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马西彦/文

八十五年前，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今天，鄙人也写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要说没有这个资格，“模仿”一下未尝不可。）。之所以写此文章，是因为中国社会现在也面临着类似毛泽东当时写那篇文章时的情况——谁是社会进步的促进力量？谁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这是今天中国的人们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采取的“标准”是人们的经济地位。也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对于革命的态度对人们进行分类。根据这个标准，归纳出了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阶级”。他们顺序依次地“革命性”逐渐增强；或者说，他们逆顺序依次地“反动性”逐渐增加。因此，城市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就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语。）”；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就是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的左翼、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等就是团结、争取的朋友。无疑，这是一种正确的分析方法。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的物质、精神的满足程度，而这个满足程度的不同，确实决定了人们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进行分析，还必须以这个标准为根据。但是，今天的中国相比八十五年前的一九二五年的中国，更加复杂和混乱。如果仅仅根据经济地位进行分析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一个下岗职工，按照其贫穷的经济地位，应该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同时，按照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政治地位，应该具有执着的民主、自由追求；但是，事情或许恰恰相反：他很可能不仅极力反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而且还特别留恋甚至妄想恢复前三十年剥夺了自己一切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那个荒唐时代。再比如，一个体制内高官，已经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个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应该使他天然地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但是，事情也许截然相反：他却可能极力赞成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跳出个人的私利的狭隘境界，追求有利于更多普罗大众的制度，令人敬佩。之所以如此，前者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复杂性，具体说就是这个下岗工人很可能被“洗脑”以致“脑残”了；后者是因为人的利益扩大了，即从经济利益扩大到了精神利益，具体说就是这个高官他追求的更多的是更高的精神需求了。也就是说，现今社会的复杂和人们利益的扩大使得使用单一的经济地位的标准进行分析已经不太准确了；但不管怎么说，经济地位的决定作用还是不容否认的。

首先明确什么是“社会进步”。所谓社会进步，就是国家或社会顺应这个国家或社会全体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人性而发展，而不是顺应一小部分人的人性而限制或扼杀其它人的人性。举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希望吃好、喝好，如果社会顺应人们希望吃好喝好的人性，放开人们的手脚让其大干快干，使人们的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进步的；否则，最大化自己的吃喝欲望，甚至花天酒地，最小化其他人的吃喝本能，使之贫穷落后，那么，由这些少数人独享幸福生活而多数人吃喝堪忧的这个社会就是反动的。这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例如：社会越发展，人们越渴望自由，如果社会顺应人们渴望自由的人性，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进步的；否则，最大化自己的自由，最小化其他人的自由，那么，由这些少数人独享自由而多数人失去自由的这个社会就是反动的。例如：社会越发展，人们越愿意民主，如果社会顺应人们愿意民主的人性，给予人们更多的民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进步的；否则，最大化自己做主的权力，最小化其他人做主的权力，那么，由这些少数人做主的社会就是反动的。再例如：社会越发展，人们越希冀平等，如果社会顺应人们希冀平等的人性，给予人们更多的权利上的平等，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进步的；否则，最大化自己的特权，最小化其他人的权利，那么，由这些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剥夺其他人权利的这个社会就是反动的。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人权，都是普世价值，所以，落实全体人的人权、尊重普世价值的社会就是进步的；反之，侵犯多数人的人权、反对普世价值的社会就是落后的、反动的。

明确了“社会进步”的涵义，那么，“社会进步的促进力量”就是在中国宣传、推动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制度的人或人的集合；反之，阻挠、破坏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制度的人或人的集合就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

一 中国现今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

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利益的层次，就可以把中国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根据对待社会进步的不同态度归入下列各个不同的或“阶级”或“阶层”或“集团”之中，即得出中国社会现阶段各“阶级（阶层、集团）”的状况。

1政治上的保守“阶级”。

这个阶级的典型特征（相对于其它阶级）或者说共同性（他们的共性）是坚持或者顽固地坚持当今这种极少数人掌控国家权力而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政治权利的制度。这个阶级包括五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即政治精英；第二个阶层是这种政治制度豢养的一大批思想者，即知识精英；第三个阶层就是这个政治制度圈养的一大批歌功颂德者，即文化精英；第四个阶层就是改革开放的得利者，即经济精英；第五个阶层就是民族主义分子，即愤青。

政治精英，就是当今把持或者曾经把持国家（包括那个党）各级政权的那部分人和与这个政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构成的阶层。其特征就是顽固坚持当前这种由他们掌控国家各级权力的政治制度。所以，与其把他们称之为政治上的保守派，不如叫政治上的顽固派更加贴切。因为他们从这种政治制度中获得了全部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即“利益通吃”，所以，他们极力坚持这个使他们获取了巨大利益因而认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政治制度，他们是这个政治制度的顽固维护者。

