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学问大的人，越提不出问题，不愿提，不敢提，不好意思提，或者提不出来，因为我们的人才都不敢怀疑。”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感慨。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入选科学技术论文总数全球专利的国际申请量

　　真正的大科学家人数建立新理论、新方法核心专利数量

　　“美国的科学实力傲视群雄，日德中英的科学实力位居美国之后，属于科学实力上的‘多强’。我国科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仍然不高，在1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我国科学影响力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国。”最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公布的最新报告有这样的表述。

　　研究的评估结果显示，科学活动的规模较大、但高质量的成果不多是我国科学实力和科学影响力的排名存在较大差别的主要原因。

　　作为背景的一组数据则是：到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居世界第六。

　　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缘何顶尖成果稀缺？这一话题引发了诸多学者热议。

　　缺原创成果难觅真正的大科学家

　　“我国模仿、跟踪的成果比较多，原始性创新的成果比较少是一个重要原因。”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在今年两会上对我国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门分析。

　　徐冠华院士介绍，我国国际入选的科学技术论文总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申请全球专利的国际申请量已经超过了6000项，居世界第六位，“从技术角度看，专利数目不少，增加得很快，但是核心专利比较少，这就很难越过大公司在一些重要产品上所设置的专利壁垒。”

　　“短、平、快的成果多，但是反映长期科学积累的成果比较少。”徐冠华院士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西方比，时间还短，科学在于积累，可一些科研工作者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比较过分地注意论文、专利的数量。

　　什么是大科学家？在高抒教授看来，应该体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能够建立新理论、发现新方法上。

　　按照美国科学界的统计，2000个科学家中能支撑和产生一个大科学家。按照这个比例，我国超过3000万名科研工作者中应该有很多大科学家。

　　让人遗憾的是，两会期间，多名院士均认为：“我们国家真正的大科学家人数屈指可数。”

　　高抒教授介绍，为了培养出大科学家，要有一定数量的小科学家做大

　　科学家做的事情。换言之，要有重要的科研课题，每个人都要发现新方法，提出新概念，对科学事业有重要贡献。

　　遗憾的是，目前的土壤却不利于科研工作者在这3个方面下工夫：真正愿意在基础研究方面下工夫的人是很少的。而在做基础研究的人里面，愿意攻克难题的人更少。有的人就愿意做一些容易做的事，而容易的事大部分价值不大，有的人抱着投机心理来做，就冲着发表SCI论文去做。

　　“大科学家的产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现在的危险是培植的土壤越来越贫瘠，让它渐渐变成了零概率。”高抒教授说。

　　中国学者学问越大越提不出问题

　　为什么中国学生出去就能脱颖而出，就能拿诺贝尔奖，而在中国却不行呢？

　　这些悖论常常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教授陷入沉思：“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杰出人才的培养。”

　　李健教授认为，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登上诺贝尔领奖台，也没有一所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

　　一次经历更是让李健感慨不已。前些年，李健在科技部任职，经常组织一些有大学生参加的大型学术会议，请来的多是全球科技界的大腕，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下面举手的都是外国人。

　　李健总是试图从场下的中国学生中找到希望：“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李健几乎每次收获的都是尴尬和难堪，而当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坐在前排的国内顶尖科学家时，他们却有的把头低了下来，有的左看右看，就是不敢和李健对视。

　　“越是学问大的人，越提不出问题，不愿提，不敢提，不好意思提，或者提不出来，因为我们的人才都不敢怀疑。”李健感慨。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公布的最新报告”引出一个话题：“我国产生大科学家为何渐成零概率？”“没有大科学家”，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没有人会不赞成。可是，产生大科学家却不是一个“概率”问题。这就像种地一样，播种收获，投入产出，可以预期的。

　　同样是这份“软科学报告”表明，我国科学投入并不低：“到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居世界第六。”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一个“科研大国”。但“科学影响力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小国”。

　　这里说瑞士、以色列是“小国”，是指的人口，但科学却不是人海战术可以制胜的。瑞士一千六百万人口，以色列七百五万人口，它们都有雄霸世界的科研能力和技术品牌。芬兰只有五百多万人口，他们的手机却让数亿中国人趋之若鹜。韩国人口也就五千万，现代汽车和三星电子也驰骋中国大陆。

