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邓亚军承担了鉴定疑似彭加木干尸的任务。本报记者王嘉宁

　　鉴定印尼海啸遇难者身份一举成名，负责鉴定疑似彭加木遗体身份

　　她曾经是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的一名法医。近日，在全球认祖归宗的潮流下，她愿意承担建立孔子后裔DNA分析的数据库工作。今年4月，她承担鉴定疑似彭加木干尸的任务。

　　2004年底到2005年，她受命奔赴印尼，完成对海啸遇难者DNA身份的鉴定。2003年，她测出SARS病毒的基础序列，制作30万份试剂盒，用以确诊SARS病人。2001年，她领导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她，就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

　　高度腐败的尸体，尸体袋一解开，恶臭的气味便一下子扑出来。满身、满地的蛆让人看见豆芽菜就会有呕吐反应。这一让摄像镜头都很难去面对的场景，却是邓亚军在为印尼海啸遇难者DNA身份鉴定所从事的工作。那一次，邓亚军一天鉴定50个尸体是家常便饭。

　　害怕小虫子的法医

　　邓亚军高中的时候还是班上有名的胆小鬼。这一点在上法医系的时候也没改变多少。在临床专业实习时，邓亚军竟然不敢去拆线。面对一群中专的小妹妹，作为姐姐的她宁愿退下阵来，站在一边帮“妹妹”拿着东西，而不敢去拆线。但是法医的工作面对尸体是分内之事。轮到法医实习了，邓亚军在心里很明白以后便要以此为职业了。职业感使她像换了个人似的，即使是尸体解剖也抢着去干。邓亚军直言自己是想将尸体解剖养成一种习惯。习惯了，也就不再害怕了。但奇怪的是，直到现在，邓亚军还是害怕小虫子、猫、狗之类的动物。

　　喜欢冲锋陷阵的感觉

　　刚读完博士的邓亚军已明显感觉出自己与纯粹搞研究的学院派的不同，这可能与她曾做过法医有关。她自言一直在享受着将研究转化为行动的快乐。逛街买鞋时，她喜欢拿起一双鞋，先看鞋底，再看鞋面。这个习惯使她准确地判断出一起凶杀案中，罪犯所穿鞋的样式。“我跟我们的队长说，凶手作案时，穿的是一双夹脚的拖鞋。”罪犯最终抓到了，案发时所穿的鞋与邓亚军判断的一模一样。

　　神探李昌钰是邓亚军特别佩服的人，“他特别完美，是个艺术家。”李昌钰66岁的生日，是邓亚军给过的。

　　印尼海啸救援：从被质疑到成功率84.7%

　　现在邓亚军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与DNA鉴定打交道，离现场比较远了。但在DNA鉴定中，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场的情况选择可行的样本。“DNA让人无处可逃。”邓亚军说。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海啸，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中，他们是谁？这样的疑难困扰着所有的人。2004年的最后一天，邓亚军带领的小组被派往泰国进行死难者DNA鉴定。

　　“当时做DNA时，很多国外的专家都没去过现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场怎样，海啸究竟又是如何的。”邓亚军清楚地知道海啸过后，肌肉、毛发这些是不能用的。因为毛发已经脱落，这样的样本根本无法用于做DNA鉴定。

　　最初，邓亚军等人取的是牙齿样本，用牙髓来做。牙髓是牙齿里面的软组织，但是出不了结果。泰国那边又让英国、韩国等国家做，也出不了什么结果。

　　“必须要改变样本”，尽管当时中国的鉴定技术已被质疑，邓亚军还是坚持自己的鉴定方法并未出错，强烈要求换成骨骼。最终，泰国方面更换了样本，一共500份样本。邓亚军领导的小组一天鉴定四五十个。整个流程下来，做完一个流程就是一周的时间。每一个样本，邓亚军她们重复在做的是将骨骼清洗，取掉附着的肌肉。清洗完烘干了，烘干完了切成小块，再研磨成粉。从4月5日收到，到6月5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反复做。检测了包括性别在内的16个点。最后实际检测了473份，邓亚军她们提交了404份数据，成功率是84.7%.远远超出了国际水平的50%.