这个阶层可以分成两个集团：一个就是就是如今掌握国家（党）各级权力尤其是掌握高级权力的人以及曾经掌握国家各级权力尤其是高级权力的人。并且级别越高，权力越大，顽固性越强，比如叫嚣“绝不”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观点就是这个阶层的观点，也就是说，他说出了这个阶层的其他人的心里话。他们极力维护由毛建立的政治制度，对毛建立的经济制度则抱有限改革的态度。坚持毛政治制度是如上所说他们是这个政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依靠这种制度拥有了最高政治权力这个最大的利益和各级国家权力这些大小不等的利益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有限经济制度改革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知道原来的经济制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不改革，就会因为经济的崩溃而使自己的政治利益也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因为，从根本上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就触动进而危及到了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是万万不能改变的。这就是当局今天的既坚持某些方面的改革开放又在某些方面顽冥不化的原因。

政治权力是最大的权力。有了政治权力，就必然会拥有经济权利等其它权利，经济权利就是经济利益；反之，拥有经济权利未必能够拥有政治权力。请看如下这种经济利益：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200万党政干部花掉中国80%的医疗费。（摘自《社会溃败源于两套话语体系不兼容》作者：陈行之。）。

如上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如此丰厚的经济利益，就是打死也要坚决捍卫导致这种结果的政治制度。

不仅如此，这种拥有政治权力进而拥有经济利益即名利双收、好处全占的制度还“荫庇”他们的子孙后代进而形成第二个集团即“太子党”。这个集团同样极力维护现今的政治制度，一是因为本来这个制度就是他们的祖辈打下来的，二是因为这个制度今天同样给他们带来了极其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请看具体的数据：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摘自《社会溃败源于两套话语体系不兼容》作者：陈行之。）。

总之，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任何社会都不复杂。），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就是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知识精英，主要包括许多高等院校、专业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政治、历史等专业的专家，教授或行政官员，他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人，他们端着权力给予的饭碗，享受着体制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极力为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寻找证据。这些人十分地可怜，因为他们不惜拿自己的人格、良心做交易，用自己高级的、贵重的精神利益换取低级的物质利益或者价廉的精神利益；也就是说，是在做着一个得不偿失的“买卖”，所以，他们是可怜的。这些人又极其地卑鄙，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亏本的“买卖”，这是一个损害更多人的“买卖“，但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己的那点利益，为了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灵魂、违背良心，为其主子的统治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所以，他们是卑鄙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学富五车”、“学贯东西”的知识大亨，他们未必不知道社会发展的趋势，未必不知道人性发展的规律，但是，“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何况又有恁多的好处。所以，他们就成了维护这种制度的急先锋、马前卒，他们就成了顽固地坚持这种剥夺了绝大多数人包括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制度的犬儒。

那么，他们是怎样为这个政权进行论证的呢？一开始，他们是对所谓马克思理论进行解析、发挥、诠释、注解，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理论论证、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计划经济的优越，共产党的伟光正，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发展前景的穷途末路、垂死挣扎，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等等。这个时候，他们更多是出于一种信仰、一种激情。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几十年下来，资本主义没有必然死亡，反而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没有必然胜利，反而竞相垮台；仅剩下的几个也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对这样的理论就嗤之以鼻，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了。总之，统治发生了危机。“皇帝不急太监急”，急于为这个制度寻找“合理性”、“合法性”就成为这些知识精英的当务之急。可是理论大厦已经崩溃，只好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从历史、现实和学理中寻找各种救命稻草即其它“证据”：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腐蚀中国人民的精神，会让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可是，实现了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腐烂不堪，反而文明进步、道德普遍高尚；奉行自由主义思潮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混乱不已，反而秩序井然、欣欣向荣。所以他们又提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可是人们会说，素质低的人不适合搞民主，那么民主选举先从素质高的党和国家的中高层或者精英分子开始吧。呵呵，又无法自圆其说了。于是又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可是，社会主义的大事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在多少年前就主要地依靠个人的力量办完了——不必举例——因为几乎全部都是，并且办的更好、更让人民“满意”。不仅如此，自己却办了一些把本国的人民（包括官员）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大事——，反右、大跃进、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以致旷古奇有的文革大灾难等等。还有什么“中国政府用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无耻透顶，到底谁养活谁？总之，破产一个观点，就又杜撰一个说法。这不，又有犬儒们提出“中国的一党制优势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保持这种规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有“一党制可以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有效地遏制腐败。”等等，甚至提出所谓“中国模式”，要用“中国模式”取代普世价值等等。最近又有清华“二胡（胡联合、胡鞍钢）”教授为呼应“绝不”的准“圣旨”，尽自己御用文人的神圣天职，在最大喉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西方国家有多少是搞“三权分立”的？》，提出了西方国家只有美国是采用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的结论，为主子“绝不”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一句话，这个集团的人就是千方百计为这种逆历史潮流的、违背人性的政治制度寻找所谓“理论”根据，换取一个老百姓可望不可即的名利双收、地位优越的结果；但不管怎么样，其奴才的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文化精英，主要包括知识界、文艺界、新闻界、科技界的许多演员、名人、大腕等等。他们和知识精英一样，都是为权力所“包养”，或者说是“豢养”、“圈养”，住的都是“高级猪舍”，吃的都是“精饲料”，因此，为给予自己诸多利益的政治体制唱赞歌就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区别在于：知识精英更多的是用文字从理论上论证体制的合理性、正当性。而文化精英则是通过唱歌、跳舞来歌功颂德。只说“好”，不说为什么“好”；就跟文革时期的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只是干喊，至于为什么“就是好”，他们不管，反正是好。比如“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叫“好日子”？吃饱喝足就是好日子？那和猪还有什么两样？况且许多人还没有吃饱喝足。但这位将军歌唱家不管，反正就是“好日子”。歌唱家说是好日子不奇怪，权力给与了她太多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利益，就这个“将军”头衔就能卖不少钱，在世博会上出尽了风头；可是许多底层老百姓也跟着哼哼唧唧，沉醉于自己的被压在新三座大山下的“好日子”。不过，这正是权力要的结果。比如“兆山羡鬼”，全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还有许多科技界的大腕，也跟着歌功颂德、肉麻吹捧，全然忘记了自己或自己的群体的臭老九时代；今天，权力稍微把自己脖子上的绳索松了松，就感激涕零，殊不知，更多的权利还被剥夺着。其实，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这些科技精英是会做出更大的成绩的，得个热被窝奖也未必不行。君不见，中国许多科技人员到了国外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甚至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

