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调查显示一些现有垃圾焚烧炉排放超标，表明了严格和量化管理的迫切性

　　垃圾焚烧争论

　　徐治国

　　4月19日，阴。

　　走进北京市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园区——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远远望去，烟囱中缓缓地冒着白烟。空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恶臭和刺鼻，映入眼帘的反倒是一片青绿色。

　　像高安屯这样的垃圾焚烧厂的兴起，与当前中国被垃圾围城的状况密不可分。

　　北京与广州目前每天制造的垃圾都达到约1.8万吨，但两市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分别仅有1.04万吨与1.2万吨。传统垃圾填埋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垃圾处理量需求。

　　垃圾焚烧被认为是目前垃圾减量化处理的最佳方案。与此同时，二恶英，这个听上去似乎都很“恶”的名字，随着对垃圾焚烧的争议，现在也变得令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详。

　　垃圾焚烧厂附近居民的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便是这种高强致癌物，其半衰期约为14~273年，极难降解，毒性是砒霜的900倍。

　　北京阿苏卫、六里屯和广州番禺等抵制垃圾焚烧事件的发生，即源于人们认为垃圾焚烧过程中排放了大量二恶英。

　　二恶英超标悬疑

　　作为一种难降解的致癌物，二恶英具有热稳定性，只有当温度高于850℃时，二恶英才被分解破坏。所以一般要求，焚烧炉的燃烧温度应该高于此温度，并保证二恶英在其中的停留时间在2秒钟以上，这样可以使二恶英的浓度降到最低，排放之后基本不会对环境和人类造成危害。

　　来自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的运营商威立雅李坑项目助理厂长闵延军认为，垃圾焚烧在低温下会产生二恶英，在773℃时二恶英基本分解完成，炉温的行业标准是850℃，李坑的焚烧炉温高达979℃，所以二恶英会全部分解。并且，通过活性炭、石灰、布袋等过滤，可以使重金属和二恶英排放达标。

　　那么，目前为止，那些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厂二恶英排放情况如何？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陈吉平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对中国19个市政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进行检测和分析后发现，19个企业的二恶英/呋喃物质的排放量变化在0.042~2.461ng TEQ/m3间(ng TEQ/m3为二恶英排放浓度单位)，平均值为0.423ng TEQ/m3，远高于欧盟标准(0.1ng TEQ/m3)。

　　在受调查的19个企业中，16个企业的二恶英排放达到中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01)，即不超过1.0ng TEQ/m3，所占比率为84%，还有3家企业二恶英排放超标。

　　对此次调查结果，陈吉平认为，“这也很正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与一些焚烧炉的建设早晚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就像产品抽查一样，任何行业里总有不合格的。”

　　当问及超标排放涉及哪些企业时，“因为是做研究，同时答应不对外公布，样品采集才得到焚烧炉所在企业的配合。”陈吉平说，“谁问我，我都不会告诉他的。”

　　在江苏吴江垃圾发电厂审批过程中，国家环保部环评司官员说，二恶英国家标准是1.0 ng TEQ/m3，但环评司实际审批标准为0.1 ng TEQ/m3，是欧盟标准，比国家标准严格10倍，“这样比较保险”。

　　但是陈吉平的调查显示，19个企业中只有6个企业的二恶英排放达到欧盟排放标准。

　　不过，即便中国垃圾焚烧的二恶英排放没有达到欧盟标准，它在二恶英排放总量中占的比例并不像很多公众所担心的那么高。

　　2008年，南京大学吕亚辉等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二恶英排放识别和定量工具包》，同时利用实际监测数据对某些排放因子进行补充和修正，估算了中国二恶英的排放清单(见表)。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恶英实验室主任郑明辉告诉记者，排放清单的数据不完全是来自监测数据。“基于2005年的数据预测，垃圾焚烧向大气排放的二恶英类占总排放量的2.5%。现在虽然垃圾焚烧总量有增加，但关掉了一些高排放的小型焚烧厂，预计垃圾焚烧向大气排放的二恶英类占总排放量的1%。”

　　陈吉平的研究认为，导致二恶英排放超标的最主要原因是国产焚烧炉的排放控制水平要低于进口焚烧炉。他同时强调，垃圾焚烧并不是二恶英排放的首恶，钢铁行业中的二次冶炼等成因，在总排放量中的影响比率更大。根据检测结果估算，假如以2006年中国焚烧处理垃圾总量1138万吨来计算，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恶英/呋喃总量仅为19.64克。

