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的5800米营地

冰塔林采样

　　文／本报记者 郭兰英 图片提供／康世昌

　　-康世昌档案

　　1969年1月生，甘肃陇西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2000-2003年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工作，2005年珠峰科考队队长。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的冰川学及冰芯气候环境记录研究。近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青藏高原南部大气降水和雪冰化学特征，珠峰地区记录的数百年来东亚季风气候变迁，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北半球冰芯记录与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以及认识冰芯记录与大气环流的关系，探索冰芯记录中的气候环境变化代用指标等。

　　引子：

　　从11月14日到16日，连着三个晚上，在兰大、农大、师大的校园内分别出现了一位神秘来客。他带来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征服“极限”的精彩故事，讲到动情处，他的眼里会闪着泪花，讲到高兴处会神采飞扬，他用自己的亲历故事劝告学子们：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到来，让诸多学子兴奋不已。学生们仿佛也经历了一回“极地探险”，热情高涨。这个神秘人是谁？

　　他，就是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康世昌博士，也是2005年珠峰科考队队长，征服珠峰并为其测“身高”的甘肃人。许多人对康世昌博士的了解，仅限于他在珠峰科考成果的报道，看到的样子也只是频繁出现在媒体的风光人物。其实，这些都只是康世昌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他艰辛的科考生活背后，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像朋友一样的聊天

　　11月16日，是康世昌博士来兰做演讲的第三天。按照事先约定，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见到了康世昌。眼前年轻的康世昌和蔼可亲，肤色有些偏黑，乍一看很像个藏族人。一见到我们就很亲切地开始交谈了。

　　“几天前，我还在西藏，那里紫外线很强，尽管脸上涂了高效防晒霜，可还是被晒成这个样子。”康世昌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原生活。“一年里，我有很长一部分时间都在青藏高原工作， 时间一长，和当地的藏族人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谈到兰州之行，康世昌感慨地说：“科考工作十分艰苦，所遭遇的困难和险情也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只所以来兰演讲，最大的目的是让更多学生了解和知道珠峰科考的真实生活，尤其那些学地理的学生感触可能会更多。从现场情况看，效果不错。”

　　其实，在没有见到康世昌前，尽管我做了充分的采访准备，但还是有些紧张，深怕自己会问错了问题。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位科学家。通过几分钟的交流后，我感到，与康世昌博士的交谈竟能如此的从容和轻松，就像朋友聊天一样，这也完全打消了我最初的紧张心理。

　　我的父亲

　　无意中，康世昌提起了自己的父母。“我只所以有今天，和父母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969年1月，康世昌出生在甘肃陇西。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康昌世，似乎比别的孩子都懂事，8岁时，他就能自己打井水、挑水，还能赶着一群羊在山上放羊，基本都是学习和农活兼顾着的。“农村的生活造就了今天的我，永远都不怕吃苦。”

　　“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很严厉，从小我的学习都是父亲辅导，我也很争气，每次都能考第一，这些都和父亲的培育分不开。父亲还常常教导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要有毅力，这一点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更为重要。事实也证明了父亲的话是真理，会让我终生受益的。海拔6000-7000米的珠峰，人的高原反应十分强烈，有时候真感觉自己闭上眼就会死掉了；同样，在高海拔的冰川上，双腿就像灌了铅样的挪不动了；从冰山上攀上去谈何容易，只要手中的绳子一松什么都完了……每当这个时候，父亲的话总响在耳边，坚持、坚持……”我似乎找到了一个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从1997年到2005年，康世昌曾先后七次来到世界之巅珠峰，踏进海拔5200米至6500米的珠峰冰川地区，进行考察研究，2005年4月，他带领20多名科学工作者，对珠峰地区进行主题为“珠穆朗玛峰地区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的综合科学考察，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超人的毅力。

