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0-22
“钓钩”背后是出租行业垄断作祟
10月2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上海“钓鱼执法”调查：99％黑车司机被钩过》，节目称上海打击黑车事件疑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所谓职业拦车群体，就是民间所说的“钓钩”群体。前有上海一家外企市场经理的白领张军，后有在上海一家建筑设备公司的司机孙中界，都是“钓鱼执法”的“猎物”和“战利品”——换个角度说，则是“非法执法”的“牺牲品”。
此前，有关上海“钓鱼执法”的报道，不管是出自上海当地的媒体，还是出自国内其他媒体，上海市有关方面都悉数否认，声称自己打击黑车的手段是绝对合法合规的。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翔实的分析报道专题节目，并且认定上海市确实存在着人数不菲的职业拦车群体，更对上海有关方面处罚张军和孙中界的做法给予了强有力的质疑。我不知道对此“新动向”，上海市有关方面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进一步解释。其实对于上海究竟有没有“钓鱼执法”，每一个具备基本理性的人，都能够凭良知和生活经验做出合情合理的判断，上海市有关方面的辩解实在是苍白得很。
不过我想说的是，“钓鱼执法”之所以在上海市内普遍存在（其实类似“执法”手段在其他一些城市同样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有关方面为了维护城市公共交通尤其是出租车行业的政府垄断利益。如果不破除目前国内通行的城市出租车行业政府专营（行政垄断）格局，放开市场，让出租车行业在市场法则的自发规范下实现城市交通业的利益均衡，黑车现象是断无彻底杜绝可能的，市民出行需求也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作为一项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经营项目，出租车营运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易于管理，很容易实现市场自发调节的城市服务行业。如果城市的管理者不是把出租车准营当成创收的手段，以控制数量等各种各样名义为借口高价出售“顶子”（即准营资格），而是仅仅将其作为一项服务型管理，在实施必要监管的前提下，“放心”地让民间的出租车经营者们实行“行业自治”，通过市场调节将经营成本降到最低，进而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那么，所谓黑车哪里还会有它们的市场？
城市政府要舍得“割肉”，彻底还利于民，放弃对出租车行业的行政垄断，让其完全进入市场，黑车现象才会得到根本上的抑制，乃至销声匿迹，政府执法也才可能光明正大、名正言顺，行政资源亦可因而大大节约。当然，如今不少地方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趋利避害是其本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定位自身，是与民争利，还是为民服务？（邝子谦）
【中国青年报】
备受质疑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近日有了明确回应。
继10月17日之后，20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再次回应舆论质疑，并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当一个普通执法事件演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钓鱼式执法”的真相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基本信任，也关系到一级政府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的积极应对，无疑值得赞许。
然而，这种回应似乎还需更进一步。针对这些调查结果，人们仍有许多疑惑。比如，如果不是“钓鱼式执法”，为何在“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件中，乘客叫孙中界停车之后，上来就拔车钥匙并死死踩住刹车，所有动作都相当老练？为何这名“有正义感”的乘客踩住刹车后，执法大队30秒之内就能赶到，难道这只是巧合？
再比如，被疑“钓鱼式执法”的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面的一个执法大队，调查者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俗话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这种有悖“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法官”常识的调查，如何做到取信于民？
不是公众不相信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从西安“宝马彩票案”，到武汉经适房摇号事件，近年来在不少事件中，公众的质疑往往在最后得到了印证。正因如此，对“钓鱼式执法”，更需有关部门以恪尽职守的担当，进行更主动彻底的调查，拿出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既是回应舆论质疑，给公众以真相；也是树立政府公信，证自己以清白。
作为成本低、见效快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一方面表达着人们对一些事件的质疑，但同时，正如一位领导干部所言，“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正全力筹办世博会的上海，为构建一个文明和谐的上海，全市参与不遗余力，继续对“钓鱼式执法”进行彻底调查，无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个促进文明上海生长的契机，一个展现和谐上海面貌的契机。
对于上海有关部门来说，如果能通过对“钓鱼式执法”的彻底调查，推动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推动程序公正和人性执法的步伐，推动权力对权利的尊重维护，推动对政府公信力的修复重建……那么这场沸沸扬扬的“钓鱼式执法”事件，就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也是向文明上海的一种迈进。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通过介入这场质疑和讨论，通过与执法部门的良性互动，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参与对社会信任的构建，增进对政府部门的信心，那么这场耗费颇多社会成本的争论，应当是对社会进步的可贵推动，也是向和谐上海的一种进发。