　　但是在反对垃圾焚烧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专家赵章元研究员看来，“不论是第一还是第二，只要排放都一样有影响。多少都不应该排放。”

　　但显然，由于日常生活中就有二恶英产生，“多少都不应该排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选址远近之争

　　除了二恶英排放的困惑，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和防护距离仍然是一大难题。

　　2008年9月4日，环境保护部颁发了2008年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300米的科学出处在哪里？

　　“其实到现在，干脆没有标准了，环评单位在现场根据排放大小进行现场计算，算下多少是多少。”赵章元说。垃圾焚烧炉距离居民点到底多远，早期这个问题争论已久，迟迟定不下来。在他最初参加的评审时定的是1000米，后来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到700米。“实际上1000米内都有影响，300米更是太冒险，因为日本1.2公里以内的癌症发病率相当于外边的两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一个把关的，就到300米？”

　　但是对赵章元等“反烧派”的看法也不乏反对意见。

　　“有观点认为垃圾焚烧导致周边居民癌症高发，但这些观点还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目前还没有肯定的二恶英排放对人类致癌的病例报道。国外一些焚烧设施周边大型调查也没有发现对居民健康的明显影响。”郑明辉说。他同时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焚烧设施没有二恶英类控制，有些焚烧炉二恶英类排放很高，有可能会对健康或环境有影响。中国在没有兴起垃圾焚烧时就已经制定了二恶英类排放标准，“在达标排放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对于焚烧厂选址的安全防护距离来讲，“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安全不安全受很多因素所控。”陈吉平说，“作为附近的居民，谁都不愿意让焚烧厂建到自家门口。二恶英毒性确实很强，但是风险并不一定很大。目前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具体案例能够证明垃圾焚烧厂排出的二恶英对人体的具体伤害案例。”

　　然而，西南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文阳认为：“300米也好，1.2公里也罢，目前国家都没有一个定论。我认为5公里是比较合适的。”他同时指出，德国的焚烧厂主要是建在工业区，所以没有出现群体事件。焚烧厂的选址除了应该考虑居民以外，绝对不能建在上风口。

　　不过，有网友认为，有关垃圾焚烧厂是否在上风向要客观理解，上风向和下风向是相对的。就北京来讲，海淀的下风向也许就是朝阳的上风向，北京市的下风向也许就是河北某地的上风向。如果因为海淀区是“上风上水”，北京市海淀区的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其他区县处理，进一步延伸，北京的生活垃圾是否要运输到北京以外地区处理？

　　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下发文件，对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垃圾处理工艺的选择以及环境的控制都做了明文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任何单位如果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的话，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是非常低的，完全符合我们国家乃至国际的标准。目前认为垃圾焚烧对周围环境有影响是一种误导。”

　　监测之难

　　虽然垃圾焚烧从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但实时监测二恶英浓度则难以实现。

　　一个疑问便是即使二恶英排放达标，防护距离也够，谁来保证企业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二恶英在线检测目前在欧美乃至日本都无法做到，只能在实验室里检测，而中国目前能够检测二恶英的实验室也寥寥无几。

　　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排放超标，出了问题很难解决。

　　目前全世界的垃圾焚烧厂均无对二恶英的实时监测手段，英国伯明翰大学环境化学高级讲师、二恶英研究专家斯图尔特•哈瑞(Stuart Harrad)博士证实，对二恶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是道难题。

　　在郑明辉看来，虽然二恶英类不能实现在线监测，但可以通过一些间接指标来指示二恶英类物质是否会高排放。“二恶英类是由于燃烧不充分产生的，CO是燃烧效率最好的指示，它可以实现在线监测。CO浓度低表示燃烧效率高，产生二恶英类的可能性小。还有就是灰渣热灼减率也是表征燃烧是否充分的标志，测试也很容易，这些在国家标准中都有明确的量化指标。”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焚烧尾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等数据通过一个LED显示屏向公众公开，唯独没有二恶英的数据。该焚烧厂所在的管理中心业务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二恶英无法实现实时监测，但可以通过其他气体的数据来表征，因为二恶英和某些气体具有很好的相关性。”但是对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公示监测数据一事，周边居民有看法：“公示的数据是否能达到真实可信？”“公示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会不会是焚烧厂自己填上去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数据是否真实，是否有说服力。而且这些专业的数据，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很难看懂。”

