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名农村小学生，在一家爆竹黑作坊打工时，爆炸发生了，2死11伤。

　　■他们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孩子们只能与老人相伴，得不到父母应有的关爱。灾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黑作坊的爆炸，就是由远处的倒地三轮车在启动时引爆的。图/冉金

　　黑竹坊的爆炸

　　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可怕的爆炸将在这个早晨发生。

　　2009年11月12日早上5时许，9岁的杨翠云一早被妹妹杨翠芳叫醒；与此同时，11岁的杨秋琴、12岁的杨碧萍也都起了床，10岁的杨欣欣，也追随12岁的姐姐杨嘉敏出了门。

　　他们都在广西贺州市公会镇杨会村的小学上学，是相互熟识且要好的伙伴。但此时离学校9时50分的上学时间尚早，他们一如往常，要去共同目的地，距学校不到500米的村民杨万文家，一个爆竹黑作坊。

　　12日当天，13个孩子（2男11女）在这里碰头。据杨翠云回忆，来得最早的孩子是凌晨3点。

　　他们来这儿是“打工挣钱”。这是杨万文今年7月在自家一楼悄悄开的鞭炮加工作坊。工作内容是往“一饼饼鞭炮里插引信”。鞭炮是捆好的，引线也是现成的，杨翠云们只需要把引线插入即可。“很简单。”杨翠云说，每一饼大约300根鞭炮，插完可得四毛钱，而她在这儿做的第一次，插了11饼，挣了四块四毛钱。杨翠云拿钱买了零食，分给了要好的伙伴

　　鞭炮作坊“临时工们”主要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时50分上学以前，和下午4时放学以后。手脚麻利的，一天能挣到六七块。“想挣零花钱了，我们才去。”杨翠云说。这是她第四次到这儿来做工。

　　7点，杨碧萍的奶奶黄粉妹做完早饭后也来到了这里。7个孩子在左边房间，黄粉妹和另外5个孩子在正门大厅。而火药硝粉就堆在右边的一个房间。

　　四十分钟后，爆炸突然发生。

　　三声连续的巨响将家住隔壁的杨成正从睡梦中惊醒。玻璃碎了一地。他立刻意识到，隔壁的“炮仗厂”出事了，“我早就担心要出事。”他披衣起身，发现不见母亲黄粉妹和侄女杨碧萍的身影。冲出门一看，隔壁的三层小楼塌了一半，火舌从一楼房间里冒出来。

　　屋子里的杨翠云和杨碧萍，先是听见门口传来了爆炸声，紧接着一团火光扑来。杨翠云缩到了墙角，但大火仍点燃了她的头发和屋里的其他伙伴，这时，又一声爆炸，墙边出现了一个大洞，硝烟中透出的光亮，让杨翠云和杨碧萍赶紧先后爬了出来。更多的孩子被火墙挡在了屋里。

　　整个村子已是一片嘈杂与慌乱。人们都在下意识地找自己的小孩。杨秋琴年近七旬的奶奶正在烤火，半聋的耳朵也隐约听到了响声，当邻居杨启凡急匆匆地问她“秋琴在哪”时，她才感到有点奇怪，“早上5点钟就出去啦。”

　　杨启凡赶紧扶起步履蹒跚的奶奶往现场赶。这时，杨万文家哀号声、灭火声和呼喊声混作一团。硝粉烧光了，火势渐小，硝烟还很浓。听见孩子在里面撕心裂肺的哭喊，有人踩着劈啪作响的鞭炮，冲了进去。

　　没有跑出的孩子被陆续抱了出来，放倒在门口的田地里。所有孩子的衣服头发已全被烧光，全身焦黑，头部肿胀，眼睛睁不开来，只是不停哭“妈妈……奶奶……”，10岁的杨欣欣被抱出来时，已经没有了气息。

　　杨秋琴的奶奶好不容易听哭声辨认出自己的孙女儿，腿一软，差点晕了过去。

　　杨翠云从炸开的墙洞里爬出来后，就往家跑，跑到半路没了力气，求一位阿姨把自己抱了回家。迷迷糊糊中她一直嘀咕：“为什么爸爸不来抱我……”

　　大约20分钟后火灭，杨成正才看到母亲黄粉妹从二楼走下来，同样全身焦黑，一丝不挂。救护车把伤者送到贺州的医院。

　　医院检查结果，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至78％的5人，烧伤面积12％至40％的3人；当日，11岁的杨柳艳也伤重不治。15日，10名伤员又被分别转往南宁和桂林医院接受救治。到11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探视得知，除杨翠云和杨碧萍受伤相对较轻，已无生命危险外，其余伤者仍处于重症监护，未脱离生命危险。

　　去黑作坊做工已成习惯

　　在门口大厅做工的孩童均为重伤。有目击村民称，爆炸是由停在门口拉鞭炮的三轮机动车引起，“用脚踩油门，几次点火不着，然后突然喷出很长的火星。”放在门口的鞭炮被迅速点燃，顺着引线进入屋内，最终引发爆炸。11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三轮车翻倒在门前的田地里，门口地上仍堆积着燃烧爆炸过的鞭炮屑。

　　三轮车司机就是与杨万文“合作开鞭炮作坊”，负责组织原料和运货销售的谢庆岁。村民看见，事发后他受了轻伤，后来还冲进屋里抱出了两三名小孩。但警方到场后，心怀恐惧的谢庆岁从人群中潜逃，随后被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追捕，在广西蒙山县被警方抓获。

