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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这导致有很多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办理离婚手续。}

　　一项“动机良好”的政策却导致如此荒唐的局面，个中蕴涵，颇耐深思。表面上看，这一局面折射出下岗职工们的生存窘境。但其实，该政策则是当前并不鲜见的“羞辱性制度”的一个标本。

　　“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力倡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的确，在很多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如果“做什么”时过于莽撞，有可能事与愿违，这时候当然应该宁肯“不做”。而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就在于其没有守住“应该不做什么”的界线———只考虑到了“应该照顾单身职工”，即“做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上岗”对人们充满诱惑的情况下，明文规定有离婚证便可以上岗，实是对离婚行为的变相鼓励。权衡之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不出台为好。显然，如此政策，在客观上已经对那些正为了生存挣扎的职工形成“羞辱”。

　　揆诸现实，“羞辱性制度”其实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存在。比如，人身伤害赔偿按户口类别区分不同标准就是如此一种“制度”；就学、就业按户口不同收费，不同分数、不同安置也是如此；推而广之，民工“暂住”管理方式，不同工资标准，也是源于这样的“制度”……

　　来自“制度”的羞辱，是最严重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习惯的羞辱，“长期的羞辱确实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严重的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于是，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将会因此而麻木，进而，秩序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就像为了“上岗”而离婚，势必损害婚姻家庭伦理一样。因而，要追求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即便不公平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必须向这些“羞辱性制度”开刀。

　　□郭之纯（河北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