　　焚烧：必然与偶然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称，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生活垃圾生产国。垃圾数量不断增加，但政府又难以找到处理垃圾的新方法和新地点。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垃圾焚烧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但是，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的前置条件。二恶英等有毒物质主要是由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烧产生，由于垃圾没有分类，直接焚烧必定产生大量二恶英。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技术，也是一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技术。”

　　虽然国外也有部分垃圾焚烧禁令以及兴建计划被取消，但是焚烧还是目前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

　　中国则仍然处于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阶段。广东番禺官方和权威专家给出建厂的理由，主要是“垃圾围城”“处理技术先进”和“焚烧无害无污染”。

　　然而，这些理由在反垃圾焚烧派主要代表赵章元看来，实际上是“商业的语言，很不科学”。

　　赵章元认为：“国际上对于二恶英的排放其实没有一个科学的阈值即临界值，就连欧盟标准也是临时定的，也并不科学。并不是参考这个标准就能解决问题。”他指出，垃圾焚烧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处理垃圾难题，国外也想了很多办法，从填埋到焚烧——一度被认为是解决垃圾问题的良策——大家慢慢发现焚烧带来的危害更大，而现行技术尚无法做到无害化，最终又纷纷选择分类处理。“以分类为基础，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才是解决当前垃圾危机的最终途径。”

　　这一点，与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撰文指出，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虽然在部分发达国家确实是重要手段，但绝非简单地一烧了之，而必须具备以下前提：只有健全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处理，才能确保垃圾焚烧的科学性，即不该烧的不烧，该烧的才烧。在项目立项、选址、环境评估等全过程中，都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而在中国，这些条件在韩方明看来基本不具备，他说：“实际运作中，具备以上前提的垃圾焚烧项目寥寥无几，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违法暗箱操作……再次，由于焚烧过程完全不透明，厂家偷工减料的现象普遍长期存在，焚烧质量无从保证。”

　　但是陈吉平有不同看法：“其实垃圾焚烧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特别，一定要客观地、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现实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认识到了垃圾焚烧过程中有二恶英的排放，因为了解所以关注。如果不了解、不清楚，即使排放(二恶英)人们也不知道，更不要说排放量的多少。”但是为了让这个产业健康发展，陈吉平认为，工艺技术一定要提升，“目前的减排控制要求等不是很明确，政府部门要加大监督和监管力度。”

　　郑明辉认为，企业超标排放必须整改，同时在管理上也可以探索一些实用且能量化的方法，如监察焚烧企业活性炭的购买量和使用量，严查除尘器的效率等。■

　　“主烧派”与“反烧派”分野的背后，是中国垃圾处理研究人才的匮乏和科研资金的不足

　　垃圾处理缺什么？

　　闫岩

　　2010年2月23日，32位从事有关垃圾处理、环境研究的专家奔赴广州，他们被邀请参加“广州市政府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在对于是否建立“垃圾焚烧场”的问题上，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等31位专家因赞成建立垃圾焚烧厂被媒体称为“主烧派”，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则是唯一一名“反烧派”。

　　赵章元此次出席会议对于一些专家们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有专家私下里犯嘀咕“赵老师怎么也来了？他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啊！”

　　路线差异

　　王维平是一名垃圾处理对策专家，现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他给《科学新闻》画了一幅图，告诉记者整个垃圾处理的体系。他指出，中国在垃圾减量化、垃圾分类上存在缺失。

　　据王维平介绍，中国和日本、美国目前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垃圾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而日本等国由于实现垃圾减量化，单是日本在近十年垃圾总量减少了一半左右。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垃圾处理体系不健全，市民素质参差不齐，故在垃圾的源头分类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目前国际上普遍推行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遵循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个原则。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对垃圾进行分类，是实现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要因素，在垃圾源头分类这一问题上，日本居民的配合度为83%，德国为78%，中国为50%以下。

　　建立垃圾焚烧厂在近些年才刚刚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中国以往对于垃圾处理的方式主要有垃圾填埋、垃圾堆肥两种。而在许多国家，垃圾焚烧是一种传统的处理方法，也是目前各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方法。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告诉《科学新闻》，中国进行垃圾填埋以1989年上海建立的垃圾处理场为标志。“这项技术是不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只是将以前到处乱堆乱放变为集中堆放。1998年起，国家开始进行卫生填埋，我们做的和英国、美国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差异。”