　　康世昌自己也说：在珠峰生活和工作，一半靠体力，一半，甚至更多靠的是意志和毅力。

　　面对母亲的坟墓大哭一场

　　当说起自己的母亲，康世昌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母亲很贤慧，自打我记事，她就任劳任怨地为一家人操劳。我是家里的老小，父母亲格外的宠着我，尤其是母亲。她的善良与博大的慈爱影响了我的一生。从母亲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

　　2004年4月，康世昌去新西兰参加国际冰芯钻取活动，坐飞机到达新西兰的第三天，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母亲去世了！”虽然他也知道母亲身体向来都不好，临行前，还专门打电话嘱咐姐姐要好好照看母亲，可没想到母亲就这样走了。挂断电话后，康世昌已泪流满面。如果，他要从新西兰飞回来也是能赶上葬礼的，可以看母亲最后一眼。但思虑再三，因为同行的另一位同事英语不好，自己离开后会对整个工作有影响。咬咬牙，没有听劝，他强忍着泪水仍留在新西兰继续工作。

　　一个月以后，康世昌才从新西兰回来了，等待他的却只有孤坟一座。母亲再也不会在村头等待自己归来了，再也看不到母亲慈爱的笑容，听不到母亲的呼唤了。“当我看到母亲的坟时，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跪在坟前，我嚎啕大哭了一场。爱我疼我的母亲就这样离开我了。”

　　在珠峰科考营地里最坚强的康队长此刻也显得那样的无助，我分明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人生会有很多遗憾的事情，母亲的去世对我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今，年迈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所以一有机会，我都会去陇西老家看望他。”

　　我愧欠女儿和妻子太多

　　对于自己科考工作的选择，康世昌这样说：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生来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喜欢大自然。虽然当时考兰州大学时报的是数学系，可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地理系的学生。后来几次的野外考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选择，原来这就是我一直追寻着的生活，我喜欢在大自然里工作。

　　可这一选择注定要失去很多东西。“有时候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都是野外作业，回不了家。”康世昌跟我们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在珠峰科考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几次报道珠峰科考的进展情况，几次都出现记者采访我的镜头。女儿只有三岁啊，当她从电视上看见我以后，就赶紧喊‘爸爸、爸爸’，见我不理她，她就生气了，跟她姥姥、姥爷说‘爸爸不跟我说话！’”就为这事，康世昌心里难过了好久，他知道自己愧欠女儿和妻子的太多了。

　　也是在那次《新闻联播》里，妻子看见镜头前满嘴都是厚厚地血痂、黝黑而瘦弱的康世昌后，才真正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在野外是多么的辛苦。“拍节目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的呆在高海拔的地方作业，高原反应让自己有些吃不消，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每天还要正常工作，结果嘴上起泡，旧血痂结巴了，新口子又裂开了。记得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嘴不能动了，血痂把嘴给封住了，我一点一点的用舌头把嘴唇给顶开了。呵呵……”一阵爽朗的笑声，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重新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年轻的学者，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开始越来越敬佩像康世昌这样的学者，面对高山缺氧，极度寒冷，面对跌入冰隙，跌落冰崖的危险，他们在世界之巅演绎着精彩的人生。

　　野外科考:快乐和危险并存

　　“其实，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寂寞和孤独的，而每一次野外作业，快乐和危险又是并存的。”

　　1997年，康世昌第一次去珠峰科考，这一次让他终生难忘。“看起来并不高的山，但真的攀起来却难于上青天，攀登高海拔的珠峰更为艰难。说实话，当梦想中的珠峰像一个‘神女’出现在面前时，白雪皑皑，女神显得巍峨而美丽，我在心里呼唤，‘女神’我来了，我一定要征服你！”接下来，“女神”给了康世昌一个下马威。

　　第一次攀登珠峰的每一步，对康世昌来说刻骨铭心。“到后来，体力不支，呼吸越来越困难，难受极了，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甚至到后来，心里想就这样坐着不动了。坚持、再坚持，那个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珠峰顶，感觉目标太遥远了。”时间一点点流失，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可以休息了，康世昌就像瘫了一样。“而这时的珠峰又是另一种美，明媚的阳光照耀在珠峰上，白雪晶莹剔透。当知道已是海拔5800米时，成就感油然而生。攀登过程是痛苦的，可当你真正到达一个高度时，又是幸福的……”没想到，第一次与珠峰的亲密接触，就让康世昌深深眷恋上了这位“女神”，这也为他以后孜孜不倦地珠峰科考打下了铺垫。

