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科教学界频繁爆出造假、抄袭等丑闻，出现了一系列的学术腐败现象。能否真正地从根源上廓清问题的成因，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日，国内一家权威科研机构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围绕学术腐败等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并称出现一系列学术腐败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为突出的就是学术评价体系问题严重，专家学者呼吁划清官学界限，让行政机构退出评比。 

    现行学术评价方式问题严重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学术评价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性的，主要是同行(内行)评议；二是间接性的，主要是按照刊物级别和引用率进行评价，而这两类方式都存在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会造成以同事评价代替同行评价。专家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同行(内行)才有资格进行评价，但目前的同行评议主要是在同一单位内进行，实行“单位所有制”。然而，同一单位学者不可能都研究同一领域，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而是同事。 

    在一家研究机构人事部门工作过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史学研究为例，不同的学者研究的年代可能不同，即便都研究同一时代，其研究的内容多半也并不相同。对同一问题感兴趣且素有研究的学者，可能在外单位、在外地甚至在国外，这就造成现行的同行评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价”，而是实质上的“同事评价”。 

    记者了解到，由于同行评议难保公正，学界近年又开始看好刊物级别和引用率，认为只有后两者才能排除各种干扰，达到客观公正。但这两种方式也存在较多问题，比如，某部委规定，晋升正高职称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篇；另有相当一批科研单位规定，只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能算作考核成果。 

    在科研机构工作的张先生介绍说，现在职称的评定除了对工龄有要求外，还要求每年在“正规”刊物上发表2至3篇的学术文章，并且还要在“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一篇或多篇文章。同时，在竞争岗位时，也是按学历、发稿量、工作表现进行硬性比较。一方面，这样导致了多数科研人员为某一职而“积极”发稿。另一方面，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非常荒唐。 

    而以引用率为标准，在业内人士看来同样不可取。他们认为，引用率高只能说明社会关注程度高，与学术水平并无必然联系。中外的实践表明，引证中普遍存在的向权威倾斜的“马太效应”以及数量众多的“伪引”、“漏引”等，都必将使引用率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已经从科研机构退休多年的唐姓研究员对此也深有感慨。他回忆说，当年他们在评定职称时，虽不看是否是核心刊物，但主要参评依据就是论文和专著，而更多的评判标准就是字数多少，这造成很多人一味地追求字数而忽视了质量，事实上，很多好的高质量的文章并不都是字数多的文章。这无形中也造成了评判的不科学和不公正。 

    “评比学术”导致学术腐败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主流理念认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评比学术”的最大弊端，就是扼杀学术批评，为学术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对于这种观点，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科研的唯一性与创新性，决定了科研与生产的不同，决定了科研评价很难或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严格明确的等级评定，对很难或根本无法比较的东西强行比较，非要分出是非，最终只能是比关系、比帮派、比权力，给学术腐败制造了可乘之机。 

    唐研究员举例子说，当年他们院有两个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其中一位是大家公认的在学术上比较冒尖的，很有发展前途。而另外一位，在当时看来学术上是平平的，但由于该人和院相关负责人关系好，并且经常写文章挂上这个领导的名字发表，在研究破格提拔高级职称问题时，相关领导极力推荐该人，而大力排斥大家公认学术上很有前途的那个人，这不仅造成了学术泡沫激增更加剧了学术腐败。 

    在科研机构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赵研究员也深感无奈。他告诉记者，他们单位凡是帮着院领导做课题、写文章的研究人员，都受到了优先提拔和重用，这使得一些研究水平相对较差的研究人员也因此受到重用。由于不齿与其为伍，他受到了极大排斥，参与学术交流、出国访问等机会均被取消。他甚至担忧他的学生在就业、学术研究等方面受其影响。“我真是悔不当初，如果大的环境、体制不发生变化，学术腐败很难从根上杜绝。”他无奈地说。 