　　他同时介绍，目前所使用的垃圾焚烧技术进口的成分较高，但也并不完全是国外引进的，其中在垃圾焚烧中使用的流化床技术是由关停的小火电转到垃圾焚烧领域的。但炉排炉技术的控制系统则是进口的。

　　目前垃圾焚烧主要有三种形式：炉排炉焚烧、流化床焚烧和回转炉焚烧。其中炉排炉技术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炉排炉技术是将垃圾放入炉排(分为干燥区、燃烧区、燃尽区)。借助炉排间的交错运动，推动垃圾依次经过三个区域直至燃尽排除炉膛。炉排炉技术对炉排材质和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目前由于中国垃圾没有严格分类，垃圾水分较高、成分复杂，所以很难将垃圾焚烧彻底。

　　作为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对于北京市的垃圾焚烧炉等设备非常满意。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张文阳告诉《科学新闻》：目前国外焚烧炉排炉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德国马丁炉排炉技术也已国产化。中国当前应该做的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技术体系，以减少进入填埋场的资源化垃圾量。

　　在这些专家们看来，中国垃圾处理在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方面是滞后的，缺少自己的垃圾处理人才和相关科研。

　　研究轨迹

　　据介绍，中国最早关于垃圾处理的研究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1979年，北京建立了北京环境卫生研究所，当时该研究所研究的重点是垃圾车。“80年代，中国国内既无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更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所谓的研究机构也只有一两个。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十年之后才逐步开始建立法律法规。”王维平告诉《科学新闻》。

　　1996年4月1日，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固废法》)，该法律在2005年4月1日被修订。《固废法》的颁布被认为是垃圾处理的标志性事件。

　　直接推动政府关注垃圾处理问题的原因是“垃圾围城”。上世纪80年代，北京曾遭遇了一次“垃圾围城”。1995年后，中国开始重视垃圾处理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垃圾填埋技术”，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对垃圾焚烧发电进行研究。

　　“这些研究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这些技术基本上是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学习借鉴其检测标准，制定中国的法律法规。”王维平说。

　　在25年的垃圾处理研究过程中，王维平眼看着一个个研究所建立。“先是有中国城建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然后各个地区也逐渐建立了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但是这些研究所都是后来才有的，研究所大小不一，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有的虽然有，但是非常小，投入也很低。”

　　“北京(城市建设)研究所是全国最大的研究机构，但是也不过200人，杭州研究所100人，武汉研究所才70人，南昌目前还没有。”王维平指着地图告诉《科学新闻》，“说研究力量不足，首先人就不够。”在他看来，垃圾处理涉及数百个专业，有机械、工程、环境等，不足数百人是不行的。

　　人才之困

　　西南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文阳也参加了今年年初广州市的专家咨询会。最初，张文阳主要从事的是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治理方面的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国内掀起“出国热”之时，原本在一个研究所就职的他被派往德国学习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据他回忆，由于当时一个中德环境研究合作项目的德方负责人发现中国并没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专业研究，也没有专业人才，便指定张文阳等人赴德学习垃圾处理。

　　张文阳回国以后发现，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有关垃圾处理的相关工作，但是很多专家并非足够“专业”。“很多专家以前是研究水污染、大气污染或其他专业领域的，很少有人对垃圾处理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大多是半路出家。”张文阳说。

　　中国对于垃圾处理的技术、设备研究有很多，但是对于整个资源化技术体系的研究不够。垃圾处理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很多专家只是研究垃圾处理上的一个小部分，比如只是一种焚烧炉的一个部分。而焚烧炉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光是焚烧炉都有上百种。

　　“这种研究缺少在大系统中的定位，有时会不切实际。”王维平指出。

　　2010年2月23日，在广州市的专家咨询会召开之时，本是被邀请专家之一的王维平踏上了前往日本考察的旅途。此行是北京市政府专门组织的垃圾处理技术考察之行，与王维平同行的还有一名来自北京市阿苏卫地区、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场的市民——“驴屎蛋儿”。为了阻止建立阿苏卫垃圾焚烧厂，“驴屎蛋儿”和其他反对者曾搜寻国内外关于垃圾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最新资料，形成一份长达77页的综合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王维平帮助他们将该报告上递至政府部门，并建议了此次“日本之行“。