　　在野外作业中，危险会像幽灵一样跟着。2004年，康世昌去格拉丹冬的途中翻车了，当时就断了六根肋骨。今年去珠峰科考时，做体检X片上清晰地显示两根肋根还没有完全愈合。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除了采样等重要工作外，他还担负着整个科考队协作与安全工作。“我自己家搬家时我什么东西都不动，但在那里不行，很多仪器等着往上运。时间也紧、人手少，我首先得背啊！”。

　　这也让我想起了《新闻联播》里记者采访一位队员，问她这次出来的感受，这名女队员脱口就说：“感动！第一次在野外真正接触冰川事业，老师们的行动令我感动……”

　　二、世界之巅演绎传奇人生

　　文／本报记者 郭兰英

　　对于从来没有上过珠峰的人来说，迤逦巍峨的珠峰充满着神秘，令人向往。但对于参加2005年珠峰科学综合考察的队员们来说，向往背后就是惊险和艰苦。珠峰的美景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蓝天白云自由舒展，冰塔雪峰一路相伴，擦肩而过的牦牛……

　　虽然，科考回来已经有些时日了，但发生在珠峰的故事却让亲历者永远也无法忘记。不过，值得兰州人骄傲的是，此次考察甘肃人成了科考队的主力，比如秦翔、唐述林、杨兴国、井哲帆、刘伟刚都来自中科院寒旱所。另外的队员中，约一半的科研人员都曾在兰州工作或学习过。

　　这些甘肃人与其他科考人员在世界之巅演绎了怎样一段传奇的精彩故事呢？

　　中国科学院寒旱所冰芯与寒区环境重点实验室的井哲帆博士，算上这次科考已是第7次去珠峰了。他是此次科考活动的队长助理，主管行政后勤，这个“大管家”办事井井有条，讲故事也不含糊。听说我们要听故事，他就捡最难忘的故事讲。

　　从冰裂隙中死里逃生

　　井哲帆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康世昌博士死里逃生的故事。

　　“康世昌虽然称得上是老科考了，但那次掉进冰裂隙着实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井哲帆回忆起发生在4月30日的事。“每天他都要带着队员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采集冰雪样品。珠峰地区风雪无常，天黑得也很快。有时，科考队员只能顶着月光拉着样品在冰面上艰难地往回走。对于冰裂隙，康队长并不陌生，为保证第一次上珠峰的队员安全，当遇到前方有冰裂隙时，他就用冰镐画出来，提醒他们别掉下去。”

　　下午5点多，康回来了，笑眯眯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说：“今天害死我了，掉进冰裂隙了。”原来，放在垭口的一个大塑料桶被风吹走了，那都是康世昌从国外带回来的采样用具。可能是找东西太急，虽知前面有冰裂隙，但他以为还会有一段距离。结果，让他一下子就掉进了冰裂隙。他以很快的反应把铁锹架在了冰裂隙外面，仅能伸出一个手求救，他一边大声呼救一边摇手求救，当时，队员们都在工作，风雪中没有人听到呼救。几分钟过去以后，考察队员丛志远看到了雪面上的铁锹和摇动的手，才突然意识到康世昌掉进去了。丛志远连忙喊上几个人，带了绳子冲过去把康世昌拉了上来。

　　“50人吃1只鸡”

　　“在珠峰的日子里，生活条件很艰苦。由于高海拔，离城镇又远，珠峰的生活成本很高。从很远的地方买一些米、面、菜后，上珠峰营地还得雇牦牛往上驮，往往运一趟几百块的伙食光运费就得一两千元。即使这样，队员也只能经常吃莲花菜、土豆等不容易冻坏的菜。”

