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语透视心态北京话官气足上海话透着钱味

　　在北京被读成：“那(nei4)阵子有一份儿啵儿真的感情落(lao4)咱跟前儿了，咱哥们儿就压根儿没给丫当回事儿，到了什么都没剩下我才醒过味儿来。这（zhei4）辈子最栽的就属这回了。要是谁（shei2）能帮咱求个情，再来一回，我会跪在丫面前装得比谁都像孙子，保证吗儿好听。说吗儿‘掏心窝子的话，咱可是两口子’要让咱爷们儿表个态，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而在上海、在广东等地又各有不同的版本。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变化，“流行语”的加入功不可没。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流行词语反映着当地的社会生活和当地人的观念心态，体现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从北京和上海流行语的比较中能够更鲜明地反映出这个特点。"

　　用严肃的词形容小事：北京人重政治，上海话更精明

　　北京人形容愁眉苦脸为“一脸旧社会”，说人相貌不好是“对不起观众”或“有碍市容”，玩麻将成了“修长城、码长城”，还有把诸如“反动、叛变、汉奸、苦孩子、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之类的政治性词语用于生活中的一般现象。这种把具有中国特色、带有革命气息或比较严肃的词语用于普通小事，是只有北京人才有的“创举”。

　　这是因为北京久处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上层文化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因而政治空气浓厚，市民文化素养较高，北京人素以关心时事政治和热心议政而闻名全国。这是北京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政治化倾向的表现之一，是北京人擅长宏观思维，看问题、发议论往往从大处着眼，居高临下。在词语的使用上，北京人流行以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来表现日常生活现象，或大词小用。政治化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北京人富于组织热情与能力，重视团体和友情。北京青年的自发组织往往很有凝聚力和亲情色彩。这一特性在世俗生活中则表现为从道义出发而非从利益出发，抱团合伙，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哥们儿义气，再加上老北京人粗犷、豪爽、重情的秉性，因此，“仗义、够哥们儿、豁得出去、铁、磁、瓷器”等表示够朋友、亲热，体现北京人重义气、大度等价值准则的说法，便常常挂在北京人的口头，而“溜肩膀、掉链子、抠门儿、小心眼儿、小家子气”等表示的那种不够朋友、小气、过分计较个人私利的行为则为北京人所不齿。相比之下，上海人的价值取向则与此不同。根深蒂固的商业文化使上海人以精明见长，善于谋算。上海话中多有表示精明的词语，如“门槛精、拎得清”，还有一批不断更新的用来挖苦讽刺不精明者的说法:“憨大、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不懂经等等。与政治化倾向相关的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北京人代代相袭的官本位、重门第、重背景、重名分、讲体面的传统。北京话的“分”指名分或社会地位，北京的流行词语中有不少表现与“分”有关的词语，其中有些是旧词的沿用，如:“长分儿/拔分儿(提高威信、地位)、拔个头分儿、放分儿(显示威风、气派)、扎势/摆谱儿(装扮得有派头)、派(派头、气派)、有派、没派、跌分儿/丢分儿(丢面子、失尊严)、拔不上分儿、掉价儿(降低身分、有失体面)、栽(丢面子、栽跟头)。”这几年，北京话中“名”的构词能力日益提高，如“名记(名记者)、名模(名模特)、名腕(名大腕)、名陪(名三陪小姐)”等，表现出对名气、地位、身分的羡慕、重视与追求。

　　轻商业重人情：北京人热衷发大财，上海话多商业用语北京的流行词语中有一批表示巨富、暴富的说法，如:“大款、大腕、款、小款、款爷、款娘、款姐、款族、富婆、发、大发”等，却一直缺乏表示辛辛苦苦挣小钱的词语。北京人总是热衷于发大财、当大款，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一下抱个金娃娃，不屑于蝇头小利的特点。

　　这是由于北京文化传统上有轻视商业的一面。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须导致轻商和非生活化倾向。在词汇方面，北京话少有来自商业领域的日常生活用语。与此相比，上海话简单直接，缺少敬语，这是商业影响的语言特征之一。上海话中商业用语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这也是商业渗透社会生活的一个例证。如:“耳朵打八折了(挖苦人听力不好)、敲定(有了恋爱对象)、户头(女朋友)。”这几年股市用语和金融术语又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感情世界:“托盘(危急关头朋友相助)、解套(摆脱困境或解除婚姻关系)、套牢(遇麻烦难以脱身或陷于事业、家庭而难以摆脱)、踏空(征婚失败)、平包(离婚时分割财产)、开户(年轻人婚后与父母分居独立生活)、抛出原始股(青年男女初次谈情说爱)。”在上海人的心目中，讲究功利、注重实用的价值准则占有相当的分量。这几年，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民经商的热潮，使北京人传统的生活态度受到了追求奢华享受与追求实惠利益的社会心理的挑战，北京人的商业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北京人的商业意识，不难看出他们与上海人、广州人之间的差距。上海话有“扒分”，指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兼职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分”指10元人民币。广州话有“炒更”，指利用夜间从事第二职业;有“更金”，指从事第二职业的收入;有“打工”，指做工挣钱，以及由此而生的“打工仔、打工妹”。“钟点工、钟点保姆、钟点公司、钟点服务”都是最先在南方城市出现的。近来北京也出现了“抓钱”的说法，表示的似乎是挣些小钱，但仍暗含不太费力之义，不如“扒分”、“炒更”来得辛苦;北京虽有“小时工”，但既不如南方用得普遍，也未形成系列。北京人轻商思想之顽固与经商意识之不太健康，由此可见一斑。

