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博

   以“千人计划”为标志，中国近年加快从海外引进顶尖科学家。政协会上，委员们都认为这是必要之举，但同时也担忧：各种引进计划能否达到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的初衷？

　　女婿和儿子，一碗水难端平

　　高待遇请回人才，难免“引来女婿，气走儿子”。本次政协会上，这个矛盾又被提及。

　　“现在引进人才的年薪在60万到100万人民币，大概是他在美国拿到的美元数目乘以5。”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委员说，“而一般教授的工资在5万到15万。”

　　“过去长江学者年薪将近20万，评上的人自觉待遇很好。然而‘千人计划’一来，长江学者也不满意了。”

　　沈德忠举自己单位为例：“我们正在引进4个‘千人计划’学者，已经签约了一个。传来的消息，都是薪水多高多高。我们单位本来有20个长江学者，还有若干杰青。很多人以此为由，要求提高工资。”

　　“过去的同学，一个人早回到国内，另一个人后回来，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其实研究水准差别不大，但待遇落差很大。”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博导蔡晓红委员接触过很多这种例子，“后者收入上有额外鼓励，而且各种经费都会倾斜，时间一长，前者就会感到被忽视。帽子不一样，得到的重视就完全不同。”

　　“我判断人才，不会在意他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委员说，“但这几年我听到很多声音——‘唉，我们反正是土鳖。’还有回来几年的人感叹：‘我们好像已经不是人才了？’”

　　蔡晓红认为，引进高水平的有创造力的人才十分必要。同时她感到，引进人才和既有人员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往往是引进一个人，就打击一片人”。

　　“其实人也不是绝对追求条件的改善，如果在情感上给予足够的关心，力所能及给一些支持，可以缓解一些矛盾，减少落差。”蔡晓红认为，“海龟”和“土鳖”之间的初始差别，最好能随着时间淡化；资源能够合理地按照个人的能力来分配。

　　票子与帽子，真英雄图这些？

　　“现在‘千人计划’的申请人中，有相当比例是看到有好处，回来试试看，并没有下决心回国。”沈德忠说，“所以签约率并不高。有些是我们已经批准，人家徘徊观望不签约。”

　　“有的人拿‘千人’，是为了回去跟他老板讲价，提高待遇。”沈德忠认为，“不能让这部分不诚信的人得到好处。”

　　“我不太同意用票子和帽子引进科技人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左铁钏委员说，“讲条件才来的人，不是真人才。很多引进的人纯粹是靠吹牛，在国外什么都不是，说得天花乱坠。我就知道几个‘千人计划’引进的人，实在很糟糕。”

　　左铁钏曾在德国工作7年，1991年回国。她的实验室从零做起，如今工资还不到当年在德国时的1/10。“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左铁钏说，“假如国家已经有了队伍，不需要我，我也不会回来。”

　　左铁钏又举她的父亲为例。“我父亲五十年代回国，还拉了几个人一起回来。是因为周总理给他捎了话。”左铁钏说，“没给我父亲提供任何条件。只是说国内很需要我父亲的才能。”

　　“真正想干事的人，需要的是创业的基点和自由的空间。”左铁钏认为，“如果你打听到国外某个人，是国家相应领域急缺的，那么一个真诚的邀请足够把他动员回来。你替他适当解决问题，让他及早进入工作就行了。不需要也不应该给他一堆帽子。”

　　“比起提供硬件，科研院所领导更应该做的事情，是优化软环境。”蔡晓红认为，“关键是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人才把事情做好，发挥他的创造力。”

　　蓝闽波也有类似的见解。当年在研究刚进入佳境时，他选择了回国工作。“我没有给学校提任何要求。只是说：‘你起码给我一个实验室，给我研究生。’我对这个领域很熟了，所以一回国很快就能出成果。”他认为，跟物质条件相比，人才更看重荣誉感。

　　蓝闽波认为，更合理的引入办法是“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某位人才是急需的，但又没有条件引入，于是就请国家帮助来解决”。

　　“如果国家发现这个人确实符合要求，那么给他一定的条件。”蓝闽波说，“所谓条件，就是让有兴趣、有想法的人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做得更快。”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