　　井哲帆讲了一段关于“50人分享1只鸡”的故事。随队炊事员是兰州人，做面条最拿手，但山上条件有限，面条就是用白水煮熟后放点盐放点青菜，而一个盛几十个人的食物的大桶里每次只能放几片青菜叶子，除了这几片叶子，平时的蔬菜就只有同样是淀粉的土豆！

　　一天，有人从兰州带回了5只本地的小土鸡，炊事员就给大家炖汤喝。晚饭时，炊事员抬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桶，说里面盛的是鸡汤。因为鸡是地质组首席科学家丁林买的，就让他第一个去盛。结果他只盛到汤没见肉，肉都在桶底呢！井哲帆笑着说：炊事员为了让大家能多吃几次鸡，那天晚上就只做了一只，也就是说，那晚是30多个人吃了1只鸡！后来，又有了新版本：“50个人吃1只鸡”了！

　　《考察日记》摘录

　　要说发生在珠峰科考中的故事，估计三天三夜也不一定能讲完。作为亲历者，能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感受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在这里我们摘选了一些科考队员们的考察日记，从中一起来领悟和感受科考人员一点一点征服大自然的过程。

　　2005年4月14日 晴 珠峰中间营地 海拔5800米

　　今天走了一生最长最难的路！全程8千米，海拔高差520米。行进时间7个小时。

　　早饭后，康老师带领杨兴国、唐述林和我向5800营地出发。行进途中，腿仿佛灌了千斤的铅，每走一步都要动用意志去克服不想动的惰性。既想休息又不敢休息，累得气倒不过来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时真想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但我明白一旦休息后，再次抬腿时会更难。就在分分秒秒的斗争中，努力地平和自己，告诉自己，慢慢走，每走一步就离目的地近了一步。不去看天，不去看地，只是努力向前走！

　　第一次休息的时候，包里的一半东西就跑到康老师的背包里了。在最累的时候，我真想哭，莫名其秒地就是想哭。有人说，在最苦的时候会想：我这是为了什么？我却没想这个问题，只是莫名地想哭，但也告诉自己哭也没用，惟有向前走。一路上，康老师不时地会停下来讲一些冰川知识，我当时的脑子真有些麻木了。这时候全部的精力就放在一个念头上，往前走！到达营地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到达5800米营地时，已是6点20分，看到营地帐篷的那一刻，眼泪落了下来。

　　2005年4月17日 珠峰高山营地 海拔6350米

　　在科考的日子里，我真不知“最”应该用在何方。在青藏线上，看到的美丽现在才知不是最美的，经历的苦难后来才知不是最难的。回头想想，青藏线，大本营，再到5800米营地，一步一个高度，一步一个难度，每次都觉得很难，每次都过来了。

　　今天又一个高度，从5800米营地向高山营地6500米进发。行程7千米，历时6个小时终于到达，瘫在高山营地的帐篷里。

　　来这里的路，我不知用什么词来形容，壮美，感动，坚持……一路的风景可谓壮美无比，从营地出发，翻过一个侧碛之后，一路就是壮观的东绒布冰川冰塔林了。先是亭亭玉立的单体冰塔林，一个个晶莹剔透，再往上走就是连体冰塔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千姿百态的冰塔林，我们一直在侧碛堤上，伴着这些千百年的精灵，向我们的营地前进。在高海拔的累，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累，张庆华老说，在高原上才知真正的英雄气短。向高山营地的后半段路，我只是机械地搬动着自己的脚……

　　2005年4月18日 珠峰高山营地 晴 海拔6350米

　　每一个海拔高度的第一夜都是难忘和难挨的。在半夜，海拔六千多米的狂风中，睁着大眼睛，看着风中摇摆不止仿佛要被风拔起的帐篷，才知道到达只是第一步的胜利。白天的极度疲劳使我9点多就入睡了，但不知几点就醒来了，头胀胀地痛，明显地感觉到帐篷里其他的人也都醒着。