经济精英，根据他们致富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国企官员，他们是这个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经济制度的致富者。他们很明白，因为是政治制度造成他们天文数字的薪金和巨大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是这个政治制度使他们出人头地，一旦改变这种政治制度，他们就和一般人没有两样了，所以这个集团是这种政治制度顽固的维护者，换言之，就是社会进步的阻碍者。另一个集团是改革开放的致富者，因为他们今天的一切财富都来自于改革开放，所以对改革开放政策及这个政策的制定者感恩戴德。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思想。自由的社会才是正常的，不自由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自由的社会是社会制度发生了问题，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对这些问题的改正，是对中国人民的松绑。难道改正了自己的极其严重的错误或者罪行，或者说把剥夺了的权利归还给了被剥夺者，还有功了？换言之，人们是不会“感激”曾给自己戴“紧箍咒”而现在把“紧箍咒”稍微松了松的人的，但，中国人受“毒奶”毒害太深，把曾经剥夺自己的人当做恩人。君不见“感谢某某党”、“感谢党的富民政策”等等感恩戴德的情景屡见不鲜。其实，一个社会，只要不对其成员进行限制，在人性的作用下，人们的积极性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进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人们都过上幸福安康的社会。某党的卑鄙在于把明明是全国人民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在人性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取得的成绩攫为己有，制造没有这个党全国人民就会饿死的谎言。这个集团的成员随着财富的多少对政治制度态度有所变化：财富越多者，越留恋这种政治制度，财富越少者，越趋于平常。这是因为财富越多者，权力者附加给他们的政治利益越多。比如，财富越多者，“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越高，或者受到权力的关注较多。在这种巨大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倾向于维持这种政治经济格局。而中下层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在受到权力的欺压时，在受到权力的勒索时，在受到权力的冷漠时，在不得不掏出银子上供时，在不得不扭曲人性低三下四时，他们痛恨这个制度，他们倾向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他们受到权力的“关照”时，在他们通过非法手段能够获得好处时，他们又特别留恋这个制度。

在政治保守阶级里，有一个群体十分值得关注，这就是所谓“愤青”。愤青是俗称，学名叫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的特点是高举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大旗，以维护民族或者国家的利益为己任。愤青年轻气盛、有棱有角、嫉恶如仇、愤世嫉俗，有理想、有追求，可以说都是热血青年。本来，这些未必是缺点。是不是缺点，要看这些行为是建立在“理性”、“正义”的前提下，还是建立在“盲目”、“冲动”甚至助纣为虐的基础上；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也大多是年轻人，但我们没有人说他们是“愤青”。就是因为他们高举的是“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的是专*制独*裁的制度，拯救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追求的是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劳动人民的利益，顺应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很多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搞清楚民族或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有时候也确实“含混不清”。这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而认识问题又与年龄有很大关连。年轻，意味着文化积淀不足，意味着社会经验欠缺，意味着认识问题肤浅，因而把国家、民族、政府、政党和个人混为一谈。所以，民族主义即愤青多数是年轻人。再加上有些人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比如，把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老百姓没人权。）的指责说成是对中国国家的侵犯，把对中国政治制度（剥夺老百姓政治权利的制度。）的谴责说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对中国言论垄断（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满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欺负，等等，从而煽动起民族主义分子的激情和狂热。愤青们对自己国家内部的侵犯人权、限制自由、剥夺民主的制度、行为不吭不哈，却对“邻居们”的“抱打不平”愤愤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民族”是人民的“民族”，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不是相反——这个“民族”是少数人的“民族”，这个“国家”是权力者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关系，那么，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都是没有错误的：为人民自己的“民族”冲锋陷阵，为人民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何错之有？错的是明明是不包括自己的少数人的国家，却为这种国家摇旗呐喊；明明是全体人的公权力被少数人攫为己有，包括愤青们自己的权利也被剥夺，却为这种权力或这种权力掌控的国家充当急先锋。愤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庞大到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当局手中的一个武器或者说道具，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操纵，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2政治上的复辟“阶级”。