　　9月份以后，海啸死难者数据移交了，许多的殊荣都向邓亚军涌来。对她来说，这却并非是终点。别人可能不会理解，邓亚军心中还是有个结：按理说，牙齿是可以做出结果的。

　　她决定改换牙齿的其他部位———用牙根做。几天的实验鉴定下来，邓亚军发现一些死难者的结果呈现出来了。“DNA鉴定过程中，注重的是技术方面的革新，重新选材是可以出结果的。”身处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中，邓亚军自言受益最多的还是科研方法和科研氛围。对于国际援助，鉴定死难者身份一事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作为研究人员，如何鉴定、怎样选材都将为科研留下很多经验。而这些同样在邓亚军的工作范围之内。

　　最想鉴定孔子后裔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此后，DNA成为解开人类遗传密码的命门，让人无处可逃。许多人通过DNA，寻找着自己的身份。

　　5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牛津祖先”公司通过DNA“寻根”对比测试发现，现年48岁的英国移民后裔、美国会计学教授汤姆·鲁宾逊的Y染色体与成吉思汗的“精确匹配”。国外类似的寻祖尤其多。

　　现在，邓亚军最想做的是进行孔子后裔鉴定工作。“一直想做这样的尝试，现在经常有人问我，DNA鉴定技术真的达到用一根头发、一滴血就行吗？”邓亚军从技术的角度上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只要带毛囊的毛发，带有细胞核的DNA，就可以出结果。现在DNA鉴定已经到了微量化的水平了。

　　我们祖先的信息会通过Y染色体遗留下来。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拥有相同Y染色体的男性必定源自同一祖先。类似孔子后裔，经过两千年左右的进化中，Y染色体上也许会发生突变。突变也会保留下来，传递到男性后代。

　　因而，在鉴定孔子后裔时，“最关键的是根据家谱找准孔子的后裔，家谱记录的都是男性，上面会透露Y染色体的信息。”不过，这种样本还要尽可能多，并且有选择性选择每一代，各选择一些代表。用常规的17个位点做出来以后，再用整个Y染色体扫描标记，建立了数据库以后，只要任何人用一根头发，拿去与数据库比对，都可以呈现出鉴定的结果。

　　邓亚军希望建立家族DNA分析数据库是另一个挑战，哪怕不是孔子后裔，周姓的、赵姓的，都可以。“至少通过这种数据库的建立可以知道这些年来，这一家族是否发生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又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通过实验才能说明。”

　　彭加木干尸身份之谜

　　同样出于一种挑战心理，邓亚军此前也接受了鉴定疑似彭加木干尸的任务。带着从干尸上取下的股骨(大腿骨)、毛发、已经皮革样化的皮肤组织等样本，邓亚军回到了北京的实验室。“就难度而言，鉴定风化了26年的干尸比起海啸遇难者要大得多。”邓亚军等人之前查文献，所有能够提取细胞核进行鉴定的干尸也就十几年。26年的干尸鉴定成了邓亚军一个新的挑战。

　　采写/本报记者李健亚

　　邓亚军档案：

　　1972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学士、硕士学位，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博士。1996年至1999年在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担任法医工作，现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

　　邓亚军2001年领导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2003年承担了SARS病人ELISA试剂盒的研制工作。2004年赴泰国灾区，带领中国DNA援助组出色地完成了救援任务。2005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邓亚军作为三人专家组成员担负鉴定彭加木干尸身份的任务。

　　-新闻链接

　　2006年7月，《北京晨报》以《中科院3000例亲子鉴定查出22.6%非亲生》为题，报道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就是在这3000对父子或父女中，有680个孩子不是他们的父亲所生的。“这个比率达到22.6%.这个中心的主任即为邓亚军。

　　按照邓亚军的说法，如果亲子鉴定的收费能降低到一定程度，“比如每例收费200元至300元”，那么，广大的农村“市场”将被激活，而这些人将会是个非常巨大的群体。在邓亚军和她同事做过的一些农村例子来看，排除率“有点惊人”，根据粗略统计，她们做过的农村父子的亲子鉴定案例中，排除率接近50%.

　　-新闻链接

　　辨认彭加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当发现疑似彭加木遗体的消息从敦煌传来之后，作为三人专家组成员，邓亚军立即赶赴当地进行取样分析。

　　彭加木失踪的26年一直无法找到尸体，邓亚军带着从干尸上取下的股骨(大腿骨)、毛发、已经皮革样化的皮肤组织等样本，回到了北京的实验室。

　　疑似彭加木的干尸经受了沙漠忽高忽低的温度变化，全身皮肤已经皮革样化；干尸的很多部位，尤其是脸部，也已经白骨化；胸腔爆裂、内脏组织已成泥状。值得庆幸的是，干尸头部的枕部还留有一些花白的短发，牙床上还带有一颗牙齿。

　　经三人专家组的推断分析，该死者生前为40岁以上男性，身高165厘米以上，还没有排除是彭加木的证据。然而究竟是不是彭加木，只有通过与其子女的DNA进行比对后才能确认。

　　当现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却又碰到了另一个难题，彭加木子女的DNA样本迟迟不能送来。“彭加木的亲属说，要有95%的可能性才能出面接受鉴定。可除了DNA鉴定，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可能性。”

　　所以，彭加木干尸的鉴定暂时陷入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