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7-23
红旗车曾因质量问题在领导人乘坐时后跟备用车
作为中国汽车史上最年长的一个品牌，在过去55年中，红旗轿车因政府采购而生，却在市场竞争中屡战屡败，如今它能够借助政府采购再度复活吗？
似乎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集团60周年暖场，沉寂多年的红旗轿车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
2013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公务用车开始使用红旗H7公务车。自2012年公务车采购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以来，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高级别官员公开使用中国本土自主品牌公务车。
2013年5月底才上市的红旗H7，也是目前量产的中国本土自主品牌汽车中最高档的一款，属于C级车。红旗H7共有3.0L和2.0T两个排量的5款车型，售价为29.98万元至47.98万元。
红旗H7还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彭博新闻社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的汽车市场就像充满了凶猛野兽的丛林，红旗就像在人工环境中长大的熊猫，除非它的血液中有最剽悍的DNA，否则它难以存活下来。
的确，在过去的55年中，红旗轿车的官方血统并没有帮上太多的忙，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它数次命悬一线。
如今，中国政府最新的公务车采购政策全面倾向于自主品牌，才让红旗意外获得了“复兴”的机会。红旗H7还未上市，就已经享受着“大熊猫”的待遇了——成为法国总统奥朗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迎宾车，获得吉林省、浙江省等政府公务车采购上千辆，还作为中国政府援助斐济政府的礼物等。
与政治共舞
“你现在所看到的红旗，和过去的红旗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2013年4月，在红旗H平台轿车组装线上，一位一汽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红旗的故事始于1958年6月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现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选定以法国的西姆卡轿车作为蓝本，研制国产轿车。
一汽借来一辆克莱斯勒轿车，拆散研究，在“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下，举全厂之力，仅仅花了33天时间，手工敲打出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取名“东风”。
随后，这款车小批量生产后配置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成为中国本土制造的最早“官车”，并改名为“红旗”。
在红旗轿车基础上特制的红旗检阅车，更是将红旗品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上升为一个政治符号。1959年9月，第一辆红旗检阅车送到北京，供国庆十周年阅兵使用。此后，红旗轿车和中国国庆庆典结下不解之缘，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起定格在历史瞬间。
尽管在1958年试制车基础上做了各种改进升级，手工作坊式生产的红旗轿车，仍存在这样那样的质量问题，以至于有些领导人的红旗轿车后面还要跟一辆备用车，以免误事。到了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停产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
从1958年到停产的1981年，一汽共生产各型号红旗轿车1540辆，同时累计亏损6000万元。在计划经济年代，红旗订单全部来自政府采购，红旗单车成本最低时为6000元，1968年高达22万元，而售价多年来均为4万元。
这是第一代红旗与政治共舞的故事。而它接下来再度复活，仍然与官车身份密不可分。
“官车”下海
1989年4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批复一汽恢复红旗牌高级轿车生产。当年红旗一共生产20辆车，发往北京满足国庆节用车。
两年后，一汽作出“恢复红旗轿车生产”的决定。在引入奥迪100组装项目、建设轿车先导工程的基础上，利用奥迪100的平台技术打造“小红旗”，尝试进军普通公务用车和私人消费市场。1993年3月20日，浙江省农民企业家王文干，以私人身份买走了恢复生产的第一辆红旗车，红旗轿车的私人消费市场正式开启。
红旗前度停产之后，公务车市场已经拱手让给了进口的外资品牌。在奥迪100平台上生产的小红旗，质量与奥迪100有差距，难以与其在公务车市场竞争，于是陆续推出红旗明仕、红旗世纪星等产品，转向商务车、出租车、私人市场，但同样铩羽而归，被市场所抛弃。
品牌战略缺失，市场定位失误，品质不过关，红旗每一个动作几乎都会招来各种批评的声音。