    业内人士指出，不仅是职称评定、破格提拔等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就连某权威基金项目成果评估指标体系在打分时也存在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该“评估指标体系”为表格式，共有四项评估指标：创新程度、完备程度、难易程度、成果价值。这些指标又分为2或3项具体指标，并分为“A”、“B”、“C”、“D”4个等级和“10”、“9”、“8”……共10个分值，4个等级又有更为具体的若干标准等，这一“评估指标体系”看上去十分精确、十分“量化”，每一项都有具体指标可循，但在实际评估时，却很难操作。 

    比如，“创新程度”项中，什么是“提出新的重要理论观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A级)，什么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研究有所深入”(B级)，什么是“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见解”(C级)等。这些复杂的指标体系，模糊的评比标准，使鉴定专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打分时必然是主观随意性很强，甚至是完全“跟着感觉走”。 

    “在我们那辈里面一辈子没有评上研究员的也不少，这些人不一定是自身水平比较低，但就是由于学术评价体制不当而造成的。”唐研究员感慨地说。 

    专家建议行政机构退出评比 

    针对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腐败的问题，专家们也给出了具体建议。他们认为，应彻底清理各项评比指标，划清官学界限，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机构应退出评比，同时应建立网络互动评价机制。 

    专家们建议，首要应当划清官学界线。目前盛行评比请官员“出场”，好像领导不出场就是不支持该项工作，但带来的问题是即使官员以前从事过类似的研究，也不可能一通百通，同时由于官员身份特殊，而且往往还要拿不菲的“出场费”，这难免不让人心中存有疑惑。到底是作为内行的学者在唱主角，还是外行或即使内行却没有做多少具体工作的官员来唱主角？到底是官员为学术服务，还是学术为官员服务？因此，划清官学界线显得尤为重要。 

    专家指出，目前的情况是行政机构热衷于搞评比，不断推出新的评比项目，并且往往参与和指导。但作为权力机关的行政机构，并不具备评比的学术能力，不过是有关官员拉一些“相好”的学人搞名堂。由于行政机构天然所具有的唯一的行政权威性，发生问题，也多半不会承担或无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学者和学术团体，由于不具有永久裁判员的资格，而且要为自己的学术生命负责，所以会相对公正得多。因此应把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学术团体，或由真正同行学者组成的独立于行政单位的学术委员会。 

    与此同时，应建立网络互动评价机制。参加评价的论文要在网上公示，任何人都可以从学术角度予以评论。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有价值的批评意见都应作为该论文评价的一部分附录其后。这样既可以吸纳全国甚至国外学者参与，打破“单位所有制”，使学术评价社会化，又可以促使作者与推荐者更加规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孟繁超教授：

    学术腐败呈现“五化”特征

    □本报记者　高露　李佳鹏　实习生　刘姣　郑文刚 

    “当前学界频发的抄袭事件显现了学术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令民众愤怒嗤之，更令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忧心疾首。无论是学界自身还是官方，都到了对此‘重症’下‘猛药’的时候了，唯此方能还学界一个‘清白世界’，恢复民众心中学术殿堂的神圣性，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本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孟繁超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说。 

    学术腐败呈现出“五化”特征 

    孟繁超指出，学术腐败一般表现为学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本科生，抄袭剽窃、巧取他人研究成果，且不以为耻，反习以为常。学术腐败者还大钻制度漏洞，向集体化、集团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大有合理化的趋势。这种腐败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五化”特征： 

    一是学术官场化。学界本应保持独立性和批判的精神，应当有学术修养和品格，不能以权力谋求学术的话语权，发文章、评奖、评优、评项目。而当前学界却频频显现权利的身影，看头衔、看职务等已成为常态。 

    二是社会化。读学位、开研讨会、办讲座，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而是为了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相互提携吹捧，学术问题讲义气、讲情面，讲人情、看关系。这只会带来学术的庸俗化，不利于知识的积累和更新，更与创新无缘。 

    三是近亲化。学问的积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如果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日后工作都能在同一处完成，师承同一人或在同一环境之下研究学问，往往会受到学术权威的关照，发展也颇有速度，但却很难在学术上有大的创新或突破。 