　　他们参观日本的垃圾焚烧场之前有着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去过垃圾焚烧场吗？”王维平问。

　　“没有！”对方回答。

　　“那你怎么反对？”王维平接着说。

　　“这个……我们一起看看吧，一起学习学习！”对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在王维平看来，这些市民没有去过垃圾场是情理之中，但是一些专家也这样就显得说不过去。王维平同时还担任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告诉《科学新闻》，自己在带学生的时候总是要求他们要下垃圾场去学习。因此，对于国内一些垃圾处理专家的研究他很不认同，“很多专家连垃圾场都没有进过，连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连垃圾焚烧炉都没有见过，只是‘坐而论道’，这种研究毫无意义。”

　　谈起自己德国学习的经历，张文阳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在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完全是在不同的垃圾资源化工厂和焚烧厂度过的，在那里作为实习生的他们确切了解了德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管理和技术体系的完整运作流程。在他看来，目前正是由于一些专家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垃圾资源化处理专业知识，才导致中国在一些项目上出现不恰当的决定。

　　经费之困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通过了一个文件——《全面推进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意见》。在该意见中，北京市政府决定下拨1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在王维平看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当《科学新闻》询问这些经费将有多少真正用于科研的时候，王维平直言称这个专业的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迄今为止也没有受到重视，“就系统内部而言，建设部、市政委、城建局的内部研究经费不到整个垃圾处理问题投资的百分之一。”他说。

　　由于上海市政府的重视，担任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赵由才每年能获得近千万的研究经费。他同样认为该领域经费不足，他认为相比国家对于水污染的处理而言，无论是在工程上还是在科研方面，国家对于垃圾处理方面的投入都少得可怜。“垃圾处理的科研全国投入不足1亿人民币，而对于水处理每年上10亿。”他说

　　一边是科研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张文阳还曾发现一些专家和企业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浪费国家经费。2007年，他曾对四川地区的一些垃圾堆肥厂调查，并上书国务院。“目前，中国的垃圾做不好，主要是与国内的垃圾处理厂有较多商业化运作有关。”他说。

　　张文阳回国后重点开展生物质垃圾再生能源化方面的研究，但是，一直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拿不到项目，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关系。由于西南交通大学是以“铁道”研究为重点，自己的专业在申请项目中缺乏相关的支持。“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学校，全国高校都一样。我们这些回国人员往往没有关系所以拿不到项目。”他说。

　　生源缺失

　　虽然目前各大高校的环境工程院系纷纷开办垃圾处理相关专业，但垃圾处理专业十分冷清，生源总是比不上水污染治理等专业。

　　徐珊现在在一家北京的公益基金会工作，去年她刚刚从英国西苏格兰大学的废弃物管理专业拿到硕士学位回国。在徐珊的班里只有20个学生，同一家学校的经济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人数则多达200人，与此同时徐珊还是这个“小班”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我觉得这个专业够冷门，一方面录取的几率比较大，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会比较上心，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读。”徐珊说。

　　她告诉《科学新闻》，这个专业在当地只有两所学校有。其他学校多开设“环境管理”学科，学这个专业的人比较多。虽然西苏格兰大学废弃物管理专业学生不多，但是学校该领域的教师有13名。

　　专业冷门，师资雄厚，导致往年这个学校的学生没有毕业就已经被用人单位招走。但这种状况却在徐珊的上上届戛然而止。“我们的同学多是要在家耗上一年半年才能找到工作。”她说。相比西方国家垃圾处理行业的下坡路，回到中国的她显得比较幸运，“中国目前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关注这些问题，所以有就业机会。”她说。

　　“就业情况决定着专业的热门与否。因为目前中国垃圾处理体系不健全，垃圾处理总是一埋了之，一烧了之，生活垃圾资源化政府基本无热情，该专业的学生走上社会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带过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后，没有一个从事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方面的专业工作。”对于该专业的冷热原因张文阳一语道破。

　　据了解，国内众多高校都开始对该领域进行关注，设置了相关课程和专业。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使得该专业成为了一个“备胎”。

　　“目前国内研究垃圾处理主要集中在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但在我们学校，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往往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同济的赵由才说。

　　而在这些学生中毕业后从事垃圾处理的研究者，赵由才用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词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