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思齐

    归根结底，所谓大学精神，无非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无非就是人的精神。治学与做人，或未必尽能合而为一，但在实践上却每每精神相通。一个人，无论是否读过大学，无论身在大学之内或大学之外，对人事对学问苟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诚实之信念、宽容之态度、悔过之意识，则大学精神存焉。

    世间有一种独立的“大学精神”吗？我有些迟疑。

    如果说大学中确存在一种精神，那么，应当就是大学人的精神；或者说，就是知识人的精神吧。所以，与其仅仅抽象分析“大学精神”的概念或内涵，不如切实检讨大学人物过往的具体言行，由知识实践中考掘大学精神之所寄。

    大学精神的第一要义当是独立精神

    大学精神的第一要义，我以为当是独立精神。举世皆以学术自由为大学的最高原则，而学术独立(academic　autonomy)实与学术自由一以贯之，非独立不能自由，非自由不显独立。而归老于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显然是独立精神的现代榜样。

    1953年底，陈氏学生汪篯南下，劝请陈氏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氏提出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条件，随后更有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呼应自己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11－112)这篇当代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文献，仍值得我辈再三致意焉。没有独立精神，也就没有学术独立，则学术自由不过徒为虚语。陈寅恪所言所行，固然并不代表当时乃至现时实际的大学精神，但无疑可以代表我们理想的大学精神。在不完美的现世，大学精神未必能体现于大多数的庸众身上，而更体现于个别的耿介拔俗之士身上。西谚所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即此之谓欤？

    “学术真诚”必须成为大学精神的根本

    作为一种精英化的社会制度，大学的功用在于人类古今知识的传承与发展，故大学精神之成为大学的精神，就不能不落实到对知识的态度方面。因而所谓“学术真诚”(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品格，就必须成为大学精神的根本。学术真诚其实正与学术独立相为表里，正因为对知识始终持真诚不欺的信仰，才能忠于一己所知，笃于一己所信，而不以世俗的是非为是非，不为权势所屈，也不为富贵为淫；故学术独立正是学术真诚的实践标志，而学术真诚则是学术独立的道德源泉。在这方面，中大知识人同样有杰出的表现。

    除了陈寅恪，陈氏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大历史系刘节，也是一生保持学术真诚的勇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全国大批特批胡适之际，刘节逆流而上，公开表示：“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批判胡适也就是批判四十岁以上的人。”(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31)1958年他又讥笑：“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并批判大跃进夸夸奇谈、浪费劳力，所谓“三年经济困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甚至说：“现在没得吃，不如抗战时的四川。”(文革批判材料《揭穿刘节反革命面目》，《中山大学校报》1966.6.10)

    刘节始终在思想学术上肯定孔子。1962年他在济南“纪念孔子逝世二千一百四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肯定孔子思想，并反对机械地将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古代史研究；以后因此在北京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时受到批判，而他拒绝接受批判，1965年遂拂袖而去(周梦江《刘节传略》，收入《刘景晨刘节纪念集》)。1973年，批林批孔、尊法反儒运动风起云涌，中大哲学系杨荣国也因反孔批儒而红极一时；有一次杨氏对刘节称“儒法斗争贯通中国思想史”，刘节当即回答“不敢苟同”。故论者有谓：“在这场全国的群众性大批判运动中，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始终坚持肯定孔子的知名学者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两人，一位是以当代新儒家而闻名著世的梁漱溟先生，一位就是刘节先生。”(洪光华《风骨》，收入《刘景晨刘节纪念集》)但实际上，仅在中大，公开反对批孔的就不仅刘节一人。古文字学家、中文系容庚，在外界施压让他批孔时，坚决不就，并声明：“再强迫我批孔，我就去跳珠江！”(黄天骥《老圃秋容淡——记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收入《容庚容肇祖学记》、《中大往事》)又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了，有什么好批的呢？批孔不如批我。”杨荣国也曾动员容庚向“老朋友”冯友兰学习，加入批孔行列，容庚亦严辞峻拒，并直率批评了杨荣国的批孔文章(马国权《容庚先生二三事》，收入《容庚容肇祖学记》)。此外，吴宓1961年到中大探访陈寅恪，也有日记载：“……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143)陈氏对孔子的体认，正与其学生刘节相呼应。

    可见，中大的陈寅恪、容庚、刘节三人，在孔子问题上，皆能忠诚于个人的学术认识及信仰，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代，违千夫之诺诺，为一士之谔谔。其道德勇气，固不让于世人盛称的梁漱溟。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否绝对正确，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决不曲学以阿世，则完全体现了学术真诚的操守。