2006年上市的红旗HQ3，基于皇冠系列顶级车型Majesta，较之前的产品有着较大的突破，一度被寄予红旗复兴的厚望。但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成本居高难下，产量难以提升，即使后来更名为红旗盛世降价销售，还是遭遇失败。2011年，甚至创下年销量2辆的纪录。
随后，红旗H平台轿车项目立项于2010年8月26日。到了2012年4月20日，一汽专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红旗品牌战略媒体发布会，强调要拥有核心技术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为此，一汽投入了集团最优质的资源，项目团队1600人。项目启动以来，累计投入研发费用52亿元，开发L、H两大系列红旗整车产品，形成了可覆盖C、D、E级高级轿车的发展基础。
这一年年初，工信部发布《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所列车型除了极个别合资企业的产品外，几乎都是自主品牌车型。对红旗来说，公务车采购市场的机会来了。
自主研发之争
2013年5月上市的H7，在一汽对外宣传中则属于“完全自主”。“完全自主”主要包括：从概念设计到工程设计全过程的自主开发，拥有全套数据文件和经验积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红旗在核心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的V12、V8、V6和四缸增压系列发动机，以及全新开发的底盘系统、电子电气、网络平台、车身与内外饰等。
汽车最重要的三个部分是底盘、发动机、变速箱。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是红旗H7的最大亮点。在2013年4月的上海车展上，一汽集团技术中心主任李骏发布了一汽“红旗系列发动机研发与应用成果”。也许是太迫切向外界展示这一切，在李骏的PPT里，甚至还出现了让在场很多人都看不懂的“有限元公式”。
尽管一汽强调底盘系统是全新开发，但人们对此仍有争议。2013年6月5日，网上车市网站一篇《平台源自丰田皇冠红旗H7身世全面揭秘》文章，在对比了红旗H7和12代皇冠描线图之后指出，H7和该车在B柱之前非常相似，A柱可以完全重叠，认定其车身和底盘由第12代皇冠加长而来。
上述说法仍属猜测，而红旗H7手自一体6速变速箱来自日本爱信却是事实，这让“完全自主”的说法打了折扣。不过，外购变速箱是很多汽车厂家的做法，丰田部分车型的变速箱也采自爱信。
在汽车分析师张志勇看来，汽车制造行业已经越来越模块化，消费者关注的是汽车性能、质量，跟自主不自主没什么关系。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主研发与市场地位其实并无直接联系。
不过，对积弱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来说，只有真正掌握并提升了研发能力，才能慢慢改变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特别对有着一连串失败经历的红旗品牌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公务车，私家车？
在汽车之家的红旗H7论坛里，已经有两位网友公布了各自的提车作业，两人都是85后车主，不约而同地提到这款车获得的高回头率。
这么年轻的车主也许也在一汽的意料之外。从上市之前释放的一系列信号来看，红旗H7主打公务车市场，以至于很多人猜测它根本不会向社会发售。2012年7月15日，红旗H7举行量产下线仪式，一汽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只有吉林省相关领导和新华社记者在场。
另据一汽官网报道，2012年7月6日-8日，一汽在北戴河举办了中央国家机关红旗系列轿车品鉴会，以H7为主，来自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监察部等六十多个部门的一百五十多位领导和嘉宾参加。
H7虽然把红旗复兴的第一步押宝在公务车身上，但显然它也看到这个市场有限，不足以支撑一个品牌的发展。在H7的上市发布会上，一汽轿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张晓军称，“当今任何一款产品想做大，必须要在私人市场成功。因此红旗开发时面向的是私人市场和公务市场。”张晓军曾是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
张志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官车市场示范效应的基础是，汽车品质要保证没有问题。此外，红旗还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研发的能力。
但前述一汽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汽内部长期存在研发与生产脱节的问题，技术中心绩效考核与轿车公司并无直接关联，导致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过程不那么顺畅；而技术中心主导的产品研发，与市场严重脱节。
2012年4月上市的紧凑型轿车欧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2012年8月以后，这款车月销量跌至百台左右，有的4S店甚至一个月都卖不出一辆，一度传出一汽要放弃欧朗的消息。
