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每个人心目中，乡亲有着不同的“脸谱”，有忧愁、有喜悦、有平淡；在每个人的看法里，农民在中国发展中有着不同的“担待”，无私奉献、坚韧达观；在每个人的笔下，展望乡村、农民的发展“图景”中，有期待、有彷徨、有悲情；种种表达，真情流露。就让我们倾听在中国改革历程中不断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们的寄语吧，相信这些肺腑之言能轻叩您的心弦，并让人顿悟——我们应该为中国的乡村、农民做些什么？他们心目中的乡村或许跟我们所见所闻有异同，他们的言语也并非绝对真理，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农民终有一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2010年已经开始，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您为农民做过什么

周瑞金(著名报人)：近年，我和我的朋友在海南澄迈县一个村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和实践，为农民兄弟做过一些事，深感农民的无奈与艰难。

党国英(学者)：在一个社会交易比过去自由了许多的社会里，很多人为农民做事；反过来说，农民也为很多人做事。我是一个学者，我以我的工作告诉人们事实，特别是告诉政府官员我在农村所观察到的事实。只是我讲的事实是经过整理后的事实，而不是直观的事实。直观的事实应主要由媒体的朋友提供。

梁文道(作家、主持人)：很惭愧，除了在电视上说点话，在报纸上写点文章，我没做过什么。

翟明磊(独立记者)：我曾在安徽农村参与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教农民开会。也曾报道农村第一例村务交接案，长期报道农村志愿者学校——复新学校，也报道了福建龙泉土地强迁案，这些事情令我难忘。

余世存(学者)：惭愧，几乎可以说没做过什么。新世纪开始时写过一段时间的专栏，那时谈我们时代的正义多一些，一个主题即是要求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反哺。跟李凡先生等组成了第一个基层选举观摩团，实地介入过农民的选举活动。为农民工写过一首小诗——《歌拟奥登》……

鄢烈山(杂文家)：我关注农民的命运，不仅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更因为我是中国人，是人，希望人间畅行公平正义。但是我能为农民做的很有限，也就是用我笔为他们吁求公正。

傅国涌(历史学者)：作为一个没有种过地的农民之子，我很惭愧，为农民说话太少，做得太少了。

您眼中的乡村是何景象

周瑞金(著名报人)：除了大城市郊区、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外，今天我国大多数农村依然落后。我在海南澄迈那个有千人以上的村里，看到有些农民居家条件竟然与我老家六十年前差不多破败。而村里农民大多家里没有厕所，连学校几百位师生也没有一个公共厕所。

吴祚来(学者)：说实在的，乡村一直让我心痛。父母在的时候，我为父母日渐变老而心痛，父母不在的时候，望着父母的坟头心痛。夏秋之季，满畈的稻谷每年还在飘香，但村庄里只剩下更老的老人与更小的孩子。只有外面的城市里，才可能得到经济回报。

徐友渔(学者)：我曾下乡当知青3年，农活苦，缺吃少穿，房屋漏雨，特别是没有柴烧。前几年回去过，发现老乡们吃的、穿的、抽的烟都比当时好，有些高兴。但只有很少几家盖得起房，都是有人在城里工作或打工。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家能盖房。

翟明磊(独立记者)：中国的乡村在破败中，年青人出去打工，老人种田，乡村权威无存，电视文化统治，孩子们因为英语跟不上而厌学，也因为情感少而打架。中国的乡村困难重重，中国乡村失去了经济与文化上的根，成为破败之地。

鄢烈山(杂文家)：某些方面有改善，某些方面在继续恶化。比如我的湖北老家，村里今年终于有了水泥路面，但环境污染治理毫无进展，我回老家住一宿也是看在老娘的面上。

景凯旋(大学教授)：我的祖父是农民，我们许多城里人都是来自农村。农民是改革的最大功臣，又是改革的最小受益者。他们到城市里盖起一座座高楼，从矿井里挖出一块块煤，可他们得到的却是歧视性的暂住证，被迫失去土地，数不清的矿难和孩子的失学。乡村的城镇化也许是未来的方向，但绝不能采取强制和跃进的办法，应当想到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来何以为生。

傅国涌(历史学者)：曾和我血肉相连的乡村正变得日益陌生，一刀切的“推土机模式”不仅让城市变得粗鄙，也让乡村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越来越噪杂不安。

杨恒均(作家)：2009年我去过几次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村，乡村凸显破败，即便有农民工寄钱回家修了新房子，但也因为那房子没人住，而显得有些荒凉。

柴子文(编辑)：我们的村子已经被商品房淹没了。幸或者不幸，我小时候见过真正的田园。

默客(网络编辑)：我眼中的乡村有两种，一是富庶地区的乡村，真的很漂亮——有洋楼、番狗、美景、美女；另一个是落后地区的乡村——青山绿水没了，连人也基本只见老人和孩子。现在的乡村，悲喜两重天。