复辟，就是恢复过去的国家或制度。现今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千方百计意欲恢复毛泽东时代甚至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所以，称其为复辟阶级。这个阶层主要由下层人民组成，比如下岗工人、贫困农民、以及虽未下岗但生活一般或者拮据的城市工人、市民等等。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边缘者，他们成天为自己的生活奔波、辛苦。每当物价上涨，他们就唉声叹气，感叹生活的艰辛，感叹钞票的难挣。他们羡慕政治精英优越的地位，他们渴望经济精英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不知道之所以造成自己今天这种“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生活窘境的原因是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剥夺，不知道是这种剥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政治制度；他们不知道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是渴望遇到一个为他们做主的明君，毛泽东就是他们心中的这样的君主。所以，他们向往毛泽东的时代，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一切罪恶当然包括造成自己的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式的改革造成了他们的贫困潦倒。所以，他们骂邓小平。他们的典型的观点就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他们痛恨当前的腐败，越腐败，他们越怀念毛泽东时代，他们越认为毛泽东时代“清廉”。他们不知道之所以造成今天这种腐败遍地的结果，就和经济上的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一样，还是因为当局顽固地坚持毛泽东等“创造”的那种政治制度造成的；他们不知道私有制不是造成今天腐败、剥削的根本原因，他们不知道是老百姓不能约束的权力对资本的怂恿和勾结才是造成私有制剥削的原因；他们主张放弃现今这种“名左实右”的假社会主义，重新回归毛泽东的正宗社会主义，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手段复辟。本来，他们应该是最积极、最向往民主自由平等的阶级，但是，由于毛时代的宣传、灌输，当局几十年的洗脑教育，他们以为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四大自由”、“大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的、理想的制度，殊不知那完全是一种对皇权不可冒犯的民主自由，是一种没有法治的无法无天的民主自由，是一种皆由最高权力掌控的民主自由。即使如此，由于迎合了他们人性的需要，所以备受他们的欢迎。

3政治上的进步“阶级”。

这个阶级主要以体制内的具有一定良心的、具有一定追求的、不满足现状的人、和民间的已经醒悟过来而又不甘于做牛做马的各行各业的人士组成。前者如研究人文科学的某些知识分子，他们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社会发展的趋势；还有一些失去官职的前任官员和一些在职的现任官员，他们曾经是原来政治制度的拥护者，但几十年的折腾促使他们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他们认为：现今中国社会官员权力嚣张、腐败盛行、虚假遍地、奴性泛滥、漠视百姓生命和权利、全民尤其是官员道德堕落、贫富严重分化、国富民穷、官富民贫、百姓饱受新的三座大山的压榨、拆迁悲剧不断上演，总之，中国现今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因为这个违背了人性和世界潮流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政治上的进步阶级，他们秉持的思想，是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思想。这种思想被当局或无耻文人贬斥为“自由主义”思潮，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说：“自由主义思潮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最早、流行最广的社会思潮，它来自西方的“理想国”，它附着在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的经济流、物质流之上汹涌进入华夏大地。”（房宁语）。这种观点的言外之意就是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即“自由主义”思潮完全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而后流传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的“毒汁”。这种观点具有极大的蛊惑性或者欺骗性：你想，从别人那里传入中国的“瘟疫”怎么能够不予以消灭呢？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清除这种荼毒中国人民心灵的“毒草”；所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错误在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明明起源于中国人民人性中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渴望的天性，偏偏要说成是受到别人的蛊惑和引诱。从人的本性来说，谁不愿意自我做主？谁愿意跟屁听喝？谁不愿意自由自在？谁愿意限制多多？谁不愿意权利平等？谁愿意低三下四？所以，这种把只要是人就具有的追求精神升华的天性看做是外国人独有而中国人没有简直是对中国人的严重侮辱——和猪有什么不同？真是无知透顶加荒唐透顶。这就跟三十多年前，把中国人民要吃好点、穿好点的对好日子的人性追求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一样荒唐。可鄙的是，他们一方面痛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则花天酒地、随心所欲，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今天也如此，他们一方面痛斥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说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最大化自己的自由、做主和特权，难道中国人没有自由的“基因”，中国人天生就不需要自由吗？难道中国人没有民主的“基因”，中国人天生就不需要民主吗？难道中国人没有平等的“基因”，中国人天生就不需要平等吗？难道中国人没有人权的“基因”，中国人天生就不需要人权吗？退一步讲，即使完整、系统的民主自由思想即自由主义思潮诞生于西方社会，也只是西方人较早做出的对人的本性的思想总结或理论归纳。中国人既然没有如此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做出这样的伟大事业，拿来一用有何不可？就跟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技术发明发现都是西方国家的首创，我们不是一样“洋为中用”吗？就跟市场经济的许多理论、方法都是西方国家的成果，我们不是一样“拿来主义”吗？就跟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人所创，我们不是也“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使得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所谓自由主义思想就不能“为我所用”？其实，大家都明白，不就是人民自由了，“我”就不能为所欲为了；人民民主了，“我”就做不成人民的主了；人民和“我”平等了，“我”就没有特权了。荒唐，卑鄙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政治上进步的阶级有什么“阶层”的话，大概有这样一个分类：一个阶层主张采取温和的方法推行民主自由，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阶层主张采取激进的方法推行民主自由，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者。至于谁是谁非，见仁见智，各有道理：温和固然能够避免秩序混乱，但食肉者未必理睬你；激进虽然可能激化矛盾，但或许更加有效。所以，两者的结合，也许是最后的、最好的选择。

