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学界、舆论界和一些政要一再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专权、容易导致各种腐败，鼓吹多党制（包括两党制）能够较好解决腐败问题。一些西方势力凭借其把持的政党理论的舆论高地，向众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多党民主的价值观渗透，直至逼迫它们推行多党制。西方的这一套论调有多大可信度？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近现代政党政治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着眼防治或解决腐败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在十六七世纪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英国最早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政治从此逐步被引入国家政权制度，并开创了政党执政的新时代，被誉为是“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纪，英国两党制的存在虽然已成既定事实，但在普通英国民众眼中，政党的声誉并不佳——各级议会议席标价竞卖，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政党”仍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字眼。

    无独有偶，西方政党制度普遍建立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党腐败丑闻。自19世纪前期杰斐逊担任总统时开始，美国主要两党都沉溺于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赃制来报答对政党选举有功的选民，以奖励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制度性腐败。

    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政治家大都意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滥用公权，建立反对党、媒体、社会等对执政党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

    建立在金钱政治基础上的西方选举政治导致腐败现象频现，西方政客关于多党制可以防治腐败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一条难以改变的政治铁律。选举政治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核心，竞选必然需要金钱铺垫。在西方，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它实际上等于变相以金钱购买权力，是“有钱人拿钱买候选人，候选人再拿钱买选票”。

    权钱交易成为西方多党制幕后运作的通行惯例，是维系党、官、商三者关系的利益纽带。西方政党及候选人在获胜后，大多会“知恩图报”，按贡献大小原则对捐助方给予“红利”回报：给予个人捐助及筹款有功者派驻大国、富国当大使，担任内阁阁僚等；有的政党还利用行政权力报答资助者，为其开辟谋财之道和其他便利。这种隐性腐败，在西方多数国家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只要反对党、司法机构及媒体抓不到执政党的把柄和确凿证据，多是无可奈何。

    西方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与道德规范，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的以权谋私行为。西方国家不仅是执政党不干净，反对党也难以在民众中自诩“清廉”；政坛上对立的两大政党甚至可以为党派“声誉”共同协力包庇或掩盖丑闻。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类腐败丑闻。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导致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等传统政党的覆亡。

    西方多党制不仅未能消除腐败，反而通过与其相伴而来的游说政治把腐败推向制度化的行为轨道 　游说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为一己之利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自产生之初便与政治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西方多党制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为一种公开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为。如当前美国就有游说公司25000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

    游说政治的长期运行，在西方一些国家造成了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对于这种公然的制度性不公正，西方学界、舆论界一再声讨，但就是无法切除这一体制毒瘤，根源就在于它与西方政党制度和所谓的多元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生存的肥沃土壤。在西方，游说政治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投小钱获大利的暴利“产业”。权钱交易是游说政治的灵魂。美国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投入公关经费5100万美元，却换回成百上千倍的合同，仅波音公司就拿到52亿美元的大单。2004年，全美游说费用达21亿美元,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利益则至少在千亿美元以上。近年来，西方各种游说丑闻不断曝光并且触目惊心。

    西方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容易引发权力专断和腐败等为由，诱压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结果事与愿违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力度，指责这些国家专权、腐败，执政效率低下，并极力向这些国家输出所谓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等价值观，威逼利诱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实现所谓民主、良政、廉洁等施政目标。为此，近二十年来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仅非洲就达37国。

    这轮多党制浪潮虽然基本实现了西方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改朝换制”目标，但却没有实现通过推行多党制而消除其腐败的“誓言”。这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引进西方多党制的同时，把西方政党的某些腐败行径也模仿过来，乃至“发扬光大”。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其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前严重。不少经历所谓多党民主转型的国家，目前恰处在腐败的高发阶段。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丑闻屡屡被曝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因腐败问题频频遭弹劾或被赶下台。这就以事实击穿了西方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谬论。

    政党制度与腐败的关联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质和内容

    腐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那些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与未推行多党制的国家，在腐败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实行的是多党制。

    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各类腐败丑闻的发生，多党制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多党制条件下选出的公共管理机构代表往往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不惜赔大求小、损公肥私。不少执政党缺乏长远考虑，只为短期利益甚至为一党和部分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谋划，直至实施公开的制度性腐败，等捞足各种实利下台“休养生息”数年、积蓄力量后又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

    多党制环境下的许多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会去真心反腐，也没有能力完全根治腐败行为。它们更多是把揭露腐败、炒作丑闻视为撂倒政治对手的工具和手段，在公众面前作政治表演，捞取政治资本，以实现自己执政或不让对手上台的目的。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日趋成熟的反腐制度建设在遏制和减缓腐败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即使这样，包括被普遍认为最廉洁的北欧诸国，腐败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实践表明：多党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