　　新北京话更娱乐

　　“老”、“爷”等词语幽默调侃，嘲弄一切严肃新北京人继承发扬了老北京人诙谐幽默、爱损人、爱逗的天性。老北京话有称“老”称“爷”以示尊敬的传统，这是北京的礼貌语言。

　　当代的北京人沿用这种构词方式，造出了一大批称“老”称“爷”的流行词语，如:“老莫(莫斯科餐厅)、老柴(柴可夫斯基)、老日(日元)、老记、老编、老插、老国/老大(国营大中型企业)、老三(第三产业或三资企业)、老个(个体私营经济)、老迪(迪斯科)、老癌、老倒儿(同倒爷)、老冒儿(同傻冒儿)、老泡儿(泡在家里或某处不上班的人)。”“侃爷、倒爷、款爷、息爷(坐吃利息的人)、托爷(同托儿)、股爷、包爷(包揽案件从中渔利的人)、班爷(靠办班获利的人)、题爷(热衷参加各种有奖答题的人)、捧爷(善于奉承的人)、票爷(兜售假发票谋利的人)、假爷(弄虚作假骗人的人)、佛爷(盗窃的人)、氓爷(耍流氓的人)、柳爷(玩弄女性的人)、冒儿爷(同傻冒儿)、板儿爷、的爷”等，这类词语极有特色，它们有的表达一种亲切与诙谐，更多的则透出挖苦和嘲讽。“老”原有的敬意在减少，却增加了诙谐的意味。“爷”与北京话历史上的“爷”称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色彩已全然不同，几乎丧失了敬意和表示辈分、身分的含义，而多含贬义，常有戏谑色彩，成为一种调侃。这些现象都表现出新北京人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嘲弄一切严肃的人生、崇高的现象以及正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造成可笑与荒诞。能言善辩是北京人语言能力的又一大特色。北京话历来不乏表现“能说会道”的词语，其数量之多、形象生动与求异出新堪称各方言之冠。如:“白话、嚼舌头、贫嘴、碎嘴子、闲话、扯淡、扯臊、扯闲篇儿、花说柳说、云山雾罩、耍嘴皮子、满嘴跑舌头、神聊、海哨、胡抡”等。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人把老北京的这一天赋发展为“侃”，“侃大山”成了新北京人极为传神的写照。“侃”在北京话和北京话的历史上早就存在，80年代中期复出，构成“侃大山”的新说法，在北京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使用，很快便成为流行词语，继而为全民语言接受，进入普通话。“侃”已不完全等同于北京人的能说会道或耍贫嘴，也不同于上海人的“吹牛皮”或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它的内容一般指大言论，侧重于社会生活时事政治等话题。“侃”语义的演变是流行词语以调侃为其特色的又一个佐证。

　　北京的娱乐饮食文化对流行词语的影响北京人好玩儿，会玩儿，能把大雅的东西玩儿成大俗。“玩”的流行就是表现之一。“玩”在北京话中构词能力一直比较强，如“玩儿去、玩儿闹、玩儿活儿、玩儿稀的、玩主”。近年来“玩”的能产性日益增高，一些原本与玩无关的现象也成了玩的对象，如“玩车、玩邮票、玩股票、玩深沉、玩潇洒、玩智慧、玩语言、玩文化”。会玩儿的老北京人是“玩物”，他们把花鸟鱼虫琴棋书画“玩”成了精巧而雅致的文化。新北京人则是“玩世”，他们以自由松弛、游戏消遣的心态把社会、人生、他人、自己都变成玩弄的对象，在人生的游戏中“玩”得潇洒而不累。在一部分北京青年口中，还流行一些与玩弄女性有关的词语，如嗑蜜、挎蜜、泡妞儿、小蜜、花老爷”，这种现象也未尝不是这些人玩弄自己和他人感情的表现。其实，流行词语本身就是新北京人“玩”语言的产物。

　　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北京城市人格北京的文化在历史上一直表现为上下两个层面，即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主体，居住在大院中的新北京人，构成当代北京最重要和最活跃的阶层，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真正主角，北京的城市人格由此而发生变异。“大院文化”与“京味文化”(或曰“胡同文化”)分别构筑了北京文化新的上下两个层面，前者是北京文化的主体与上层。

　　语言上也表现出相同的分层性。集中在党政部门以及居住在大院的第一代移民的通用语言，是带有各地方言色彩的地方普通话，他们的后代，即北京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移民，则操着一口经过改良的、在发音与用词上与老北京话有明显不同的流利的新北京话。

　　那些土腔土调、委婉谦恭的老北京话只能在城市的服务行业，在老城区的胡同才能听到。其次是80年代以来，城市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变化了的城市造就出新一代的城市青年，这一代青年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城市，使北京文化呈现出新的色彩。（文中各标题为编者所加）

[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