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06-16

中国摩天潜力城市排名（来源：羊城晚报）

摩天大楼的政治美学：领导们喜欢“高”

如果有导演想翻拍好莱坞名片《金刚》中大猩猩从381米高的帝国大厦坠落的经典场景，将来没准能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轻松找到相似的外景地。

近日，一份由民间研究机构摩天城市网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以美国标准152米以上计算，仅统计写字楼）总数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而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这些大楼一旦盖完了，也许会陪着我们一辈子。”坐在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金融中心97层的餐厅里，报告的主要作者吴程涛说，“那时候我们连反思的机会都没有了。”

领导们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就是：高

最新一个出现的摩天大楼成员是广州的白云绿地中心，6月10日，这个由房地产巨头绿地集团投资30亿元的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48个月后，一座200米高的5A超甲级国际化写字楼将成为广州市白云区的新地标。

“在我们公司，这已经不算是大项目了。”绿地集团的副总裁许敬说。

他说，白云绿地中心“还不够高”。

他告诉记者，仅在今年，绿地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项目就有12个，分布在南京、武汉、大连、长春、济南、郑州、南昌等城市。

据统计，在美国，高度在3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仅有13座。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许敬朗声笑道，“地方政府很欣赏我们这些超高层项目。”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上海陆家嘴为代表兴起的第一轮摩天楼热中，多由政府直接接洽摩天楼的建设。时至今日，由政府立项，开发商投建摩天楼项目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

“地方政府依然掌握绝对的话语权，摩天大楼的高度、外形都必须要通过地方规划局的审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匡晓明说，“这种地标性建筑尤其要符合领导口味”。

SOM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上世纪末就曾设计出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该所中国区总监周学望（Silas Chiow）回忆，当时接洽官员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88层”。

事实上，当年上海金茂建造时曾经考虑过：是不是再花100万，在顶上加个塔，夺个世界第一？决策者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理由是：第一永远是相对的。

而随着近年来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摩天大楼项目激增，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更趋于明确：世界最高可以没有，区域最高必须有。

比如，大连东港商务区拟建518米的东北第一高楼；昆明东风广场拟建456米的云南第一高楼； 60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已动工兴建，湖北第一在握，世界第四在望。

从数字上不难发现，在这一轮的摩天楼高潮中，不差钱，不差高度，也同样不差“吉利”。

“有的城市还提出希望建筑高度可以和市长的生日相吻合。”周学望告诉记者。

吴程涛在制作摩天城市报告的过程中，则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城市之间摩天大楼的建设高度相互之间往往“只差毫厘”。

比如，2010年封顶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高度为440.7米，次年封顶的深圳京基100的高度则是441.8米。又比如，在建的上海中心规划高度632米，而紧随其后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规划高度则为646米。

“我不能断言这是刻意在比高，但多少有点诸侯逐鹿的味道。”吴程涛说。

在长期关注摩天建筑的爱好者们看来，摩天建筑的高度“是有秘密的”。

吴程涛告诉记者，讨论摩天高度，“不能看规划，因为规划会变”，“也不能看动工效果图，因为效果图也会变”。

唯一的标准是基坑，因为“基坑落实了，意味着实体高度不能再变了”。

“有些城市就会等到其他城市的基坑落实后再临时变规划，另一个城市就算气得吐血也没办法啦。”吴程涛说。

当然，“增高”并非只此一招。

在江苏省内，将在2013年落成的苏州国际金融中心与去年完工的南京紫峰大厦都拥有450米的高度，但若没有一座69米的灯塔“撑高”，紫峰将难上400米大关。

更为通用的“增高”手段是天线。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高度是646米，“小胜”规划高度为632米的上海中心。但刨除天线后的屋顶高度则只有588米，实体高度远不如上海中心。

“一个建筑师告诉我现在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做到内设避雷针，天线不是必需的。”吴程涛解释道。

但他发现在中国，天线似乎就是“必需的”。

研究报告发布后，吴程涛接到了不少电话，其中很主流的一种声音就是“你算漏了几座，如果算上这几座，我们城市摩天大楼的排名就会高上去不少”。

但事实上，很多高楼的“排名梦”总是在你追我赶之间“计划赶不上变化”。

450米的南京紫峰大厦，原计划能成为“第二高楼”，结果2005年破土时变成了世界第5，等到2010年开业时便滑落成了世界第7，如果5年后国内所有摩天大楼再来个大排行，紫峰能否成为“中国前10”都成了问题。

