，“我真想破例，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但胡乔木不让。次年八九月间，住在医院中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他去看他。季羡林来到医院，见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他见季羡林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那时刻胡乔木神态安详，神志清明，不知怎的想起季羡林发在《人物》杂志上的《留德十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马上说等书出版后一定送给他。但季羡林也明白，那只能是一句美丽而“空洞的谎言。”

　　这次见面是他们的永诀。

　　《留德十年》出版后，季羡林想起宿诺，本想到胡乔木坟前焚祭一册。可胡乔木没有墓茔，他的骨灰撒入了大地。

　　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文章平淡从容，但温馨感人。季羡林说，他们相处60年。在他生前，他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回味60年的交往过程，顿生知己之感”。对于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对胡乔木颇有微词，季羡林坦然地说：“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

　　“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与吴作人

　　季羡林的怀人文字所写的，多系学界师友。吴作人（1908－1997）只能算是他文学艺术界的大同行，季羡林专写一篇《寿作人》可视为例外。更为例外的是，一生不喜欢拜访人的季羡林连老同学胡乔木家都不想去，却专程去探视了病中的吴作人。

　　季羡林和吴作人相识于1947年左右，那时北大还在沙滩。为筹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画展，季羡林向徐悲鸿借他的名作《泰翁的画像》。画展筹备期间，季羡林又请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和吴作人来作指导。此前季羡林早闻吴作人的画名，却不识其人。这次相见，吴作人在待人接物中表现出的热情、诚挚和纯朴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季羡林和吴作人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印度和缅甸。从出访前在故宫筹办出国图片展览到访事结束，前后八九个月，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们参观的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橘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友谊自然也与日俱增。

　　1992年，因为某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文化名人画册，笔者与友人一行应约先到季羡林家，后到吴作人家分别为他们拍照。当时吴作人先生已中风，病情较重。为吴作人拍完照后，照例请他在册页上签名以便制版。我们把签名册送到他手上，一页页翻给他看，请他照此签署。当他见到季羡林签的那页时，样子十分激动，用手指着季羡林的签字，双唇发抖，眼睛里含着泪花，非要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季羡林的名字旁边。虽然最后只画出一堆线条，但谁都可以十分清楚地辨出那是季羡林的“林”字。

　　季羡林得知后，次日便写了《寿作人》一文，发在《光明日报》上。他在文中说：“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在他心中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地位，”“往事如云如烟，人生如光如电。但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之后不久，便亲自到西郊华侨公寓看望了病重的吴作人。

    ■摘自《人物》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