“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我的脑子里，有群众欢乐的笑容，也有他们焦虑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期待。”几年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这样说，人民的质疑就是人们的要求，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期待。据悉，10月20日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在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的初步核查结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衷心希望，这次调查能够真正化解群众的疑虑、满足人民对政府的期待。（范正伟）
【人民日报】
后续评论摘录
钓鱼执法案到底有没有“全面调查”？
上海钓鱼执法案被曝光后，市政府责成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浦东新区政府20日公布的结论如下：经全面核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于10月14日晚，当场查获的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倒钩”执法问题。该调查报告一经发布，引起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体强烈质疑。从媒体反应和网上的言论来看，要想找到一条支持该报告的观点，不比大海捞针容易。
一项没有公信力的调查，与劳民伤财并无太大不同。当然，上级能责成调查，已属难能可贵。如各位所知，孙中界为了洗刷收受乘客车费的冤屈，不惜刀砍自己的手腕（最终伤了一根手指），以证清白。假如这位老兄没有因此举而引起舆论大哗，没准连这样一个公信力不足的调查都没着落。但既然是调查，就该好好查，不能重结果轻过程，而导致结果像预设好了一般。
有关上海的钓鱼执法传说，全国人都听说过，可能只有当地“有关部门”还觉得“不存在”。在上海，神秘乘客通过“求助”过往非营运车辆，而导致车主被执法人员“人赃俱获”的事例，已发生多起。当地司机向媒体爆料称，上海活跃着上千“职业钓钩”。甚至还有人说，充当“钓钩”者与执法大队关系密切，每“钓”到一位司机，他们可提成300-600元不等。《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曾有这样的表述：“两年来，我们共计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次，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了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看看，有“指标任务”的。
据说，现在私家车正流行一个车帖，上写：“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看来，对钓鱼执法的恐惧，伤及了人们做好人好事的美德。上述这些情形无不表明，没有“壮士断腕”的调查处理手法，不足以挽回政府在钓鱼执法迷案中受伤的公信力。
但显而易见，目前的这次调查，在程序上和方式上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由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全面的核查，市交通执法总队参与部分核查，这两个单位与被查的下级单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避免“老子查儿子”嫌疑。又譬如，从上海市政府责成调查到结果公布，三四天时间想把真相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几乎没可能。此外，那个有“钓钩”嫌疑的“乘客”没有公开作证，央视记者问及其身份时，官方回答遮遮掩掩，要么说是“有正义感人士”，要么称“保密”。
调查组的种种表现，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次“全面调查”，甚至到底有没有调查，都令人生疑。新华社最新消息说，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在初步核查结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调查。虽然这次有人大代表和律师等人士参加，但具体有没有实行利益部门回避、第三方主导调查等原则，新闻没有交代。有关大道理，我看没必要再强调了。我等公民所期待的，只是一份逻辑缜密的调查结论，像“正龙拍虎”、“躲猫猫”这类毫无技术含量的调查案例，千万不要再现。（椿桦）
【凯迪网】
民间调查“钓鱼执法”别虎头蛇尾
上海司机孙中界声称遭遇“倒钩”并“斩指鸣冤”事件仍然在发酵，此前，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结果称，孙中界一案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然而，这一结论遭到孙中界本人和舆论强烈质疑。多方压力之下，浦东新区官方21日宣布，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对此案深入调查。
孙中界案二次调查能否揭开真相，赢得公众的信任，目前尚不得知。但至少，由社会人士参与组成“联合调查组”的模式是具有破冰意义的。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对于公共事件的事后调查，都存在着一大弊病———缺少独立的调查机制，一个地方出了事，要么是部门自查，如铁路出事故都是铁路部门自己在调查，要么是“老子查儿子、左手查右手”，类似的新闻事件俯拾皆是，那种超然、独立、广泛吸收民间力量参与的调查，实在屈指难数，此前，云南“躲猫猫”事件中出现的网民调查团模式，曾经掀起了小小的波澜，但转瞬陷入沉寂。
调查不独立，无法摆脱利益网络的羁绊，最终的调查结果也就往往难以服众。就像此次的上海“钓鱼执法”风波，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去查下属的执法大队，一两天就拿出所谓的结果，如此危机处理，再次映照出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中的苟且心态与愚民思维。