农民该如何维护权益

周瑞金(著名报人)：农民维护权益，最重要的是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党国英(学者)：农民的权益维护一定要有政府支持，否则事半功倍。如果某地政府官员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也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求得其他途径的帮助。例如可以上访，可以向法院申诉。我不赞成什么人利用群体性活动解决问题。

翟明磊(独立记者)：团结起来，走法制路线，也要保持张力，软硬都要有。要向知识分子与老者讨教。知识青年应当回乡参与组织维权，农村土地被征用和民主治村不能保证成为两大严重问题；需要有文化、有想法的年青人回村去。中国的公民教员们要深入农村，启发最广大的人群，你们的方法农民能用上，才是真方法。

鄢烈山(杂文家)：农民靠单打独斗来维护“个人的权益”，除了对侵权者搞鱼死网破的“赌狠”和“拼命”，几乎没有讨回公道的可能。村民“自治”很虚；农会不存在；除非“欺负”到自己头上觉得忍无可忍，农民一般也不愿出头抗议不公；而家族力量又排斥小姓；对严重污染、强征土地等危及生存的事件，他们合法集体请愿和示威的风险很大……所以，这是个大问题。

吴祚来(学者)：传统农村有乡绅与祠堂宗族可能维护村民权益，现在呢，农民没有真正的代表，也没有真正的村长选举，所以农民权益屡屡被侵犯，知识分子应该更深入关注乡村社会的公民代表制度建立，还有就是吁请城乡国民待遇一致。如果农民能够自由居住于工作的城市，村庄的土地能够私有化并实现公平交易，相信农村将产生新的活力。

余世存(学者)：先要明白自己的权益有哪些，权益也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明白自己生存的限制和绝对意义，不要媚外惧外，不要自我作贱或挟土自重。守住自己的所有并在其上活出信心，家族和乡间传承着友谊和爱，广交朋友以明群己权界。

景凯旋(大学教授)：农民维权的最好方式是争取建立农会，广大农民要学会用法律维权，推进基层民主，为中国的未来积累经验。

傅国涌(历史学者)：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农民首先是公民，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农民就会逐渐明白自己的权利所在。

范泓(文史学者)：农民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强调土地所有权是维护其个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内容，否则在权力和某些开发商那里，违法之事就变成合法的了。

未来中国乡村的走向

周瑞金(著名报人)：中国乡村要走自治的道路，建设与现代化相匹配的新农村，韩国、日本与台湾的乡村建设是我们的榜样。

党国英(学者)：中国要通过城市化转移大量农村人口，使农村居民逐步成为专业农户。否则，农民永远不能致富。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有的地方可以走得快一些。解决中国的城乡差别问题，使农民富裕起来，不能靠吹牛说大话，要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以为，中国政府近几年已经形成一个好的发展战略思路。今后的关键工作是通过改善城市劳资关系来扩大城市吸收就业的容量，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连学者们也似乎不愿涉及。

鄢烈山(杂文家)：我不知道——中国农民太卑微，命运操之于人；中国人口又太多，发财享乐的世俗欲望太强，难办。我希望人们满足于过简单的田园生活，当农民也能丰衣足食，又有基本保障和人格尊严，较少竞争压力，因此做农民也是一种不坏的人生选择。

梁文道(作家、主持人)：我觉得它应该要按地制宜地重建出一套社会肌理，以及相对于城市比较独立自主但又能灵活互动的社群体系。

翟明磊(独立记者)：未来掌握在农民手中，如果他们能继续脱掉坏习性，争取权利，事有可为。

王建勋(学者)：应当让村民真正地自治——成为乡村的主人，让乡村成为自由与繁荣的乐土。

傅国涌(历史学者)：所谓的“城市化”、“城镇化”并不是中国乡村的最佳走向，乡村就是乡村，那里有青山绿水，有田野，有菜园，到处是篱笆、花木，鸡飞狗跳，人们按照季节的节奏生活，当然也享受现代文明的生活，包括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您对农民有何祝福

周瑞金(著名报人)：祝福农民兄弟们在新的一年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家家和顺，消灾免难！

景凯旋(大学教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关心农民的权益，愿所有农民有一天也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党国英(学者)：2010年，我希望政府的惠农政策落实得更好一些，特别希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比较大的突破；希望天公作美，不要有大的灾害；希望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比较稳定，不要让通货膨胀榨走农民的利益。更具体地，我希望农村养老制度推进的步伐大一点。

梁文道(作家、主持人)：认识自己的权利。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必然的。

鄢烈山(杂文家)：城乡二元的鸿沟又填浅了一厘米，脸上二等国民的“金印”又淡化了一点点。

翟明磊(独立记者)：现代文明与传统智慧并存。民主选举成功。昂头做新农民，低头则敬畏土地。

王建勋(学者)：既收获“民权”又收获“民生”，有尊严地活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傅国涌(历史学者)：我希望中国的农民每一天都能过上简单而有尊严的生活，依靠自己劳动的双手就能创造这样免于匮乏和恐惧的生活。

李啸天(网络编辑)：2010年不会是最好的一年，也不会成为最差的一年，踏实做好每一件事，点滴的进步可以集腋成裘，促进整个农村最终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