此次红旗复兴项目是在各方推动下难得的一次协同高效合作，但未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一问题。之前的教训同样可能发生在红旗身上，“这次也许是红旗这个55岁的品牌复兴的最后机会。”前述一汽人士说道。来源：南方周末
[新浪网]
红旗停产始末：外宾乘坐时曾打不着火刹车失灵
1984：红旗停产真相
李安定(资深媒体人)
80年代初，我还是新华社一个年轻记者，汽车是我采访分工中最钟情的一个产业。1982年，我报道了体制改革试点—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成立以及其后的运作，也和董事长饶斌、总经理李刚成了忘年交。
饶斌和李刚都是新中国汽车的开创者，经历积淀深厚，视野开阔，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先后任过一汽厂长。
中汽公司成立后，他们全身心投入治理“散乱差”的中国汽车业，改变“缺重少轻，轿车几乎是空白”的局面。
然而，后院起火，一次强力“地震”突然袭来。
当时的一汽领导给中央写信，要求脱离中汽。今天看，这封信反映了国企要求松绑的最初觉醒，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汇报。把还不知情的饶斌和李刚叫去旁听。
一汽、二汽自立门户，饶斌和李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意外，也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
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这位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
饶斌当场争辩说，四抬轿和十二抬大轿不一样，四抬轿用人少，十二抬大轿用人多。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和国外同类车比，并不算多。“我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
“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
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他说，以后就进口吧。就这么一个过程，当面给枪毙了。”
关于红旗的结局，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我逐字记下当事人的回忆。
今天人们说到第一代“红旗”轿车，往往先说它的造型怎么合乎民族风格，然后就说红旗是用榔头敲打出来的，两句话一褒一贬。和李刚聊天，才知道我错了。
亲身参与红旗轿车发动机开发的李刚说，V8发动机才是第一代红旗的技术亮点，攻关相当艰巨。“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东风、红旗，还有一个越野车，三个发动机的开发齐头并进。我曾经连续96个小时没有合眼！那时候身体棒呀，根本不在乎。”
V8发动机堪称50年代超一流技术，除了美国顶级豪华轿车采用，苏联也刚刚用在领导人乘坐的海鸥轿车上。德国、日本采用V8发动机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汽车厂从国家只拿到有限的资金，没有后续开发费用。
红旗严格实行自力更生，坚持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国内生产，致使25年后，红旗车的质量、性能和国际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红旗产量很低，前后25年，一共只生产了1500辆，这样的小打小闹，没有不赔钱的，技术升级更新无从谈起。
一汽把生产红旗当作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从1958年到1984年，一直靠解放卡车养着。
进入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红旗”乘坐者们眼界宽了，红旗轿车的缺点一一暴露：提速慢，可靠性差。有时候到机场接外宾，上了车却打不着火；甚至发生过罗马尼亚总统游览长城归途，下山刹车失灵的惊险场面。停产红旗，改乘进口车，未经论证，就这么定了。
这个重创，对中国汽车工业，对中汽公司，尤其对红旗轿车的开发者饶斌和李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在一种近乎面对面受屈辱的环境下，他们又目睹了红旗轿车的终结。
红旗下马的1984年，中国大量进口日本皇冠轿车用作公务车，领导人开始坐奔驰，国产轿车只剩下不受待见的上海牌了。
关于第一代红旗，最后的辉煌是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乘坐一汽专门赶制的红旗敞篷轿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陆海空三军方阵。
[新浪网-中国周刊]
专家:红旗当年下马因有些官员想坐进口车
红旗的最后一搏
红旗此番复出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在外交部长王毅宣布乘坐红旗公务车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乘坐的同样是红旗轿车，并在访问斐济时赠予对方20辆红旗轿车作为礼品
