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弄舌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

     [光明日报]

巴人论评

“道亦有道” 损道者必为道所损

    君子斗不过小人乎？我认为，这个话题本身是值得讨论的。不过，我很赞同作者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悲剧，是由于垄断体制所形成的。

    要说君子斗不过小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君子过于忍让，没有从人性上了解小人的残虐性；加之，君子将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忠君爱国”方面，总以为公正自有天理，总以为区区最高统权者总会明了自己的一颗芳心，消极对待小人的狼心狗肺，没有稍微注意小人的恶毒性攻击；要知道，小人是专事为谋取私利的而倾心攻击这些君子们的，所以君子就不得不败下阵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君子败阵也败在未对小人“知己知彼”方面。

    君子要战胜小人完全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人残虐，君子就要以灭小人残虐性为出发点。凡干大事者，皆有非同一般的能力，此种能力是小人所不能具备的，还必然会因为国家利益而限制小人们的利益，小人为了自己利益就必然会凶相毕露，所以，君子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小人的疯狂残虐的非人性。只有认识到小人们的残虐性，才能以暴露小人的高妙手段灭杀掉小人的兽性发作。这是极其重要的。

    我的看法是，只要君子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不要狭隘地为了所谓的君主和国家而委曲求全，那么，君子是很容易战胜小人的。狭隘地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表面上看是忠君爱国，实际上是一种愚昧行径。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朝代都为小人所几于葬送掉了，其人仍然不能省悟起来，这不是乐于小人大行亡国之祸吗？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兴旺来讲，这种愚昧难道还能算是爱国忠君吗？！没有了道义，一个朝代就必然会被消灭，国家就会面临灭亡，民族就会灾难不断，能真正看到这一点并挺身维护道义和真理的人士才可以算作是真正的爱国忠义者。出师尚需有名，立国又岂能缺失道义呢？！就立世之成本来考虑，与其被陷害而死掉，白白空走人世一遭，还不如为真理献身，为道义而挺身勇敢战斗。

    所以，“君子”之所以败给小人就在于“君子”们的认识没有摆脱愚昧而狭隘的爱国忠君理念。维护道义才是君子们应当首先坚持的。如果全社会都站在道义一边，都主持公正和道义，即便有小人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出现也必然为人们识破。这就象抓小偷一样，大家都发扬“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革命”精神，小偷难道不害怕吗？！“君子”对坚持道义的软弱是导致小人乘隙以攻的重要因素。小人嚣张猖狂得势完全是君子们软弱所致的结果。天下有道义，自然国泰民安，君子的作为也完全在这里。

    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当坚持的道义就在眼前呢？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软弱？！为什么要畏缩退却？！君子溃避而不坚持道义，本身就是损害道义的行为，故而自然也就会发生因为远离道义而被小人所残害了！损道者，必为道所损。为道之道，亦在道之中也。这就是古人说的“道亦有道”。君子们必须真正认识到为道义、为真理而战的道理，必须牢固树立为道义而牺牲重于泰山的坚贞信念！

    孟子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两千多年前至理名言，道尽了道的真谛，真正的君子们今天又实践得怎么样了呢？！假如文革中的君子们能真正认识到这些，我想也不至于那么多人被冤屈迫害致死的了？！天下人谁不死，死得其所又有何遗憾？！就从趋利避害来讲，与其为小人暗害而死，比较为道义奋战而图存，何者更有希望呢？！更有意义呢？！

    守道义者，终受道义所护佑！非为真有神灵，天理使然耳。我写此文字，但愿今后的人们更能比我等明白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