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若干年前，当我路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心中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在红灯区的中央有好几座教堂？在肉欲与精神之间，妓女与教堂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或者冲突？直到后来，当我偶然了解到有关妓女起源的一些历史，这个谜团才终于得以解开。原来，在职业娼妓产生之前，神不但不阻止卖淫，而且还尽得女人们“为神卖淫”的好处呢！

比如，在古时候的亚美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纯洁的少女是要为神去卖淫献身的；在吕底亚，作为“庙奴”的女祭司同样要在寺院内卖淫，并把所得收入奉献给神。最繁华的是古希腊时期的科林斯。根据当时的规定，一个女子只有同外人结合，完成了她对女神的义务，才可以回家。

回顾人类娼妓史，除了“为神卖淫”，还有“为国家卖淫”。比如雅典的妓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便是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并向国家纳税的。至于梭伦当年之所以为雅典开设国家妓院，“一举多得”的理由是：它既可以满足年轻男子的性要求，保护了良家妇女不受骚扰，同时也可以保护妓院和妓女们。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有：国营妓院可以为国家带来滚滚财源。

那时候的世界，还没有“国进民退”的争论。因为有国字招牌，同样是卖淫，总免不了厚此薄彼。在古罗马，卡里古拉便是在皇宫里当起了妓院的老板。据说，这位暴君把一些大人物的结发妻子和一些贵族子弟安排在那里，撮合他们卖淫嫖娼。除此之外，卡里古拉还派专人扮成妓女到各公共广场和神庙拉客，“与民争利”。为了创收，皇家妓院甚至答应给寻芳客放高利贷，且有专人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因为他们为提高皇室收入做出了贡献。而嫖客也意足心满，因为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登上皇宫门口的一块牌子上。那是一幅写着“为政权做了好事的成员”的光荣榜。

谈到“妓女国家化”，中国“官妓”鼻祖、主张“利出一孔”的管仲就不得不提。管仲曾经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其中一项改革就是建立“女闾”这一国家妓院制度。

“女闾”开了中国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由于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大半个世纪，管仲也因此被好事者称为“世界官妓之父”。有人曾经分析，作为政治家的管仲实行“女闾”制不外乎四个目的：其一是为了收花粉钱增加国家收入，扩充军费；其二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既能有效安置女奴隶，又避免讨不起老婆的齐国男子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改善投奔环境”，提高“软实力”。毕竟，精力充沛的游士、人才也需要性生活。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必须借助佳人引诱并且留住才子。至于最后一个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满足热爱淫乐的齐桓公。

当然，上述“为国卖淫”并非出于高尚或者爱国，毕竟，这些女子是被迫“为国”的。与此相比，嫖妓倒的确有嫖出最高境界的——— 嫖妓的最高境界是爱国。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过一本叫《战争与爱情》的小说。该书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沉浮，其中一小节讲的是“床上爱国主义”。唐德刚说，日本妓女举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当时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日本妓女以一当十，如狼似虎。但是，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以，为了赚点外快，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华民俱乐一番。于是，“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虽然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众所周知，伴随着新政权的确立与新社会的开创，作为万恶旧社会的点点滴滴，这些风花雪月的事在建国前后被陆续取缔。在1949年以前，妓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重庆等地，据说仅上海一地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9000余人(另据上海旧政府调查，妓女的实际人数在10万人左右)。论及妓女人数，北京自然也不遑多让。

而妓女云集的地方，嫖客自然也不在少数。清末民初，最负盛名的嫖客非辜鸿铭莫属。作为一位通晓九国语言、学贯中西、博闻男女的著名学者，辜鸿铭最为后代人津津乐道者，显然不是他的盖世绝学，而是他离经叛道的盖世言行。

关于辜鸿铭，有两件事常常为人们所提起：

一是有外国贵夫人问他中国为什么有纳妾制度。对此，辜鸿铭“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夫人见过一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看到过一只茶杯配四只茶壶啊？”

二是喜欢嫖娼。有个掌故是：曹锟当年贿选，辜鸿铭曾收了他800大洋，却搞起了“暴力腐败”，竟然收钱不办事。在得知辜鸿铭没投他票，曹锟怒而派人质问，辜鸿铭很为不屑：“行贿行到老子头上？你的钱没收了！”至于这笔钱的去向，据说在到手的第二天便被辜鸿铭在天津逛窑子时给花掉了。据说，除了这份“特殊津帖”，作为民初国会里的著名议员，辜鸿铭平时每次参加会议还能得到300大洋的出场费。仗着这笔费用，这根文化辫子几乎拂遍了京津一带的秦楼楚馆。在当时，妓院有个规矩是唱名叫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来拣去。有趣的是，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要去点一次名，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就这样一连逛上几个妓院，慨而且慷，把钱花光。然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民国的娼妓倘使看过《喜羊羊与灰太狼》，她们一定会将这位模范嫖客比作“青楼里的灰太狼”。一则因为辜鸿铭一直温柔体贴，善待女性，“女人有铁锅底，他有天灵盖”；二是因为每次散尽钱财，这风流倜傥的公子都会对着青楼的女人们说一声———“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时至今日，辜鸿铭和他的那条辫子显然不会再回来了。谁知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从城市到乡镇，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子沦落风尘。曾经几近灭迹，这“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重新回来了。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