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在“通信”栏目刊登了《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的一封来信，标题为“中国某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短短几天，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热烈议论。

    “论文抄袭率31%”是否真实？国内期刊的总编为何要在国外期刊上撰文“自爆家丑”？有人说作者“有哗众取宠，取悦国际舆论之嫌”；也有人认为，作者勇气可嘉，敢于直面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困境。面对国内同行的种种猜测与质疑，文章作者张月红昨天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采访。

    因为被“深深刺痛”，所以要“自揭家短”

    在国内学术圈，论文抄袭本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不过，此前谁都拿不出具体数据指出涉嫌抄袭的论文究竟是多少。这笔“糊涂账”，最近被一种名叫“CrossCheck”的反剽窃软件“算”了出来，答案是“31%”。这种软件由国际出版链接协会牵头研发，全球6家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参与实验。

    当然这仅仅是一项个案分析。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期刊项目的资助下，《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包括A、B、C三辑)于2008年10月申请成为中国第一家CrossCheck的会员，开始把它作为学术审稿的“第三只眼睛”。两年来，编辑部利用CrossCheck对国内外2233份投稿论文，在国际审稿和即将发表前，先后进行两次检查，结果发现约有31%的论文存在不合理引用和抄袭的情况。

    许多人不明白，张月红为何要“自揭家短”。因为，以抄袭、剽窃、造假为代表的学术不端行为已屡屡触痛全球科学共同体的敏感神经，作为期刊总编，她理应更能体会被戳到痛处的滋味。然而，张月红说，这恰恰是她致信《自然》的初衷。

    近一年来，《科学》、《自然》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多次以社论或评论形式讨论中国科研的学术不端问题。在今年4月举行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上，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专门召开半天会议，讨论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问题。这些信息深深刺痛了张月红：“你知道吗，国际期刊在评审中国科学家论文时，或多或少都戴着有色眼镜。写这封信是想告诉国际同行，中国学术界正在与地球村的同行们一起努力，致力于学术诚信，预防和抵制学术不端。”

    为此，在她写给《自然》的信中，特别提及了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学术文献不端检测系统”，“自2008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中文学术期刊已广泛使用该系统，来查对和遏止学术抄袭现象。”

    据了解，《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于2000年，2003年起实行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A、B、C三辑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被收入SCI(科学引文索引)。在其目前的稿源构成中，浙江大学、国内科研单位和国际稿源的比例约为2∶2∶1。

    “被润色”的标题，夺人眼球又戳人心窝

    张月红的“责任感”，看来并没有得到国内大多数同行的理解。在“科学网”上，就此事件已经发表的20多篇学者博客和几百条网友评论中，对她的短文表示不满，抑或担心“受牵连”的情绪略占上风。一些学者和期刊主编认为，文中披露的“31%抄袭率”有误导舆论之嫌，无法代表国内科技期刊的整体现状；更多人则揣测，“自爆家丑”的做法别有用心，“就像老谋子的电影，把中国人描述得越寒碜，越能在国际上获大奖。”

    最让国内学者感觉“很受伤”的，是这封来信的标题，既夺人眼球，又戳人心窝。但是，这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并非张月红的本意。

    在她向本报提供的她的短文校样上，记者看到，原标题为“创新软件帮助中国应对抄袭”。“是《自然》编辑在杂志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把标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张月红曾在第一时间致信《自然》申诉，希望将标题改回来，结果被告知“杂志已经印刷，来不及了”。

    刺眼的“31%”使本不起眼的《自然》“通信”栏目的“影响因子”飙升，也令张月红压力倍增。记者发现，浙江大学至今未在其网站上刊登《自然》杂志的这则“读者来信”。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9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在演讲中特意提到了张月红的短文，以此印证浙江大学处理学术不端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当时，校长的PPT里显示的仍是校样，在原标题的引导下，读者尚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

    此刻，张月红已能冷静地看待这个“被润色”了的标题。她希望坏事变好事，“如果这种‘歪打正着’能唤醒大家的自省，对我倒也是件值得一‘冤’的事情。”

    国内学者常常误读“剽窃”的定义

    此起彼伏的争论声中，充斥着大量对技术细节的探讨。比如，反剽窃软件的检测是否靠谱，不合理引用算不算抄袭，等等。张月红发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国内学者对于“剽窃”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容易在无意间“触雷”。

    比如“自我抄袭”。“国内学者认为，既然是自己的文章就可随意摘抄，不打引号也没关系。但按照西方学界的认识，大段摘录之前已发表文章的内容，就说明新的论文原创性不足，就是抄袭。”张月红说，许多作者并未意识到自己错了，被退了稿，仍觉得对方没道理。为此，她常常要花费大量精力与作者沟通、解释，希望他们理解并遵守国际规则。

    目前，“中国制造”的论文约占全球研究出版物论文发表总量的8%，预计到201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论文产出国。然而，中国科技论文的单篇引用率仅排名全球第42位，78%的论文为零引用。

    不可否认，中国论文量多而影响力偏低的尴尬，与种种学术不端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在，敢于正视问题的学者不止张月红一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许小可在其博文中指出：“不管这封信的题目是否有问题、31%的数据是否合理，它确实能促使我们开始重视国内期刊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敢于讲自己期刊存在什么问题的人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而是比钻石都稀缺。”

    两天前，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萨佩给张月红写来一个很长的邮件。他认为，目前的争议对于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是一件好事，呼吁中国科研管理者重视科研原创力，关注学术腐败问题。末了，萨佩颇为语重心长地写道：“9年前，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曾预测，21世纪对于全球科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很可能来自中国；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剽窃和所谓的‘捷径’可能会延迟中国科学走向成功的时间，因为国际上已经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眼下，有关“论文抄袭率31%”的争论还在继续。记者想问，面对国内如此尴尬的学术处境和这般脆弱的科研道德，一味纠缠于“31%是否科学而精确”之类，这样争下去是不是偏题了？(本报首席记者 任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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