4漠不关心“阶级”。

这个阶级的典型特征就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可以说患上了“政治冷漠症”。这个阶级按照“病因”也可以细分为几个“阶层”：忙于闷头发财引起冷漠的闷头发财阶层，无所事事造成冷漠的麻将扑克阶层和无意识造成冷漠的无意识阶层。当然，他们是交叉重叠的。这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正是有了这个阶级的存在，政治顽固分子才敢公开叫嚣“绝不”。

闷头发财阶层。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和农村的农民以及城市中的产业工人是这个阶层的主体。解放前几千年，中国人民始终处于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中（个别时代相对较好）；解放后前三十年，中国人民继续着这种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纵向比较加横向比较）。但是，造成贫穷的原因则不尽相同。前一个贫穷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外族入侵、内乱纷争、强权掠夺，当然最后也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后一个贫穷主要是政治经济制度造成，即束缚人民劳动积极性的制度和强权掠夺造成。这种贫穷对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无奈进行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束缚人民积极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换言之就是给予了人民一定的经济自由，形象地说就是把捆绑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绳索松一松。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旦获得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社会基本稳定、手脚基本放开、制度漏洞百出、国际环境优越的机会，那种吃好点、喝好点的人性迸发了出来。所以，人们埋头苦干，闷头发财，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做买卖、办工厂、倒物质、囤外汇、造假货、拐妇女、卖小孩、贩毒品、炒股票、弄基金、翻墙头、撬门锁等等等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什么违法合法，先不考虑，为的就是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他们并不介意谁来统治自己，虽然他们经常地遭受官府的欺压，比如敲诈勒索、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苛捐杂税，虽然他们经常地目睹或者体验官场的黑幕、官场的腐败、官场的冷酷，但是，中国人民用他们世界罕见的忍受能力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挣钱、挣钱、挣钱，发财、发财、发财，成为今天多一半民众的追求。这样说，根本没有责备或者鄙视之意。因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是人的基本天性，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精神追求？但是，沉溺于其中，好像除了吃喝玩乐，就再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了，未免有些遗憾。当然，这种情况是不会长久的。当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追求就会逐渐增强；当人们的精神追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今的政治制度就会成为束缚和限制人们精神生活满足的阻力；当这种阻力积累到令人反感的时候，人们就会萌发改革的念头。

扑克麻将阶层。这个阶层的特点就是一天到晚就是知道玩麻将、打扑克、下象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天只知打麻将”。就是说，这些人同样是“政治冷漠症”患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阶层以城市中退休人员为主（注意，是退休，不是离休，离休者都属于原来的干部，因其政治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如更高的离休金，他们属于政治保守阶级。），外加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中无所事事的许多人。前者有一定的退休金，所以基本不用为生活发愁，虽然并不富裕，但不至于饿死，不必为生活奔波。为消磨多余的时间，就天天筑长城、玩牌九。忙里偷闲地议论一下时政，感叹一下黑暗，痛恨一下腐败，谴责一下美帝，作为“调剂”，仅此而已。后者有铁饭碗作保障，虽不太富裕，但也过得去，只要有吃有喝，什么政治，都是扯鸡巴蛋，都是骗人的东西。什么民主，我不活的挺好？什么自由，我不是随便骂奥巴马？什么平等，要求那么高干啥？

