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数学大家陈省身的一句话让中科院院士李邦河记忆犹新：大数学家每天工作都有10多个小时。

　　在李邦河院士看来，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无疑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又怎么能成为大师呢？”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科学家应该保证5/6的科研时间。

　　近年来，科学家的科研时间缩水现象让李邦河院士忧心不已，项目公关、填表、评审会……宝贵的科研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挤占。

　　“一天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留给科研？”

　　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一问题抛给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十余位科研院所研究员和高校教授，得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是，“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和双休日”。

　　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

　　中国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

　　这份调查发现，许多课题主持人只能加班加点，在“8个小时”之外尽量找回科研时间。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

　　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让他们头痛的事儿比科研本身更复杂

　　让张华教授(化名)回忆上次去实验室做实验的时间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

　　这位年富力强的“长江学者”皱着眉头思索半天，徐徐吐出一句：“好像真的已经很久啦。”

　　但他的确很忙，而且这一切忙碌都跟工作有关：指导学生，看文献、改学生的论文……而且，他是20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参与杂志审稿；他要领导一个实验室的运行，每个春节前后开始申请一年一次的基金，而到年终，则要汇报总结“今年做了哪些工作，发表了多少文章，申请了多少专利，下一年度的计划是什么”。

　　对于张华而言，美好的时光只有刚回国的头两年。那时候张华有一半的时间和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作为实验室主任，他亲自做实验，也手把手地教学生，“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科研工作上，现在只能跟他们空对空地讨论了。”

　　那时候，张华还有时间看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酝酿在上面发文章，而现在的行政事务和各类会议已经把这些空间填得满满当当了。

　　和张华一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自嘲已经成为“兼职科学家”，他们向记者反映，科研一线那些真真切切的东西正在离他们越来越远。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深感应酬过多，耗去了大量的时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躲起来做点事”。而不少教授由于每天疲于应付繁杂的事务，只能把科研时间排在早晨9点以前、晚上7点半以后，外加双休日，带的研究生背后称他们为“双休日科学家”。

　　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赵博士的观察同样可以佐证。

　　读博4年里，赵博士很难在实验室里见到自己的导师，这位“老板”主要在外面跑课题，拿回来就是手下的博士带着硕士们组成小团队做，平均一个人分到一个小课题，“一些署着导师名字的成果可能他根本没有参与过。”

　　中科院声学所一位前所长直言做实验通宵达旦，长时间连轴转，对科学家来说，不觉累。让他头疼的是，有时正当进入状态，一些“十万火急”的电话就不期而至：“催您呢，上级检查组来了！”“这里在评审呢，你快过来！”……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王恩多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项目因经费预算不合格而被卡掉！”

　　“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更像老板，像推销员，反而是离科学家的身份越来越远了。”一位千人计划入选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感慨。

　　“一年填了47份表，最厚的一份200多页”

　　“大师+团队”的时间如果天天在应付申报和评估，就会变成“大佬+团伙”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地区某“985高校”的龚教授是个有心人。

　　他专门统计了2008年一年他所负责填过的表格，“总共有47个难填的表，平均每个表填两天，就是近百天，3个月就没了。”

　　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达200多页，龚教授关起门来，整整填了5天。

　　这些表格名目繁多，龚教授扳起手指一一历数：“973项目”申请，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实验室规划，学院的规划，学科的规划，“211工程”申请表，“211工程”年度工作汇报表，“985工程”创新表、申请表、评估表等等。

　　填表的内容同样让人费神费力。

　　比如每年搞大项目的预算，每一部分比例要符合基金的要求，仪器设备费、人工费、实验材料、测试费、国际交流费，参加几次国际会议都要列出来，要去算，“一个上千万元的大课题，要算多久啊！”

　　龚教授说，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算，“因为最后要算一个符合申报规定的东西，但是肯定不是真的，谁能预料中间的变化呢”。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对此深有同感。

　　他介绍，即使在人文学科，一个表格填四五天也很正常，“每栏要填三四千字，最后填下来一两万字，还要去查很多数据”。

　　在他看来，一些表格的设计很奇怪，比如为一个课题填表，需要分别填写两栏，本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每栏限3000字到4000字之内。

　　这让他感觉很荒谬，“创新之处不就是成果吗？”

　　作为申请者，王彬彬教授的经验是，每栏都要填满，表格交上去，别人都写了很多，你只写了一点点，评委就会觉得你态度不端正，要减掉很多分；与此同时，两栏里内容还不能完全一样，“一样的意思还得换一种说法，如果完全一样，评委也会觉得你态度有问题。”

　　“这样一来有个危险，本来正常的学术团队就演化为‘大佬+团伙’了。”作为973首席科学家的龚教授发出警示，“大师+团队”能做出很漂亮的科研成果，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在干这些虚的活，没有时间研究重要的科学问题，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这就演化成“大佬+团伙”，和江湖人的生活很像了，“他能赚到钱，但是他没有产品，无法为社会作贡献。”

　　“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lucky day”

　　一位科学家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我几乎每天都有会。如果没有会，就是我的lucky day。”说起科研时间被侵占，北京一家研究院的王教授有道不尽的苦水。

　　王教授是中科院2004年的“百人计划”入选者，2005年初全职回国，太太和孩子都在国外，本想一心一意地在国内做科研，没想到常年会议缠身。

　　他介绍，每周填表量不在少数，同样让人烦心的还有会议。王教授每周上班时间大概要参加4个会议，有党政的会、学术的会、外事的会、后勤的会等等。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好不容易才推了北京市一个单位的评审会议。

　　周六周日，王教授还要去参加一些评审会，这是因为一些科研领导部门怕平时人难凑齐，把很多评审会都定在了周六周日。

　　所有这些会议，几乎没有一个小时内结束的，更多的情况是到外单位开会，一下就要花掉半天时间。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王教授一脸苦笑地自嘲。而让他一直不适应的是，国内的会议往往根据领导的时间定，刚说完下午两点半开，马上就可以改到3点。

　　为了帮助自己所在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王教授还需要接待大量的外宾，每周需要审阅至少一篇国外或者中国学术刊物的稿件。

　　由于北京堵车，王教授每天早晨5点半就得起床，堵车之前到学校，在学校食堂吃完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

　　王教授说，真正属于自己的科研时间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中午，20分钟左右吃完饭，从来不休息，也不运动，省下来的1个半小时是学习、处理学问的时间段；下班之后大家堵车的时间，王教授到食堂匆匆吃完饭，又赶到办公室，9点钟左右才开车回家，“那是我做学问最好的时间，这个时候大家都累了，也就消停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知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突出问题。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5/6的工作时间。中科院甚至专门成立了时间办公室。

　　中科院吴国雄院士感觉现在已经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程度：到65岁退休，一半的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一个人科研的周期缩短了一半，对国家的损失很大，“现在是老院士开会，年轻人也开会，中年人也开会，会议扎堆儿。”

　　吴国雄院士被开不完的会议搞得很苦恼：不少会议是熟人组织的，不去会得罪人，去了浪费时间。有时候他干脆带着东西做自己的“作业”。

　　SARS疫情暴发时，各式各样的会都没了，他埋头做学问，3个月他与合作者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但此后好长时间，都写不出好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