不过有趣的是，城市摩天地标之间的比高，也有被“令行禁止”的时候。

作为业界公认的“超高层建筑领域第一巨头”，上海绿地集团于2010年完成了对南京紫峰大厦的建设，但高度并未超过当时排在第一的上海金融中心。而其目前正在建设的武汉绿地中心，规划高度606米，也并未凌驾于同样在建设中的规划高度为632米的上海中心。

“作为上海的大国企，我们肯定不会建超过上海的建筑啦。”绿地集团副总裁许敬笑言，“这时候只能做第二，不能做第一。”

他还告诉记者，对于公司的顾虑，“地方政府的领导们还是很理解的”。

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并不是工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关于摩天大楼，上海金茂大厦的主要设计者，SOM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著名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Fazlur Khan）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

周学望已经在中国工作了17年，他告诉记者，在SOM参与的众多项目中，政府官员通常拥有相同的愿景：即建造城市或区域最高楼。而周学望通常总要反问“是否已经就超高层建设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在他看来，随着超高层建筑的高度提高，其建造及维护成本会呈几何级数量增加，其维护成本以及租金也会大幅提高。“导致回报周期拉长，风险变高”，所以 “每一个决定都应该万分谨慎才对”。

事实的确如此，美国纽约市的双塔在建成后的好多年里空置一半，需要州政府的援手才不至于破产倒闭。帝国大厦在一段时间里由于难以吸引到租户，曾被戏称为“空空如也的州大厦”。

有人曾这样形容建设和经营摩天大楼的高难度：“就如同把一条大街竖起来建设和管理。”

为此，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周学望常常要花上一些时间来帮他们理解摩天大楼建造的合理性。目前在建的天津滨海新区CBD项目中，当地政府曾提出要造600米高的“地标”，SOM经过审慎研究提出，“600米高的建筑成本也许是100米至200米大楼的数倍”，经过一番沟通后，“地标”高度最终锁定在了450米。

“大牌设计师还可以抗争，本土的设计师往往要屈从于长官意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建筑设计师告诉记者。吴程涛也记得，论坛里经常会出现设计师发的帖子，先是一张“带有性暗示”的图片，再是一句发泄式的抱怨，“我又被领导给强奸了”。

而在吴程涛看来，除了这些“摆在明面上的纠结”，中国摩天大楼热的另一个大问题则“长期被人们忽视”。

在这份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比较：美国高度排名前50位的摩天大楼投资方中，仅有16座来自房地产或物业公司，其余34座主要来自零售、汽车等实体企业。而在中国内地前50位摩天大楼中，房地产企业作为投资方的数量高达31个，所占比例恰好与美国倒挂。

“以实体企业投资为主体的摩天大楼发展模式，意味着大楼建成后出租运营压力不大，企业自身就能消化很大一部分，而房地产企业开发的摩天大楼，则面临着建成后巨大的运营压力。”报告的论证专家之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讲师宋刚这样解释。

“房地产企业不是没看到风险，而是算过账来了。”匡晓明告诉记者，房地产公司多以超高层建筑换取地方政府的“信任溢价”，从而“捆绑拿地”。

以绿地集团为例，在过去两年该公司的拿地记录中，南昌国宾馆项目捆绑了3块住宅用地，济南超高层项目捆绑了2000亩地，郑州会展宾馆项目捆绑了6000亩郑东新区的商业用地。

“建摩天大楼有点像过去地产开发商为政府建星级酒店，工程封顶之后政府都会给发个奖牌，以表彰其为当地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匡晓明说。

许敬本人也并未回避这个问题，“作为大型国企，政府想做的事，社会想做的事，也就是我们想做的事，当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了。”

事实上，摩天大楼的黄金时代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和纽约。但周学望认为中国的摩天楼热潮和上世纪30年代芝加哥和纽约摩天潮最本质的不同是，美国城市的摩天楼很多是公司总部的所在，“代表着资本自发形成的商业力量”，而在中国，“这些地标更像是某个城市经济实力的象征”，“缺乏对城市配套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考量”。

报告中的一些案例似乎佐证了这位观察者的观点。人口不足100万的广西防城港市欲兴建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其高度甚至高过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而GDP刚刚突破1000亿的贵阳，则已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

