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母队透露另类选材标准

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展，足球热日益升温，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状态。全中国的足球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按照前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冯剑明的话来说：“最高峰时，全国有一千所以上的足球学校。”可见当时足球学校的火爆已呈病态之势，其中鱼目混珠之辈比比皆是，很多实际上就是草台班子，既不具备办学培训条件，也不具备教练员的资质和能力，都是抱着“捞一票就撤”的心理，意欲借助足球这个工具，以谋不义之财。

在当年这等大背景下，火车头俱乐部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生存模式，并逐渐成为了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方面的成功典型。在体校机制取消之后，中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一直就是走足校机制和火车头机制两条道路，足校一年几万元的收费渐渐使其成为了贵族学校的代名词，在招生时，大多数足校都是将生源能否交得起那笔高昂的学费作为第一条件，这一点上，即便是像山东鲁能足校这样的金字招牌也不能免俗，鲁能足校除去一小部分尖子球员外，大多数的小球员都要交纳一定费用才能入学。在这方面，火车头偏偏是不信邪，他们看重的是小球员能否具备培养成材的基础，日后能否将其转卖给中超俱乐部，从而获得一个好的价钱。

只要是火车头俱乐部看上的好苗子，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家长必须跟俱乐部签订合同，将来球员的转会费全部归俱乐部所有。俱乐部冒险走出的这一步，对中国足球来说，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当时这一步没有中国足坛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浮躁之心，而是踏踏实实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从最基础最底层做起。

当时的火车头俱乐部从来没有在媒体上登过招生广告，都是靠圈内人上门推荐或教练到天津甚至全国各种少年比赛中去寻找好的苗子来进行选拔，小球员必须通过俱乐部对球员身高、速度、意识的测试合格后才能录用，不然给再多的钱有再深的关系也不会要。坊间传闻，一位中央某部长的侄子因为不符合俱乐部选拔要求同样被无情拒绝。对于一下子拿不准的队员，可以先交一点费用跟着训练，但俱乐部不与之签合同。

除去一系列的身体素质和基本技术测试外，俱乐部也会因人而异，采用一些看似有些脱离科学轨迹的“原生态方法”来挑选球员。例如，根据球员父母的身高和球员本人上下半身的身材比例来判断其将来的身高情况。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根据男孩的生殖器官来判断其雄性激素的高低情况，看其是否适合从事高强度、对抗激烈的足球运动，据俱乐部一位资深官员透露，生殖器短而粗、阴囊紧绷的小男孩就是踢足球不错的好苗子。

选拔标准严格，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起初，当时1981-1982年龄段的球员在一段时间内根本就没有训练场地，教练就带领着球员们在北宁公园内的一片树林里训练基本技术，两棵树之间就是球门，地上遍布着杂草，足球会不时的跳起，到了冬天这片基地成硬邦邦的土地，球员们每天训练结束都会变为一只只泥猴。特殊时期的训练条件虽然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在比赛方面却是有所保证，每年火车头要打60场以上的比赛，在天津找不到合适的对手时，就会去全国各地寻找不同的球队交手，只要队员得到了锻炼，俱乐部高层对投入毫不吝啬，更不看重比赛的输赢。就是在这样的训练机制下，曲波、杨君、白毅等球员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为他们日后征战职业联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选材方法为众多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继续踢球的机会，也让火车头成为了中国足坛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