无意识阶层。其特点是大脑中没有政治、权利、宪政等等概念，什么也不懂，也不愿意懂。除了吃喝，不知道作为人还有精神一类的更高级一点的东西，不知道作为人还有做主、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他们不知道统治必须具有合法性，而认为现政权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天然地具有决定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权利，而认为别人做自己的主是应该的；他们不知道政府是靠包括自己在内的纳税人缴的税的而活着，认为没有政府和那个党，自己就会饿死；他们不知道造成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奉行的基本的政治制度，把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圣君的出现和官员的情操上面；等等。当然，之所以如此，与这个政党几十年的愚民教育、谎言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共铲党六十年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数以亿计的这种“无脑儿”患者，这个“功绩”会记入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的，会载入世界发展的历史而“流芳百世”的。

二 主要“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异同。

1顽固集团和倒退阶级。

顽固集团顽固维持毛创建的政治制度，复辟阶级并不否定毛创建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们在对待政治制度上基本没有什么矛盾。但是，顽固集团力图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而复辟阶级则妄图恢复毛创建的经济制度，这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之处。

2顽固集团和进步阶级。

顽固集团和进步阶级的矛盾最大、最尖锐，而共同点虽有但并不多。相同之处就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双方都具有经济改革的共识，但是在改革的范围、力度等等方面皆“尿不到一个壶里”：权力者深知经济对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因此进行经济改革。但他们的这种改革是不完全的，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因为经济制度其实是政治制度的一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完全彻底地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如果完全否定了公有制，现今的政治制度就没有了根基；如果完全取消了国有企业，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成了空中楼阁。而现今的政治制度则是顽固集团获取最大利益的前提。所以，就有了今天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讳莫如深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留个尾巴。而进步阶级知道西方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社会在自由状态下自然而然产生的顺应人性的制度，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主张根据国情全面实行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全面取消国有企业（保留很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私有化。这些都是权力不能认同的。但是，权力者的做法是枉费心机。想当初，之所以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不就是又要改革又要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可是，“摸”来“摸”去，还是“摸”到了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了。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的、唯一的道路。谁有本事“开辟”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而这条路又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可能。同时，顽固集团对政治制度的维护也是进步阶级不能容忍的，可以说，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是顽固分子和进步阶级的激烈矛盾所在。进步阶级知道，民主自由是人性的必然，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政治腐败、权力独*裁、言论垄断、官德败坏、民德堕落、国富民穷、官富民贫、官商勾结、欺压百姓、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等的关键所在，而这些都是高层权力不能接受的。因此，对进步阶级的打压就必然成为顽固势力的“工作重点”。所以，对刘笑波的判刑就是不奇怪了。不过话说回来，所有这些，不过是苟延残喘、延续几天病入膏肓的寿命罢了。因为，不论从人的本性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世界趋势发展的角度或者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剥夺人民权力的制度都是不会长久的。“上帝”对它“创造”的生命都是公允的，它绝不会同意或容忍一小部分人长期享受“人权”而另外多数人长期被剥夺“人权”这么一种状况。否则，它就太不伟大了。

3倒退阶级和进步阶级。

倒退阶级和进步阶级都对当今中国诸多现实不满，但倒退阶级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比如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畸形、文化的颓废、道德的败坏，尤其是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和新的三座大山对老百姓的压迫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存在，能够注意到这些并且给予抨击、寻求解决反映了倒退阶级的要求和良心。他们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背离了毛的道路，因此要求回归毛主义。进步阶级当然也看到了这些现象，但是，进步阶级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造成的，而这个政治制度又是毛创造的。因此，改变这种现象的根本办法就是对毛政治体制进行清算，然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决不是回归毛时代。无疑，进步阶级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上述例举的中国存在的诸多严重的问题，归根结底，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权力无视或者侵害人民的利益，而之所以无视或者侵害人民的利益，就是因为人民不能够掌控权力者的命运。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当且仅当只有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改变中国罪恶现状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把权力者决定人民的命运的制度改变为人民决定权力者命运的制度。惟其如此，才是彻底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本。而毛派复辟分子不明白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对人们揭露毛和毛政治的做法大加斥责，说什么：你们要民主自由，干嘛非得把毛这个死人扯出来。全然不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

