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1-12
□晨报首席记者 张 源
一代科学巨星钱学森的陨落，除了留给国人无尽的缅怀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了更深的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成为钱学森留给中国教育界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
昨日，由安徽11名教授联名发出的一封致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呼吁“钱学森之问”能够得到社会各界重视，借助部长易人、新的教育规划纲要制订之机，早日求得“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公开信向教育界提出疑问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是安徽11名教授联名公开信的开场白。这封写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和全国教育界人士的公开信，其核心的内容只有一个——重提“钱学森之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联名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主任沈正赋教授对记者直言，选择这样一个时机重提这个疑问，是他们几经考虑后才决定的。“钱老走后，社会上掀起了一波关于他的浪潮，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钱老留下的疑问；教育部长易人，新任部长正在不断征集包括网民在内的各方意见，我们也希望而后能有一场大的变革。”
沈正赋说，他们这11名教授，只不过是扮演了一次“代言人”的角色，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思考“钱学森之问”。“我们不想引发什么轰动效应，但期盼能引起一场大讨论，集思广益，找到对策。”沈正赋告诉记者，这篇公开信是他们11个人逐字逐句研究过才确定的。“钱老的这个疑问，其实早就被大多数人所熟知了，我们只想借此机会，能真的找到一把钥匙。”
公告信中提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目前正在制订，正是需要吸纳各方面意见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在将来的规划纲要中看到，对解答‘钱学森之问’有实际帮助的内容。”沈正赋如此说道。
培养大师人才成为全社会难题
“钱老问的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其实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里的‘杰出人才’是特指大师级的人才。”沈正赋觉得，“钱学森之问”并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界要考虑的问题，这个疑问是抛给整个社会的。“要出一个大师级的人才，不是仅凭几名老师、几所高校、几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教育牵涉到整个社会的链条，这个疑问也是抛给全社会的。”
在沈正赋看来，目前的教育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端已是不争的事实，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早已让国人痛心疾首。“改变这种弊端，绝不单单是依靠高校就能完成的，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甚至于毕业后社会与人才的对接，不把整个链条弄清楚，仍然无法回答钱老的疑问。”沈正赋说，“钱学森之问”绝对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回答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人士，以及关注教育的国人都应该为之思考对策。
“例如我们课本的内容选取，高考制度的完善，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在做努力，但现在还仅仅停留在尝试阶段。”北大自主招生将于明年推行校长实名推荐制度，这在沈正赋等人看来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不去找的话，这个难题永远都解决不了，我们就是希望更广层面上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思考解决的方法。”沈正赋等人在公开信中说，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公开信引发学者、网民追问
钱学森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看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苦难的二三十年代(上个世纪)，却有一个愉快的学生生活。现在的孩子们虽然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时代，却遇到了苦难的学生生活。”
“下一个三十年是否会出现陈景润、袁降平、钱三强、李四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呢？答案还不知道，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这是一位叫“马铃薯”的网友在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句疑问。钱学森的去世，一时间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教育、中国科技发展的问题。而在互联网上，这些思考大多都是以疑问的形式出现。
“在钱学森上大学的上世纪30年代，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今天为什么不能？今天发明的那么多新花招，包括综合评价之类，到底有什么意义？”网友“一穷二红”以时代的对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说在上世纪30年代钱学森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实行了素质教育，那么这些东西后来又是如何失传的呢？”
“教育需要一场集体的觉醒。”一位浙江的资深教育界人士告诉记者，教育本是为让每一个教育者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但是我们把它“异化”成了非凡人物的“制造”中心，反倒很难再出一个大师级的人才。“是谁给现代中小学生带来学习的‘灾难’呢？需要我们冷静理智的予以分析，需要我们共同的觉醒。”[关门弟子谈钱老]
反对教育急功近利
作为钱学森的关门弟子，朱毅麟(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跟随钱老学习。忆及恩师，朱毅麟向记者谈起了很多钱学森教学生的方法。
1963年，《航空知识》杂志向钱学森约一篇介绍航空以及星际航行知识的科普文章。钱学森在百忙之中只简单写了一篇较短的文章，介绍了一些有关航空、航天的名词概念，但他却吩咐朱毅麟等弟子有时间就多写一些科普文章。在钱学森的影响下，朱毅麟此后发表了很多科普类文章，在业内已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在近几十年间，钱学森多次当面或写信鼓励朱毅麟要坚持科普写作，因为他认为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样重要。“他的一些教育主张其实很有先见之明，但在当时看来观念都比较超前。”朱毅麟回忆说，钱学森并不喜欢自己的学生一门心思钻到一个领域里去研究，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他总是说我们要把基础打的更牢固一些，了解的领域更宽广一些，不要急着认准一个就不出来了。”朱毅麟说，钱学森自己在多个领域都有很深造诣，他总说搞科研必须一步步慢慢来，时候到了水平自然就会上升了。“我们搞理科的逻辑思维能力强，但形象思维相对较弱，所以钱老还提倡要大家去学点艺术，学点文学，了解一些西方的思维方式。”朱毅麟追忆说，钱老教会自己的东西让他受益一生，而如今重提“钱学森之问”，他也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思考，因为单靠教育一个部门是无法解答的。
