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君子不言利”，然而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委员的两条建议却都与待遇有关：一是提高长江学者津贴，二是提高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连续几年，他一直重申类似的主张。

    1993年，留学回国的张伟平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200多元,难免会为生活问题消耗不少精力。5年后出现的国内第一个特聘教授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让这位自称“书呆子”的数学家从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专心治学，成绩斐然。回顾自身经历，他感慨道：对人才投资，相当于“雪中送炭”。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令国人深感焦虑。但张伟平院士认为，反省的同时不必悲观。他举例说，即将召开的201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将成为中国大陆首位最高规格的1小时报告人，另有5位中国大陆学者作45分钟邀请报告，他们均是长期在本土学习和工作的杰出数学家，受过国家各类人才项目的资助。

    张伟平说：“只要我们把人才政策落到实处，只要广大青年教师能够安居乐业，相信大量人才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中国这么多人，如果有合适的土壤，不怕人才不冒出来。”

    从人口大国到人才资源强国有多远

    全国两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了新中国第一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会议指出，编制《纲要》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据悉，两会过后，我国将召开第二次人才工作会议，《纲要》也将随之公布。

    参与《纲要》编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历时两年编制的《纲要》，与已经发布的科技发展规划、正在征求意见的教育发展规划之间，是紧密衔接的上下游关系。科技规划勾画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蓝图，人才规划提出了建设人才资源强国的愿景，教育规划则要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

    200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首次将人才强国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即将实施的《纲要》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才优先”的观点，强调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优先’应该是这次规划的核心，要把人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吴江说，“人才优先”首先体现在投入上的优先，其次是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上项目时首先考虑有什么样的人才，规划时首先考虑怎样培养队伍。

    虽为头号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总量均列世界之首，中国却苦于人才匮乏。2007年，我国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8．6％。全国人口中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力资源接近8亿，当中有知识、技能的人才资源，约为1．04亿，仅占劳动力的八分之一。而早在2000年,美国的人才资源就占劳动力的65％。

    从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来看，2007年中国的数字仅为17％，而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都较高，美国在60％以上。

    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人才流失国之一，1979年到2008年间，出国留学的近140万人中只有39万人回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006年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当地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多，被美国《科学》杂志形容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著有《人才战争》一书的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多次呼吁，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为他人作嫁衣”，巨额教育投入成了对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就会出现问题。他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和经济总量都非常庞大，不缺硬件，只缺人才，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取出海外人才储蓄、主动吸引与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

    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同样重要

    两会前夕，一则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引人关注：山东省济南市招聘的5名大学生掏粪工，通过半年试用期正式上岗。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对记者感叹道：“学校专业设置上，应该考虑怎么从社会需要出发，从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出发。”

    曾是一名打工青年的王元成代表说，社会的目光不能仅仅放在那些高精尖的人才身上，更应该关注普通的劳动者，关注怎样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撑起明日中国”的人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各尽其才。

    2003年，中央提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是“高层次人才”。据全国政协委员吴江介绍，今后的重点由“一高”变为“两高”，即高层次、高技能。

    正如钱学森先生生前所警告的，我国拔尖人才稀缺，“按照测算，我们现在有4000多万名科技人员，其中创新型科技人才也就是在1万人左右”。还需注意的是，我国科研人员逾三分之二留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非生产领域，发达国家恰恰相反，主要分布在企业。

    几年前有数据显示，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参与领导层的中国科学家仅占2．26％。国外一项针对工程师合格率的研究认为，中国在61个国家中排在第57位。

    而在高技能人才方面，中国社科院2009年度中国人才报告称，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1．4亿人，其中技术工人约占一半，在这7000万名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以上，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以上仅占4％。日本、德国等国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以上的人才达到40％。

    今年年初，各地又见“民工荒”。吴江认为，“民工荒”固然反映了经济复苏，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即没技术的劳动力找不到岗位，需要技术的岗位招不到人，大量劳动力的闲置和大量岗位的缺人，这将是长期并存的问题。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我国将支持部分高校试点开展拔尖人才培养改革，逐步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加强“两高”人才的培养。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发挥人才效益

    吴江对记者指出，破解人才资源的质量、结构等问题，最大的障碍在于体制机制。

    《纲要》提出，今后的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强调要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

    吴江告诉记者，从体制来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政府要转变职能，让用人自主权充分落到用人单位，让人才能够流动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机制方面，应体现“以用为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益。

    “管理部门不是管人才，是解放人才。我们不能总想怎么把人管‘死’，而是应该想怎么把人的智慧、才能解放出来，让每个人实现效益最大化。”吴江说，制度的制定应与人才的解放相联系，解放人才就是解放生产力。

    吴江坦言：“目前很多制度都把人‘捆’住了。我们要引导人们去干工作，作贡献，发挥聪明才智，而不是引导人去找关系，熬年头，拉选票。要从人才发挥作用的需要出发，设定一些评价、选拔、激励机制。”

    2003年，中央提出“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吴江认为，如今出现了更多的“唯”，如招聘时先看应聘者是什么学校、是否留学，这种简单化的条条框框越定越多，损失的是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如职称评定中，外语水平、论文发表是硬性要求，这未必符合各行各业的规律。

    吴江透露，《纲要》中含有一套可供评估的人才发展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人才事业的发展程度。“老百姓都知道GDP，我们常说‘绿色GDP’，今后也要有‘人才GDP’。”人才强国指标体系除了考察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情况，在人才对社会的贡献度，以及教育投入等环境因素上，都有硬性指标。这些标准既具国际通用性，也兼顾了国情。今后，中央可能针对“人才GDP”建立责任制，让各级党委、政府做第一责任人。

    在“以用为本”方面，《纲要》还提出“人才国际化”，用好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

    目前，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等，都已成为广纳人才的品牌项目。去年，中央又实施了“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吴江看来，这类人才项目已经产生示范效应。“以前各地都争项目，现在各地都在效仿中央，先争人才。”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随着“千人计划”等措施的开展和各类人才回归通道的打通，将带来新一轮的“海归”潮。

    “谁来撑起明天的中国？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吴江对记者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的说法更加形象：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两弹一星”，“两弹”就是“科技体制创新”和“教育体制创新”，“一星”就是“人才”。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