那么，二次调查有民间力量介入是否能做到公正呢？目前看来，还不是乐观的时候。
在国外，类似的独立调查机制的启动，首先需要经过一个调查人员的筛选程序，仅仅调查人员名单的确定就可能要不短的时间。然而，上海调查“钓鱼”执法的民间调查组，几乎在一夜之间成立了，这些人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姓甚名谁，他们每个人是否有参与这种调查的素质和能力，他们是否与被调查部门存在人情利益的纠葛，独立性是否经得起考验……这一切，人们无从知晓。
不仅人员的产生不透明，此次调查的方式和过程也不透明，据媒体报道，联合调查组行事异常低调，消息人士更透露，“所有日程安排，都是通过短信或电话通知调查组成员。”调查组成员虽来自民间，却是在行使一种公共权力，因此理应接受全程的监督，调查的每个步骤都应允许媒体介入报道，调查的每一次进展都应向公众报告。
更大的担忧在于，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民间的调查组能“走多远”也是个疑问。此前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的网民调查团，虽然其成员满怀一腔热情，却处处受掣肘，不让携带摄影录音等设备进看守所，不让调看监控录像……所谓的“独立调查”最后实际仅仅是“有独立、无调查”而已。同样，上海的“钓鱼执法”民间调查，也存在调查权力缺乏刚性的难题，所以，他们是否也会打破类似的尴尬、揭开真相？
退一步说，即使民间调查组能在高层官员力挺下揭开孙中界事件的真相，那么，对于媒体报道所揭露出的其他“钓鱼执法”个案，对于上海99%黑车司机都遭遇过的“钓鱼执法”，他们会否不负众望一查到底，而不是虎头蛇尾。
也许会有种种阻力，但无论如何，人们对民间调查这次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无疑是期待的，也更期待，像这样的民间参与调查能够走得更远。
【新京报】
钓鱼执法事件调查和处理都要阳光化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仍在发展中。浦东新区政府20日还坚称经浦东城管部门核查，孙中界案处理无误并否认使用倒钩，21日却宣布已成立新的调查组。调查人员不再是执法局官员，而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和律师组成。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经明确指出，“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这个复查决定无疑是对的。浦东城管局作为涉案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本是利益相关者，由其主持调查，确实像“老子查儿子”，程序上先天不足，难以取信于人。况且，在笔者看来，现在已经不是上级明知下级有错、为包庇而护短的问题，而是下级的行为就是上级要求的产物，都是无底线追求政绩的结果。因此，其核查结果“维持原判”就很“正常”。而浦东新区以此作为政府的调查结论，不但被“连累”失去了公信力，更反映出行政部门内部一定意义上已经没有能力来查清自己的问题。而在公众的普遍质疑和上级的不满中，将查清孙案真相的希望寄托于人大代表等外界人士，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可惜，调查组的具体人数、组建过程及如何展开调查等还未能阳光化、透明化，“倒钩”的身份仍是秘密，这应在适当的时候给公众以交待。另外，除个别中央媒体记者外，调查组成员都是上海甚至浦东本地的人士。虽然不能因这层关系就给他们加上会维护本地政府、不能完全客观调查的“原罪”，但如果能请上海之外的专家或机构参加，因利益相对超脱，我相信效果应该会更好。
但是，仅有这样的调查仍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这只是针对孙案进行，而不是要弄清钓鱼执法的全面情况。钓鱼执法的恶果，远不止孙中界失去手指的恶性事件那么简单，它破坏了法治秩序，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影响到政府执法的合法性。所以钓鱼事件需要查清的远不止孙中界案。日前，律师郝劲松已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相关单位公开近几年来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数量、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倒钩”人数以及奖励金额等“敏感”数据等，这代表了民众希望了解真相的努力。希望相关部门能尊重公众诉求，尽快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也建议市政府能组织中立客观的调查组，对钓鱼执法进行多途径的、更加全面广泛深刻的调查。记者都能调查到的情况，市政府却一无所知，这是说不过去的。
而查清事实也仅是第一步，关键更在于如何处理。可以预料，如果孙案中确有不正当执法行为，为平息事端修复政府形象，处理具体的不当执法人员不会手软。但如果钓鱼确实已在一定程度上泛滥，政府会不会全面承认并加以处理，就比较难预测。因为这意味着有一系列困难的后续工作要做，包括如何处理之前罚没收入、已败诉的类似案件、如何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效力，包括是否需要修正对黑车、出租车管理、“非法运营”的观念，还包括对不择手段执法，甚至不惜突破社会公德底线的行为应如何追责、如何预防等等。对政府施政中存在的不足，捂、骗、瞒、拖不难，而彻底追究和改正可能并不容易。
毕竟，公众关注孙案目的不仅是还孙中界以公道、惩处几个基层执法人员，而是希望借此深挖猛打，能够重惩、杜绝钓鱼执法。执政行为出现失误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成为新闻事件也不是绝对的坏事，若在公众眼球下进行彻底纠正，正面效果会加倍扩大。总之，这件事考验的绝不是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而是有没有将人民利益真正放在第一位。
(作者 于建嵘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南方都市报】
【注】此上载于200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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