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混乱的分类和看法，这就是把“右派”和“顽固派”混为一谈。这在政治复辟阶级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上所述，右派就是希望通过政治制度改革而彻底改变中国诸多弊病的派别，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两者中，更重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到位，经济改革自然进行。而“顽固派”只是希望经济体制部分改革，对政治制度则保持不变。而政治复辟阶级则把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造成的中国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强加到右派的头上，说是因为右派的经济改革造成了老百姓如此悲惨的命运。其实，右派是提倡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化，因为这是人性的必然结果，但同时要求同步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有政治上“民主政治”、经济上“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能使中国人民真正富裕小康。今天，造成中国如此溃烂的原因，是因为权力者即“顽固派”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现在，政治倒退分子把造成社会溃烂的“屎盆子”扣在政治进步阶级的头上，是不公允的，也是政治倒退阶级看问题不深刻的表现。同时，还有政治倒退分子的观点认为，现中国，进步阶级追求的是自己的民主，而不是老百姓的民主；进步阶级强调的是精英们的权利，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权利；进步阶级更多地替资产者代言，而压抑无产者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这些，无疑都是糊涂的认识。进步阶级知道，只有包括精英们的全体人民的民主自由得到落实，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包括精英们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才是真正法治的、宪政的、文明的、民主的社会。我们不能再犯毛时代的错误，将“地富反坏右”打倒在地，剥夺其政治权利、精神权利——包括一切人身权利，从而酿成一出出骇人听闻、旷古未有的人间惨剧。

4顽固集团和愤青。

顽固集团和愤青的关系是一个复杂、微妙的关系。顽固分子希望通过模糊政府、政党、国家、民族、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人们维护政府、政党、国家的利益，而他们正好又是这些抽象事物的代表，归根结底就是维护他们的利益。顽固分子不希望人们知道个人的利益和权利的落实才是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不希望人们知道没有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是无耻的谎话，没有个人权利的民族权利是骗人的谎言。所以，这就是现今中国的一个怪诞之处，爱国主义口号满天飞，可是侵犯个人权利的事情屡禁不止，剥夺中国每一个人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行为、规定遍地都是。愤青们正好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对愤青们这一点的利用就是顽固分子惯常使用的手腕。君不见，一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而官方因为理屈不便出头时就有了愤青们的“英雄用武之地”，这时官方就在背后偷着笑。但是愤青们有时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火候”，不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理解主子们的“韬光养晦”，不能理解主子们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往往把事情闹得无法收拾，还得主子去“擦屁股”。所以，运用自如地、炉火纯青地控制愤青爱国、爱党行为的时间、地点、形式、强度就成为领导艺术的体现。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大量愤青的存在。所以，利用掌控的一切舆论工具和教育阵地宣传爱国主义、强化爱党观念以塑造更多愤青、就成为权力者的重要任务。其实，从官方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制度的荒唐：一个国家，只要做到了使它的国民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权实现，那么，国民自然地就会爱国，根本不用刻意地去灌输什么爱国主义。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却十分的吊诡：一方面大肆掠夺人民的权利，把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剥夺的屌蛋精光，新三座大山压在人民的头上，人民生活在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官场的腐败让人民大失所望，官员、富翁的大肆移民令老百姓目瞪口呆；另一方面，则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大肆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让人真是欲哭又笑、欲笑又哭。

5漠不关心阶级和其它主要阶级。

漠不关心阶级是一个庞大的阶级，他们占了中国大陆人口的多数。所以，对这个阶级的“争夺“就成为了保守阶级和进步阶级的战场所在。怎么争夺？保守阶级和进步阶级所采取的方法正好相反：保守阶级的方法是通过经济发展使其生活获得一定改善——小富即安；但又不能让他们太富，太富则——温饱思淫欲（精神追求）。同时，继续对其进行洗脑、哄骗，一句话就是：继续使其愚昧。达到这样的目标——只知道物质追求，没有精神追求，尤其是没有民主自由这样的精神追求——最好。进步阶级则恰恰相反，恨不得让这个阶级一个晚上就能够明白道理——我们是人，不是只知道吃饱不饿的那个东西。追求物质满足是必须的，但精神的追求也是很重要的，只有享受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句话就是：通过启蒙希望觉醒。从保守阶级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漠不关心阶级的态度——希望继续愚昧、和进步阶级对同样这些人的态度——希望迅速明白，就可以看出顽固分子和进步分子这样的两个阶级谁卑鄙谁高尚、谁反动谁正义、谁落后谁进步。

三 前景预测。

1顽固阶层穷途末路、负隅顽抗。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详细说就是：顺人性治理国家，如炒小鱼；逆人性治理国家，如上刀山。就是说，顺应人性地领导一个国家，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反之，逆杵人性地统治一个社会，则是很“劳累”的一件事，甚至粉身碎骨、遗臭万年，世界历史的、现实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一般认为，人们越自由、越自我做主，社会就是越混乱，就越不好管理；其实，恰恰相反，一个社会，其成员越自由，越平等，越好管理，越有序。因为，人们相互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能够激发出人们的善行，能够抑制住人们的恶行，使得社会反而文明、健康。这大概就是老子名言的根据。也就是说，民主自由平等，是人性的必然，是世界的潮流，顺应这个发展，给予人们更多的人权，前途一篇光明，反之，顽固不化，就是不愿意将人民的被剥夺了的权利归还人民，肯定是穷途末路。为了维护这种剥夺了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只好负隅顽抗，但是，不管怎样，最后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个“灭亡”，不是指肉体的消灭，而是指顽固坚持这种剥夺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的人，最后会被人民所抛弃，丧失执政的地位。所以，保守阶级中的顽固分子们执政的命运是不会长久的，这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但敢肯定，这个时间也不会长久。因为随着人类本性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随着世界潮流的影响，随着政治弊病的积累，人们的觉醒速度将会越来越快，七十年大限不是空口无凭。不信，走着瞧。

