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文华

    婚姻大事几千年来一直为人类社会所瞩目，也是绝大多数文艺作品的主题。除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某些思想单纯、阅历不深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中鼓吹“恋爱至上”外，其他也都讲“门当户对”。即使在49年中共统治大陆后，提出“革命伴侣”，找对象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但实际也都是考虑地位、权势、工资、外貌等因素。

    所以说婚姻是天平，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所以以前说婚姻要“门当户对”才匹配。再强调政治标准，但活生生的物质利益还始终是第一位的。

    49年以来，择偶标准随着形势、人们的观念、心态、道德标准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如在50年代，不少年轻人心目中崇拜的是“英雄”，“模范”，所以这些人成为一等抢手货，因为嫁了他就有名誉、地位、金钱；另外，这些人在社会群众中毕竟是少数，所以又流行一句话：“小分头，二两油（头发油），找对象，不发愁”，也即是相貌不错，还有一定经济基础。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女方开始要求有“派克金笔，罗马表”，前者是美国的、后者是瑞士，都是名牌，因为当时一般人经济能力还较差，这已经是物质要求的极限了；另一个要求是三大员：党员、科员、工资一百元。因为当时不入党是绝无提升当官的机会的，科员是指有一定职位，工资一百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了，这就是有了地位、金钱和前途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标准一落千丈，大家更着眼于活生生的物质利益；随着改革开放，“洋货”逐渐进入市场，故又有“三转一响”之说：即缝纫机、录音机、电风扇和半导体收音机；对家具的要求是二十四条腿：即是沙发、大床、大立柜等。此时也要求“汽车要矮，房子要高”，当时还没有私车，小轿车都是为当官到一定级别的人准备的；当时，住房相当紧张，只有官阶较高的才有比较宽敞的房子。房子问题是当时，特别是大城市的严重问题，这已成为女性选择对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了。

    此时，随着城市人口的老龄化，社会上又流传有“不要老废物，不要小杂碎”，当然，要是父母是大官，那他们就不是“老废物”，是“老宝贝”了。小杂碎即弟弟妹妹，这些都将成为新家庭的负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少老百姓也越来越有钱，财富逐渐成为选择对象时核心中的核心问题了，此时经商赚大钱的已成为一等公民，以前见到有海外关系的人，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已成为选择对象时加“高分”的条件。真是使人感叹“天道无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国外“性解放”、“性自由”的风气，也很快为年轻人所接受，什么“革命、理想”都不要了，及时行乐享受人生成为他们中不少人的生活准则，慢慢地不把婚姻看作大事。同时为以前所批判的“乱搞男女关系”，已不为人们所不齿。不少有钱的人开始养“情妇”、“包二奶”等之类，此事已昂首挺胸走进走入大厦之堂。甚至多少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把人是否老实作为考虑婚姻标准，现在则是“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女的也不愿嫁给老实人，老实人弄不到钱，跟他一辈子吃苦，故又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之说。这样就把对好、坏人的爱憎都颠倒过来了。

    你看这短短的半个世纪以来，择偶的标准已经几历沧桑，确实是天道大变了。不是说现在的择偶标准是绝对的错，过去的择偶标准是绝对的对，从择偶的标准看到半个世纪来，人们的心态、伦理、道德、观念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着的，至于现在人们更是把活生生的物质利益赤裸裸地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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