从1958年一汽人手工敲打出一辆“东风”轿车(红旗轿车前身)送到中南海供毛泽东检阅，到2013年5月30日一汽集团在北京鸟巢宣布最新款的红旗C级轿车H7正式上市。红旗品牌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程。
和德国奥迪曾在二战废墟中戛然而止的命运一样，红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被勒令下马停产。
这一次重新出发，红旗的目标直指“中国奥迪”。 不过，在一汽集团总经理许宪平口中，他更愿意将红旗品牌在服务上对标丰田的“雷克萨斯”，以此吸引广大的私人消费者，而不是占据潜在客户中极少数的政府官员。
“红旗要做的是公车和私车的一种平衡，最终私家车市场才是红旗的生命。”在一汽庆祝建厂60年的活动上，徐宪平公开表示。对于历经半个世纪洗礼的红旗品牌而言，这样的感慨是带有悲怆意味的。
在此之前，红旗品牌曾两度复兴，但均因各种原因铩羽而归，留下的是一汽人对现实的无奈和下一次复兴红旗的紧迫感。这一回，许宪平希望红旗能成功“上位”。 如今，红旗品牌的复兴大计将在两大战场拉开帷幕：一是政府采购的“官车”市场，这里以前是黑色奥迪A6L的传统领地，现在红旗H7希望取而代之；二是更广阔的私人消费领地，这个市场对红旗而言更具挑战性，因为奥迪、奔驰和宝马这两年进展神速。
“从中国汽车市场的成长性和红旗品牌自身的发展历程看，红旗再也经不起失败了，这极有可能是红旗的最后一次复出。如果失利，红旗很难有再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接近一汽集团高层的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官员要优先坐国产车”的背景下，确保红旗品牌成功已经变成一项政治任务。
“还魂”礼宾车
不可否认，现在正是一汽升起“红旗”的最佳时机。 2013年6月17日，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发布消息称：“外交部部长王毅公务用车从今天起使用国产红旗轿车”，随即引起围观和疯转。 当日，一汽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经营红旗品牌的一汽轿车(000800)股价收涨1.73%。而在此之前，因为红旗利好概念频出，一汽轿车股价曾在两周内拉出多个涨停，股价最高一度冲破15元大关，两周内股价几近翻番。
如果说，成功必须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和，那么此番红旗品牌复出的“天时”可谓恰到好处。在外交部长宣布乘坐红旗公务车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乘坐的同样是红旗轿车。
此外，习近平还在一次外事活动结束后，将20辆红旗轿车赠予斐济，这也是中央领导时隔几十年后，再次将红旗轿车作为“国礼”赠予邦交国家。 红旗品牌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被中央领导认可并频繁现身外事活动，红旗轿车在上世纪60、70年代被冠予“外事礼宾车”和“国车”的美誉。彼时，“住钓鱼台、坐红旗和见毛主席”被认为是新中国外事礼宾的最高接待规格，而红旗品牌也在“外事礼宾用车”的光环照耀下上升到品牌顶峰。 这样的荣誉对于中国汽车品牌来说，迄今只有红旗独享。
从某种意义上讲，红旗轿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官车”标签，这也是红旗品牌此番复出必须攻克的目标。 按照一汽集团高层制定的红旗品牌推广策略，在真正推出面向私人消费者的红旗轿车之前，红旗必须先在“官车”市场拿下最重要的目标客户群—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而后者引发的“官车效应”，将最大限度助推红旗在私人消费市场的拓展。
在此之前，一汽已嗅到公车采购政策风向即将大变的信号。 2012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发布《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显示，政府公务车的“选用车型”皆为清一色国产车。这意味着，随着新一轮“史上最强”公车改革拉开序幕，以大众、奥迪和丰田为首的合资品牌车型首次被彻底排除出公车序列。
尽管工信部官员在随后回答媒体提问时一再澄清，《目录》划定的范围只是“双18”标准(排量不超过1.8升售价不超过18万元)内的一般公务用车，领导干部适用的“高端公务用车”并不在《目录》划定的范围内。但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似乎都已意会了民间领导干部用车也“优先考虑国产品牌”的暗示。
“如果说公务车换成红旗的范围再继续扩大，我们公司以及集团所有的公司都会购买红旗车，因为我们经常有接待政府官员的需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内部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最好的时机
考虑到可能引起外资品牌的强力反弹，工信部以“征求意见稿”形式发布的《目录》最终并未落地。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自主品牌优先占领公务车市场已成既定事实。而红旗品牌在官车市场的“上位”，也正是借了这样一股政策“东风”。随后，在中央各大部委、中直机关、央企和各地省部级官员中，采购红旗轿车作“领导干部用车”蔚然成风。
这样的“天时”，是红旗品牌在前两次复出经历中从未有过的，也是一汽集团高层笃定红旗将在新一轮复兴大计中最终胜出的最大筹码。