至于保守阶级的其它阶层，虽然在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他们极力为这种政治制度辩护，极为留恋这种政治制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种政治制度的受害者，这种制度也是他们精神发展的桎梏，也是他们人性进化的障碍。比如，作为演员的里根可以在不改变自己信仰的情况下，在不用遭受心灵痛苦地违背自己的良心的情况下，就能够通过竞选成为美国总统，而我们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在不加入那个组织的情况下，在不扭曲自己的人性的情况下，在不学会溜须拍马的情况下，欲想成为国家的首脑则不可能。因为这是一种剥夺人民权利的制度，当然也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扭曲人性的制度，除非他们顺应这种扭曲。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其他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如底层人民一样。区别在于他们被剥夺的权利少一些，而底层人民被剥夺的权利多一些；他们获得的经济利益多一些，而底层人民获得的经济利益少一些；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一些，而底层人民的社会地位低一些。但是，就被剥夺了的基本的权利来看则是一样的。如底层老百姓没有选举权（规定有），他们也同样没有选举权（规定也有）。如果说，底层的老百姓在权力者眼中是纯粹的“屁民”，则他们就是大半拉“屁民”。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感以致反抗是毫无疑义的。

2复辟阶级痴心妄想、分道扬镳。

恢复毛泽东时代，严格说来，是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因为毛泽东创造的政治体制从来都没有被改变，今天顽固阶层实行的还是毛时代的政治制度，充其量有一些改变而已。比如从绝对独*裁变为相对独*裁，例如，从全国人民的命运由一个人做主改为由几个人做主。比如，言论有一定的宽松。当然，这也是进步。但有些方面还不如那个时代，比如，过去，地方上党的一把手和人大一把手分别为两人，至少还有“制衡”的形式；今天，却合二为一，专制性更强。既然和原来一样或者基本一样，谈何复辟？至于经济制度的恢复，虽有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从人性的角度看，剥夺人们经济权利的经济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国进民退”，民退一些可以，消灭则不可能了。从中国的现状看，当局在经济体制上也是绝对不会再走回头路的。所以，复辟，很困难。不仅如此，随着这个阶级的人们的认识的提高，随着人们对毛时代的本质的认识，随着人们对更多真相的了解，这个阶级的分化是必然的，更多的人将会转入政治进步的阵线，汇入争取民主自由的滚滚洪流之中。

3漠不关心阶级分化瓦解、步入正轨。

漠不关心阶级的多数现在固然在闷头挣钱发财，但是，“发财”了以后会怎么样？或者说物质需求满足了以后会怎么样？毫无疑问，就会追求更多的精神需求。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问题是，当更多的人追求精神需求满足的时候，这时的政治制度就会成为人们追求精神需求的障碍。比如，某一中产阶级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想发表一篇独立思考所得的文章，这时，言论限制的政治制度就会成为羁绊；某一中产阶级想参政议政，难道非得通过不正当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吗？难道非得通过扭曲自己的人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吗？如果非要这样，只能说这个政治制度溃烂到了极点。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转变态度，将追求使自己的人性能够得到伸张的政治制度，这个阶级的分化瓦解就成为必然。当然，多数人会成为摧毁这样的政治制度的一分子。

4进步阶级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之所以前途光明，是因为民主自由平等是人性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老百姓的追求，也是权力者的希望。加之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没有一点疑问的，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发展潮流的例外，不会成为民主自由的“弃儿”，民主自由平等的命运一定会“降落”到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前途光明。之所以任重道远，是因为“反动分子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毛泽东语？）”，他们会负隅顽抗，加之中国具体的“国情”诸如民族主义、复辟阶级、发财阶层、麻将阶层、无意识阶层的大量存在，“自由主义分子”还需做大量启蒙工作；尤其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顽固、极其自私、极其卑鄙的对象。所以，任重道远。当然，这个“道”即时间的“数量级”不是“百年”，当然更不是“千年”、“万年”，而是“数十年”、“十数年”，甚至是“几年”。因为，某一突发事件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况且，这个“骆驼“已经腐败溃烂、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政治上的保守阶级尤其是政治上的顽固阶层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可以转化的；政治上的进步阶级是社会进步的促进力量；政治上的复辟阶级、漠不关心阶级也是可以转化为社会进步促进力量的阶级。一句话，民主自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之者众，逆之者寡。

参考文章：

《当前中国社会有三大思潮或流派，请君对号入座》作者：七月时；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者：毛泽东；

《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作者：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