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朱安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脚露出了真相。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败露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三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孤守青灯黄卷◎

外边的爆竹又骤然响起。鲁迅又饮了杯酒之后，从怀里摸出一枝香烟，点燃後慢慢吸了几口。他拿出日记本打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计算一下最近的收入和开销，他把买书的钱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地记在日记上。

看着这些帐目的碎片，鲁迅想到了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１９０９年８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７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後任学监，後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後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３０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２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４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５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１４年之久的生活，而这１４年中的前７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到北京後，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Ｑ正传》发表後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

後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恐怕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

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４５岁开始的新生命◎

鲁迅又喝了一杯酒。今夜，他的酒量似乎特别好。他想着年关就立下的买房契约，准备年後赶快搬过去。夜正长，路也正黑，别的事他不敢想。

但是，新的命运正等待着鲁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５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後，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这所新居纯粹是鲁迅自己的，兄弟们也不能干涉。搬入新居後，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又住了约１０个月，到１９２５年３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４５岁，许广平２７岁，朱安４８岁。

翌年，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６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１９４３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後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２８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６９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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