　　中国科学投入的人多，钱多，却没出大科学家，这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浪费，是一种“高碳式的科研”，一种实实在在的损失。这是为什么？中国人笨吗？没有人会承认。中国人聪明得很呢。而且，“大事”也做了不少！“我国国际入选的科学技术论文总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申请全球专利的国际申请量已经超过了6000项，居世界第六位”呢。可惜，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效率。短期行为，缺乏创见，没有核心技术，成为中国绝对的弱项。

　　科学需要真正的远见。所谓大科学家，就是具有广大视野的引导人类科学进步方向的科学家。美国科学界认为，每两个科学工作者能支撑和产生一个大科学家。如果这个比例适合中国国情，在超过三千万名科研工作者中，应该有多少大科学家？但是，中国的大科学家都到哪里去了？这是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先生的批评：“越是学问大的人，越提不出问题，不愿提，不敢提，不好意思提，或者提不出来，因为我们的人才都不敢怀疑。”

　　“我们的人才都不敢怀疑”就是原因吗？这个原因的原因呢？身为大学党委书记的李先生就不会接着提了。是不愿提？不敢提？还是提不出来？这简直是一道很迷人的科学难题。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他们都知道答案。温家宝总理今年两会前后都讲过几次：科学需要独立精神，没有独立的精神，事情是办不好的。

　　过去说到我国为什么科学落后，答曰：因为太穷，人才太少，投入不足。如果要反过来问，为什么我们这么穷，答案也可以倒过来，就是因为我们太穷。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为什么落后”还是“国家国民为什么太穷”，二者都可以互为因果：总之都是技术问题。但抗战时期比现在穷，在抗战流亡中读大学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还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六十年来这样的“概率”就成为零了呢。即便上帝真的在掷骰子， “概率决定成败”，中国大陆教育出来的几代人，也应该被骰子砸中一回了吧？

　　但是，问题恰恰还不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科学土壤没有变成盐碱地，播种了什么样的希望，就应该收获什么样的成果。

　　曹林(北京 时事评论员)

　　正在旧金山出席百人会第19届年会的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诗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将会在近期回国的年轻学者中产生。汉尼诗说，他相信中国将会出现诺贝尔奖得主，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们需要等待。而面对记者“中国何时出现诺贝尔奖”的问题，华裔校长杨祖佑则一连用了几个“很快了，很快了”。

　　一直被排斥在诺奖俱乐部之外，这已经成为中国人一块巨大的心病，也养成了中国许多记者一个祥林嫂式的习惯，就是见到能与诺贝尔奖扯上关系的人，总会凑上去请人家算一卦：中国人何时能得诺贝尔奖？

　　可以感觉到，陷于诺奖焦虑中的记者，迫切希望从“与诺奖有关系的人”口中听到这样按摩中国人精神的话：诺奖得主中一直没有中国人，这不是中国人的失败，而是诺奖的失败。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具备甚至超越了获得诺奖的水平，中国人不久后就会得诺奖的。在殷切的诺奖期待中，所提问题甚至充满了引着被采访者朝这方面去回答的诱导。他们是想从外国人的回答中，获得一种“一再被拒斥在诺奖之外”的精神补偿。

　　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老外们当然是心知肚明的，知道中国人想听什么，明白记者提这个问题的用意，非常配合采访。你看看那个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汉尼诗，不仅预测“中国将会出现诺奖得主”，而且极体贴地安慰中国人“只是时间早晚，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我们”，让中国人听着太舒服了，人家汉尼诗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由于中国人在“何时能得诺贝尔奖”上的焦虑，预测中国诺奖得主已经成为一种巫术。老外投其所好，也热衷于替中国人预测，随便说几句让中国人乐一乐。多少年后会产生，会在什么人中产生，会在哪个领域先产生，这类预测实在听多了。最著名的要算杨振宁老先生的大胆预测，称中国20年后可获诺贝尔奖———做这番预言的时候杨老刚80出头，前段时间杨老在新加坡豪言一定要活到108岁，那他作出这样的预测还是挺有风险的，20年后如果预测落空，是挺没面子的一件事。所以预言家一般都只敢预测自己百年后的事。

　　我们还听到过有诺奖得主预测“中国科学家5年内站上领奖台”，有科学家豪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有1/4的诺贝尔奖应该是中国人的”，有诺奖得主称“世界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将诞生在中国”。中国人崇拜诺贝尔奖，科学家荣膺诺奖桂冠后一般都会被邀请到中国，好吃好喝奉为上宾，享受着贵宾待遇拿着天价出场费的得主一般都不会拂主人的面子，都非常懂规矩地说几句主人爱听的话，许多 “中国人何时获诺奖”的预言就是这么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