    学院知识分子应担当“学术的良心”

    学院知识分子以传布知识、钻研学术为志业，自应担当“学术的良心”的角色。作为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陈寅恪、容庚、刘节都无愧为“学术的良心”，他们无疑是中大的无上光荣。

    刘节在文革期间有《我之信条三则》之作，表达其根本的人生观：“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这种将治学与为人打成一片的信念，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对于现代的芸芸众生虽嫌过于理想化，但刘节以本人的身体力行，竟完全实践了这种高远理想；他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可称古代中国“士”的楷模。《我之信条三则》这篇写于文化浩劫中的短章，在我看来，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可与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先后辉映。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今日，在以学术为职业而非以学术为志业的时代，对于刘节的学术理想，我辈即不能致，也仍应心向往之。

    顺带说一下：就学术品格及掌故趣味的角度而言，容庚、刘节都是不亚于陈寅恪的知识分子个案；在陈寅恪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容庚、刘节的遗闻轶事也很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在这方面，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东莞市政协编《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都是极有价值的文献汇编，世之学者且莫等闲视之。

    大学精神还在于有容忍异己者的气度

    大学精神之成其大，当然也不仅只限于独立精神及学术真诚。

    1958年，大陆学术界开展“厚今薄古”运动，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攻，即所谓“拔白旗”；刘节就是当时中大文科教师中的头号“白旗”，敦煌学家、现中大历史系姜伯勤先生，也参与过对刘节的群体批判，并对其学术观点作颇有深度的指摘。姜先生后来回忆：“一九九O年左右，我听一位离休的老领导对我说，一九五九年我本科毕业时，刘节先生虽然身为头号‘白旗’，但却向学校管理人事的党委领导人反映说：‘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由于领导上和刘节先生以及师辈的关心，使我这个‘白专典型’得到当研究生深造的机会。”(姜伯勤《回忆刘老师的教诲》，收入《刘景晨刘节纪念集》；又，黄天骥先生《中大往事》也记录了此事，但隐去相关名姓)刘节此举，不仅显出识人之明，更显出容人之量；这表明他抱有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能清楚地将学术探讨与政治批判区别开来。

    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时任中大历史系副主任的金应熙，也公开批判了其师陈寅恪。结果陈氏大怒，表示“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等到运动风头过后，金应熙登门跪地请罪，陈氏仍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表示：“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256－258)——姜伯勤批判刘节，与金应熙批判陈寅恪，二者显然很有可比性，然而刘节的反应却与陈寅恪迥异。相比之下，陈寅恪年辈更高，当更看重传统式的师道尊严，故对弟子的反戈一击难以释怀；而刘节已是饱受围剿，较之地位超然的陈寅恪更能体会当时的政治气候，故较容易体谅批判者的处境。我想，刘节的以德报怨，较之其师的疾言厉色，似更为得体。

    无论在学术上，在人事上，这种容忍异己者的气度，不也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吗？

    学术上有错必纠，是学术真诚品格的必然延伸

    1979年，拨乱反正未久，学术百废待兴。中大中文系学生向古典戏曲名家王起反映，文学史课程的某任课老师教学效果不佳；等到新学期的第一节文学史课，王起不顾年迈体衰，赶在任课老师之前来到教室，对同学说：“大家对任课老师教学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二十年没有教课了。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上课时，王起不仅坐在第一排听讲，还几次走上讲台替任课老师擦黑板；下课之后，同学们齐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而任课老师也向王起鞠躬致谢(黄天骥《余霞尚满天——记王季思老师》，收入《老中大的故事》、《中大往事》)。王起不仅是帮这位教师渡过教学难关，更是藉此机会，向当年他“整”过的这位教师公开道歉。知过而存悔，有错而能改，终不失学人本色。此事虽然仅关乎为人，而无关乎为学，但我却很愿意将这种忏悔的意识也视作大学精神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在为学方面，不也很需要这种坦诚悔过的态度吗？学术上有错必纠，也正是学术真诚品格的必然延伸。刘节认为“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的确有其坚实的理由。

    大学精神究竟为何物呢？陈寅恪的独立不迁，容庚的忠于所知，刘节的待人以宽，王起的勇于认错，我觉得都属于大学精神。

    归根结底，所谓大学精神，无非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无非就是人的精神。治学与做人，或未必尽能合而为一，但在实践上却每每精神相通。一个人，无论是否读过大学，无论身在大学之内或大学之外，对人事对学问苟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诚实之信念、宽容之态度、悔过之意识，则大学精神存焉。

    并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不过如此。只要能坚持人的精神，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则大学精神也就尽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