　　而另一老板杨万文一直身处二楼，由于爆炸和大火都发生在一楼，他竟毫发无损。村民杨山海说，“杨万文以前因为赌六合彩，被派出所追捕时从二楼跳下，摔伤了腿，所以常年不下楼。”当日下午，杨万文投案自首。

　　尽管有村民称，孩子是被老板杨万文和谢庆岁“哄骗利诱”叫去的，也有媒体报道，“在缺乏大人管教的情况下，孩子们被哄骗到黑作坊打黑工”，但儿童杨翠云和杨碧萍向南方周末记者称，事发当天，她们都是“没人喊，自己起床去的”。

　　事实上，村里老人和小孩去鞭炮作坊“挣闲钱”相当平常。平时在孩子上学后，村里更多“闲着的”老人都会去鞭炮作坊做工。

　　杨翠云说，带她第一次去杨万文鞭炮作坊做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奶奶。而早在一年前，才上小学二年级的杨翠云就被奶奶带去了邻村的一个鞭炮作坊做工。

　　而多位村民向记者证实，在杨会村及附近村庄，有多家地下鞭炮加工作坊，这种家庭式的加工模式在当地至少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尽管也曾多次发生过爆炸甚至伤人事故，“但从没这么大，也没伤过这么多人”，人们并不以为意。

　　而谢庆岁的父亲也告诉记者，谢从事此业已有一年多，今年7月与杨万文合作在杨会村开办鞭炮作坊。“人家做熟了的都知道把鞭炮和硝药分开放，但杨万文刚做不懂，把东西都一起堆在房间里，才会发生这次事故。”一位受伤孩子家长如此评论道。

　　对于这些鞭炮加工作坊，村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整个村都是亲戚，谁又好说什么？举报了最多来查查，查过了又悄悄继续做。”事发后，警察在谢庆岁父母家的猪圈里查到了大量火药和鞭炮，全都倒进了谢家门前的沟里。

　　事发后，“全村的人都在哭”，“幸好发生的时间早，很多老人还没去，要再晚一点，遭殃的人肯定会更多。”一位村民感慨。

　　留守儿童谁来爱

　　“这次爆炸事故中死伤的童工全部是我们村的‘留守儿童’，要是他们有父母看着，能得到家庭全心全意的照看和管教，也许不会出这么大的事。”杨会村党支部书记杨佑记叹息。

　　事实上，多位孩子家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都曾劝止过家里老人和小孩不要去做这份危险而收入微薄的工作，但“我们在外打工，想管也管不到”。

　　他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每个月打三四次电话。“有时候孩子想我了，会拨通我的电话，然后再轻轻放下。”冯琼说。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农村非常普遍。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中国1.2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近2000万留守儿童。88.2％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53.5％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64.8％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8.7％的儿童甚至与父母就没有联系。

　　去年，冯琼回家探亲，在一个孩子引路下，曾经去邻村的鞭炮作坊里找回了正在做工的大女儿杨嘉敏；女儿向她保证不会再去，但她没想到这一次两个女儿却都出现在了这次事故的受难者名单当中。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她晕倒在地。

　　家里的老人也有心无力。“她们几个小伙伴互相拉着去做工的，你让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去管？”

　　同样有心无力还有学校。杨会村植杨中心小学在出事前两天，刚刚贴出了告家长的一封信，希望家长能加强对孩子校外的安全管理，其中特别强调“严禁学生参加私炮制编工作”。

　　杨会村全村三千多人，人多地少，收入微薄；大多数家庭的壮年劳力都长年在广东各地打工，一年难得回几次家。村里的实际人口不到三分之一，是个典型的打工村。而学校三百多名学生7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让他们很难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六年级班主任刘锡橙说。

　　这一比例超过农村留守儿童的平均比率。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我国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占18%－22％。父母双方都外出流动，儿童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在全部留守儿童中超过了半数。因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杨会村的这个社会问题直接变成了这场巨大的灾难。受难学生的家长们如四处迁徙的候鸟，纷纷还巢。但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无法辨认出自己的亲生子女。“头发都烧光了，面目全非，只有脚板是干净的，根本认不出来。”

　　在桂林181医院，父亲杨佑锡还一直未能见到自己的儿子杨启柱，他和其他四名重度烧伤的孩子在ICU重症监护室里被隔离治疗。杨佑锡只能按医生的要求每天买一点牛奶进去，祈祷着烧伤达90％的儿子能够平安。

　　只有杨义财和杨成伟感到一丝安慰，他们的女儿杨翠云和杨碧萍已经可以进食和说话。

　　这些天，母亲冯琼常常会想起，女儿杨嘉敏、杨欣欣姐妹俩在事发前两天给她打的电话。杨嘉敏告诉她又梦见妈妈回家了，而懂事的杨欣欣则告诉妈妈不用回家。在电话里，姐姐杨嘉敏说想买双鞋，而妹妹杨欣欣说想要一支彩笔，“想画一棵苹果树，我画好了寄给你。”冯琼答应了，让她们跟奶奶要钱。但两姐妹却没有向奶奶提这件事。

　　就在冯琼准备往家里寄钱的当天，她接到了那个“噩梦”般的电话：在这起鞭炮爆炸事故中，姐姐杨嘉敏全身95％面积烧伤，妹妹杨欣欣当场身亡。

　　回到家的冯琼没有找到女儿画的那棵苹果树，“她所有的书本和奖状都被她奶奶烧了，怕我看到伤心。”说着，泪水从冯琼眼里涌了出来。

　　南方周末记者 冉金 实习生 何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