　　4月11日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风把帐篷吹走的事情：在海拔5000多米的科考队营地帐篷里，因为高原反应，大气与物理组首席科学家马耀明似睡非睡。3点左右，他睁开眼，突然发现头顶星星满天、明月当空，他以为是在做梦呢，但耳边传来呼啸的风声告诉他这显然不是做梦。他立即从睡袋里爬起，才发现帐篷早被大风刮走了。

　　刚想到这里，一阵风起，帐篷开始摇摇欲坠，我看到康老师已跳起来打着手电跑到帐篷外面巡视去了。我紧紧地蜷着身子，想着这漫漫长夜如何过。秦翔的状况很不好，从上来后就一直感冒，但他一直坚持在高山营地。

　　2005年4月29日 珠峰高山营地 晴 海拔6350米

　　今天对我们科考队而言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康老师带人冲上了珠峰7200米，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在珠峰地区冲上这一高度。

　　早上不到9点，康老师他们简单地冲些豆奶粉吃了些饼干，就背着登山包，装着采样工具，提着冰爪上路了。他们今天计划上到7000米以上采冰雪样。下午1点半左右，对讲机里传来康老师不太清楚的声音：“我们已到达7200米！风很大，非常壮观！我们将开始采样！”对讲机里我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听到康老师激动的声音。

　　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些事情。在攀登过程中，虽然有安全绳从7028米到7500米，但当康老师他们到7200米时，在狂风中他们的手已冻得麻木了，风大得可以把人和安全绳刮离地面，而且这段路只有数米宽，一旦双手握不住绳子了，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候他们才开始下撤，从7028米处开始，每隔50米海拔高度采一次样，直到6500米……

　　2005年5月24日 珠峰高山营地

　　上午到6500米中国登山队营地取样品，回来的时候测绘队的队长下撤途中在我们营地休息，据他说前几天实际上死了两个人。加拿大人死在8700米，可能在下撤中体力不支，摔得头破血流，挂在绳子上。斯洛文尼亚的登山者死在8300米的帐篷里，看来攀登珠峰1/10的死亡率是有的。

　　2005年6月7日 珠峰大本营

　　所有人今天起得都很早，我也不例外。今天所有科考人员都要撤离珠峰了。

　　下午五点多钟，大货车终于来了，大家齐上阵，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东西装上车。终于要走了，我们在七点离开了大本营，汽车开动的时候我将头伸出窗外向送别的朋友们挥手告别，这一刻真的很感伤。当汽车翻越横亘在扎西宗和定日之间的一座五千多米的大山时，我陷入了沉思，不停地回望巍峨的珠峰，对她还有无尽的眷恋，直到她在夜色中逐渐消失。

　　再见了，美丽的珠穆朗玛！

　　-井哲帆档案

　　1964年11月出生，博士，副研究员。现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工作，2005年珠峰科考队队长助理，主要负责考察队的行政后勤工作。从事冰川运动和变化的研究工作。

　　-采访后记

　　美丽而神秘的珠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使多少人向往珠峰并献身于珠峰。或许，以前我对于珠峰科考只限于很表面的认识，这次亲耳听康世昌博士、井哲帆博士讲述珠峰科考的一个又一个“奇遇”后，才真正体会到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艰辛，感叹之余被他们坚强的意志深深震撼了。

　　深夜里，就着床头的小灯，我捧读着康世昌博士主编的《走进珠穆朗玛》一书，如同陪伴着科考队员一起出生入死，艰难地攀登在珠峰上。当读到女博士刘勇勤呼吸困难，累得挪不动脚步想哭的时候，我也哽咽了。看似美丽、纯洁的冰川里会有可怕的“无底洞”，随时会吞噬一个鲜活的生命……至到凌晨，却怎么也不忍心搁下这本书，只好一口气读完了。科考人员在世界之巅演绎的精彩人生将够我体味一生的。

　　很久以来，我以为自己很坚强，已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在珠峰科考的故事里，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被感动了，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