    四是利益化。不是时间，也非实践，而是利益决定着学问的好坏优劣。在部分研究人员眼中只有能够转化成利益的知识，尤其是眼前利益，看得见好处的知识才是学问。学术利益化正日益被越来越多所谓的专家、学者推崇、效仿。殊不知，利益化的学术是最短见的学术，要不得。 

    五是自我复制化。所谓自我复制即某些学人将其研究的某一专题进行反复的论证从而形成不同的论文，或直接将自己相关的文章剪裁、拼凑。这些成果之间的唯一的区别是题目不同，其实质是创新能力退化的表现。 

    学术腐败与经济腐败一样可怕 

    “学术腐败影响巨大，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和经济腐败一样可怕，其破坏性甚至比经济腐败更加可怕。”孟繁超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是社会这个机体的良心和头脑，教育和文化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堡垒。如果文化和学界都腐朽崩溃了，也就标志着整个社会在精神上的堕落。 

    他强调，学术腐败向整个教育界延伸，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各种类型的考试，如研究生考试、高考，甚至是普通的等级考试。这在今年高考中，欲通过更改民族成分的方式实现加分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有学校为教学评估集体造假，甚至有专事“学术产业”的代理机构。而学术管理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表现出来的冷漠，处理乏力，甚至容忍包庇，令人担忧。 

    谈及学术腐败之风日盛的原因，孟繁超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腐败的根子在于学术制度。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糅合在一起，蔓延到学界，催生了“学术腐败”这个怪胎。这么多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我们的学术体制、对学术的评价标准以及评价程序存有弊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 

    破解学术腐败在于制度改革 

    对于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学术腐败问题，孟繁超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根治学术腐败的方法在制度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在于使学术纯洁化、专业化、公正化，更多的要看事业心，看对社会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目前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的评估制度，使学术研究从官场阴影中走出来，使学术研究从眼前利益的沼泽中走出来。只有还学者应得的尊重和待遇，学术研究才能充满不竭的动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真正得以繁荣发展。 

    他建议说，首先，学术机构应正确定位。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科研机构的首要任务在于科研，而高校的主旨在培养人才，也包括学术研究，是以教促研。教师的为人师表、示范作用很强。对科研机构人员的评价标准可以是科研成果，而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应有两个参照系，除前者外，还应包括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评价。明确了术业方向，才能使科研工作和教育者们能够安心专事其职，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次，要净化“学术刊物”。“刊号”是一种稀缺资源，具备了“逐利”的可能。现在的杂志刊物被分为“三六九等”，上层的为少数人享有，下层的良莠不齐，发文章看人的职称和职务，不注重实际内容，收版面费是常态，甚至还要通过搞编辑圈子、拉帮结派攀扯各种关系。这既剥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话语权，也容易导致用话语权牟利。一些学者和掌握着刊号的人结成了相互利用的网络———学霸和贪财者各得其所。另外，这种帮派关系往往是相互利用的基础和温床，钝化思想和扼杀创新往往作为其发展的副产品出现。以刊物级别和量创下的成绩铸就了学术地位的大师，恰成为创新的遏制者。 

    再次，要避免“学术官场化”，强化学术造假责任制度。“学术圈”本应是一个相对独立于世俗社会的地方，不应社会化、利益化。对学术的评价应更注重荣誉体系和名誉体系，而非传统的“官制”。让现行评价体系下的“优胜者”去当“官”本身就是不明智的，因为人的精力和特长都是有限的，若再以其“官位”和裙带关系趋谋取更多的学术荣誉和其他利益，则更为学术精神所不容，如吉林大学正在进行学术研究与行政职务相脱离的试点，这种创新对我国未来学术制度的设计大有益处。 