[公开信原文]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2009年11月11日(排名不分先后)
[新闻晨报]
相关报道
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教育改革不能碰运气
几天前，在江苏昆山市举行的安博教育高端论坛上，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批评“教育不把自己当回事”。她认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人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做科学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只能碰运气。
韦钰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大半辈子，但她失望地看到，“60年来，我们习惯了教育研究就是谈感想，就是写文章贯彻领导意图。”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教育论文里，教育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却常常无迹可寻。
这位坚称发表观点要有根有据的中国科协副主席，曾收到过某教育学会寄给她的一本10年来的优秀教育论文集，洋洋洒洒数百页的论文里，她竟然无法找到一条注释，太多的教育论文只是建立在直觉和经验的基础上。
中央政府富有远见地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马上获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韦钰也被邀请到某市参加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会议。该市提出到2010年成为创新型城市，在这个目标的刺激下，一些村庄也在高呼建“创新型村”。“好像只要一喊，创新型人才就出来了。”韦钰批评该市说，“你们是在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种教育研究的随意性，带来的恶果显而易见，并且层出不穷。最新的例证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韦钰参与了这项工作，发现它的草案因为“没有牢固的研究基础”，“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较为典型的案例还包括，江苏省在10年里推出了5套高考方案。
在国内，韦钰能找到的致力于教育的科学研究的人员很少。她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差距。
2002年，美国议会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令，强调在教育改革中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目前，美国正在制定全国统一的核心教学要求，其制定的原则包括几个方面：基于科学研究和实证的研究；国际视野和国际先进；符合进一步进入高一级学院学习和进入工作的要求；对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和技能有明确的表述。
她强调，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老老实实学习人家科学研究教育问题的态度。韦钰说，强调基于研究和基于实证是国际教育学现代化的特点。
“我们的孩子将来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而是身处国际舞台上，如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没有国际视野，他们哪会有？”韦钰表示了她的担忧。（记者 李斌）
[中国青年报]
北大原副校长：现时代不需太多钱学森般杰出人才 暗示党将继续消杀科学大才
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正在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的飞机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以《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的题目在博客上发表，点击量已过11万。
中国青年报: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中国青年报: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中国青年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国青年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出“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
中国青年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
王义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
中国青年报:您曾跟我们谈到，当年钱学森就是被当时清华物理学院的叶企孙教授发现、赏识，并给予了特殊培养。
王义遒:叶企孙教授确实能识才，但也不能说现在就没有识才的人。他们那时候一个班不超过14个人，老师当然了解学生。现在的教授手下有几十上百个学生，怎么还能保持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师生间要互相了解，教师要让学生不仅仅是学，还要有机会做实际的研究工作。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们现在就是束缚太多。我并不觉得中国人创造力不行，胡思乱想的人还是很多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精神。我接到过好多来信，比如说想推翻相对论、发明永动机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国青年报:那些基础扎实、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会这样胡思乱想了？
王义遒:现在教育确实有这个问题—越学得多，就越不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对科学都没有兴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全民进行一种科学素养教育。现在整个民族的科学训练是不足的。
中国青年报:要怎么去做？
王义遒: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思维。我就提倡对文科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比如开一些数学、物理和生物的课程，把逻辑训练渗透到这些课里面。还可以专开逻辑课，但我担心不一定开得好，如果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就变成逻辑知识灌输了。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把它变成了知识，其实应该是一种能力训练。
中国青年报:最后请您说说，您心目中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王义遒: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
[中国青年报]
相关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