一汽集团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底红旗H7正式面向私人消费市场发售前，红旗H7交付“官车”订单累积已超千辆。
对于一汽而言，这是个令人振奋的开始，因为红旗收复“官车”失地之时，正是红旗酝酿大举进入私人消费市场的绝佳机会。目前，红旗正通过首批设在全国9大一线城市的“红馆”，招募更多私人消费者。 由于政府层面和媒体舆论力挺，红旗轿车在“官车”市场正高歌猛进。
而在私人消费市场，红旗“官车效应”正在发酵：在北京，红旗选择在寸土寸金的“金宝街”开了京津冀的首家“红馆”，在试营业的第一个月就接到80～100个私人订单；而在山东济南，“红馆”试营业9天里就卖出了20辆红旗H7。售价29.98万～47.98万元的红旗H7轿车，走的是比奥迪配置更高但售价略低的差异化路线，加上红旗大打历史牌、政治牌和感情牌，足以俘获那部分“爱国”的高档车消费者。
一汽轿车官方发布的数据是，截至2013年7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红旗H7上市首月就接到了250个私人订单，实际轿车150台。对于全国仅有9家“红馆”作为经销渠道的红旗品牌而言，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一汽红旗事业部部长郭世君认为，这次红旗品牌复兴的路径是直接从C级车往上走，覆盖C级车、D级车和E级车。目前红旗有两个平台：H平台和L平台。H平台生产的C级车包括已经上市的红旗H7，L平台生产D级车和E级车。
“L平台里还有两个整车平台，一个是成长型平台，一个是非成长平台。这三个平台会衍生出很多车陆续地投放市场。”郭世君说。
红旗当年为何被停产
从时间上看，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让红旗成为比丰田雷克萨斯更具历史积淀的高档车品牌。不过，与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诞生，仅用不到30年就在全球市场实现年销量40多万辆、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叫板奔驰宝马和奥迪的雷克萨斯而言，红旗可谓命运多舛。
如果没有当年突如其来的“停产风波”，如今的红旗轿车是否会有更好的光景？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发出节电、节油指令”，出现“红旗牌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23个字。
时隔30年，外界才发现，红旗轿车下马的真实原因另有隐情。 2013年5月30日，红旗H7鸟巢上市现场，一汽精心地将讲述红旗品牌发展历史这一环节，做成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的现场。主持人石凉在讲述到红旗上个世纪80年代为何下马这一章节时，故意“留了一手”—只谈结果却避谈真实原因，让在座的媒体和观众意犹未尽。
本刊从众多渠道信息了解到，红旗当年被迫下马的真实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手工打造的红旗轿车，在使用过程中陆续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迫使中央领导不得不忍痛割爱，最终放弃红旗轿车。从根源上看，是因为红旗缺乏核心的自主技术研发能力以及规模化量产的生产制造体系。
新华社原国内部编委、知名汽车记者李安定曾在《家庭轿车诱惑中国》中说：“进入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红旗的乘坐者们的眼界宽了，红旗轿车的缺点一一暴露：红旗太重，在国外高速公路上的加速性能太差，眼看后面一辆辆洋车超越而去，驻外大使感到有辱国格；红旗可靠性不大理想，国际交往多了，贵宾送往迎来，外国元首游览八达岭长城，红旗却在山路上刹车失灵；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外宾，客人上车走了，主人的红旗却在机场死活发动不起来。” 最新的一种说法来自一汽老厂长、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之子饶达。2013年6月7日，饶达在个人博客中首度披露说：“费油和可靠性差仅是(官方勒令红旗下马)借口，几吨重的红旗百公里19升油，与当时进口的豪车比油耗不高。”饶达认为，红旗被下马的真实原因是当时的某些官员希望乘坐更舒适的进口小轿车。饶达在博客中表示，1958～1984年的26年间，红旗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均在大幅提高。
这期间还准备与福特合作进行换型和大幅度技术升级，但改革初期，国产轿车产量极少，大量进口日本轿车，形成高干坐国产车，中级干部坐进口车的局面，形成了一种不平衡局面，这成为红旗被停产的重要原因。
有资料显示，红旗轿车停产后，中央国家机关、省、市政府部门因用车需要增加了中、高档轿车的进口量。有数据显示，1982年至1986年共进口轿车17.34万辆，是前32年进口的两倍多(1950年至1981年共进口轿车7.38万辆)，其中19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共花29.5亿美元。作者：《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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