    此外，要加强“学界自律”与外界监督的互动。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各类与学术有关的机构，都应该积极抵制学术腐败，通过自身的“自尊”和“正气”去影响社会，而不是变成新的“污染源”，导致更深的腐败。如果专家的良心都被金钱腐蚀，我们自己都不爱护自己的心，如何指望外界的信任与尊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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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牛”到“更牛”，论文抄袭登峰造极

    连日来，从东北财经大学“史上最牛论文抄袭事件”到华中师范大学的“更牛论文抄袭事件”，从“标注受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被指抄袭事件”再到辽宁大学副校长被指抄袭事件，高校和学术界不断上演着论文抄袭事件曝光丑剧。 

    5月底网上就曝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的一篇题为《山东省FEEEP协调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FEEEP协调度研究》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把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把江苏的统计数据换成山东的外，从摘要到目录，到文献综述，再到正文分析几乎完全一样。 

    此事件刚刚平息，华中师范大学又爆出一起更加惊人的论文抄袭事件，一篇署名为胡春林的硕士论文与广西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高度雷同，除“致谢”内容不同外，标题、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一字不差……此事被网友们戏称为：论文抄袭“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当网友们还在议论“最牛”和“更牛”论文时，媒体又曝出“标注受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被指抄袭”。发表在《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上的《中国股市价值策略实证分析》，标注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被指几乎原文抄袭了2005年第6期《世界经济文汇》杂志上刊发的《中国股市价值策略实证研究》一文。两篇论文除了标题，内容高度雷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网上又曝出辽宁大学副校长被指论文抄袭事件。《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刊登了署名“陆杰荣、杨伦”的文章《何谓“理论”？》，其中第一署名陆杰荣是辽宁大学副校长，第二署名杨伦是北师大在读博士。涉嫌抄袭自云南大学讲师多年前的一篇讲稿《什么是理论？》。目前，文章抄袭一事已被确认基本属实。但辽宁大学方面表示，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杰荣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非直接责任人。事件的有关细节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对于不断地升级的论文抄袭事件，网友调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比一个长见识”“论文抄袭登峰造极”、“也许超牛的升级版本还在后面”、“只有更牛的抄袭出现，前面的抄袭才能被掩盖过去”…… 

    据了解，最牛和更牛论文的抄袭者均被取消学位。学校并未对指导老师出台任何处理意见。很多网友评价，这两个大学对学术造假的处罚更像上是一剂安慰剂，而对于民众和广大网友来说则是一针“麻醉剂”。 

    江西网网友评论指出，是大学的“论文情结”谋杀了学术研究。概括起来就是“做研究=写论文”、“论文多=水平高”、“论文发表期刊档次高=水平更高”、“论文多、档次高=杰出学者、院士”、“论文多、档次高=办学业绩”。根据以上等式，几乎所有高校，都将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培养学生的重要环节。而且，在高校、科研机构之外，还有更多的机构、部门，加入用论文来评价“学术能力”、办学水平的行列，包括中小学，以至幼儿园。写高水平理论文章与当好幼儿教师，有何关系呢？ 

    针对屡禁不止的学术抄袭事件，武汉某高校研究生曾同学建议，教育部应该在全国高校开设“学术修养道德课”，将增强学生的道德耻辱感和贯彻落实学术研究的制度规章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和目标。只有在观念上、心理上觉得抄袭论文是一件耻辱的事件，行动上才不会越轨。什么时候每个人能像康德那样把“心中的道德律”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或许才可以避免论文抄袭。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校长赵作斌表示，要抓论文的质量，关键还在于教师。如果教师对学生论文不闻不问，就是“误人子弟”。在中南分校，发现学生论文抄袭，指导教师也将受到处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负责研究生工作的陈副院长表示，学院要强化对教师的要求，一旦学生和自己涉及抄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教师要有“对文字的恐惧感”。 

    目前，防论文抄袭检测软件系统已经在不少高校应用。但也有网友指出，科技手段只是辅助作用，关键还是强化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把关，对学生论文进行全程督察、过程管理，将抄袭消灭于萌芽状态。

　　(杜江玲　李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