这样的冲动还体现在规划主导者们对速度的追求上。周学望说，即使是在现在的美国，建成一座摩天大楼也至少需要10～15年的时间，而在中国，通常只需要4～5年。据说南京紫峰大厦在寻找开发商的时候，曾有一家香港投资集团拿出了方案，先期市场调研一年，规划方案一年，设计一年，然后再开工。而绿地集团则熟知城市政府对效率的追求——他们的方案从头到尾只需要4年半。

“过去在美国，一个建筑师一辈子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就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周学望说，“如今在中国，一个顶尖的设计师一年内就能参与两到三个摩天楼项目。”

“某种程度上，这是建筑师的幸运，但坦白讲，在一些地方，建筑师、官员和开发商并没有向同一个方向努力。”他补充道。

而吴程涛则更加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担忧，“要面子可以，但死要面子就变成了打肿脸充胖子！”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不要等他们老了来嘲笑我们

很少有人知道，这份通过了多位建筑学专家论证认可，历时一年研究的国内首份摩天城市竞争力统计报告是由一群“摩天大楼爱好者们”完成的。吴程涛告诉记者，这些人包括业内的建筑设计师，但更多则是城市白领、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教师、中小企业主甚至在校学生，而他本人则在咨询公司工作。

他们习惯叫自己为“摩天汉”，然而，在各自的公司里，他们却会被同事视为“不务正业”。吴程涛耸了耸肩膀，“但我想，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群人。”

在他看来， 如果老百姓对城市建设漠不关心，城市建设者也对老百姓不闻不问，“那么人和城市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如果反过来，“城市就会变得有人情味得多。”

在美国，政府要建一座摩天大楼“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连大楼门口的停车位设计都要征求市民们的意见。

在英国，所有的超高层建筑都仅建在新区，即使这样，凡有摩天大楼项目要立项的时候，仍须作为特殊建筑召开市民论证会议，会议甚至需要首相一级的官员参加。

而在法国，巴黎市政府刚刚决定突破城市禁高令建设一座180米高的“摩天金字塔”，其倒三角的造型让很多中国设计师感慨其“容积率太低”，“法国人太笨”。而事实上，正是基于缓解众多市民反对情绪的目的，建筑设计师们才选择了这种不会阻挡光照，在街道上留下阴影面积最小的设计外形。

“一个城市之所以伟大从来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摩天大楼。”周学望曾经在纽约做过一个调查——为什么你会爱上这个城市——答案是公共空间、绿地和包容的人文环境，并没有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只是城市建设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周学望告诉记者，在和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交流过程中，他都会强调，“摩天大楼一旦建成就有可能存在上百年，它应该成为这个世纪的象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不要等他们老了来嘲笑我们。”（记者 林衍）

     [中国青年报]

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发布：大楼总数将达美国4倍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耗时将近一年、中国第一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日前发布：香港、上海、深圳位列前三，另外，中国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高楼封顶。更加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王浩。

　　主持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内最新发布的这个“摩天大楼榜单”。

　　编辑：既然是要给摩天大楼排队，那就要有一个标准。摩天大楼，又称为超高层大楼，现今通常是指超过40层的高楼大厦。因为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因此这个榜单就采用了美国的标准，把152米以上的建筑作为摩天建筑来加以统计。

　　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榜单中的数据——

　　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

　　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除了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之外，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

　　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主持人：大家会有一个印象，越是发达的地方，摩天大楼越多，另外，要养这些摩天大楼，成本也很高昂。现在大陆很多城市所兴起的摩天大楼热潮，当地经济真的能够消化的掉么？

　　编辑：的确，我觉得产生这种担心是很正常的。那摩天大楼到底是怎么一种是用状况？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统计显示，美国高度排名前50的摩天大楼的投资方，只有16座来自房地产或者物业公司，其余34座主要来自零售、石化、汽车、航空、港口等实体企业。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排名前50位已经建成摩天大楼中，房地产企业占了25座。

　　以实体企业投资为主体的美国发展模式，意味着大楼建成后出租运营压力不大，企业总部本身就会消化一部分。但是房地产企业开发的大楼，就面临着建成后的销售或者出租压力。因此这个榜单也提醒，中国摩天城市面临这过度投资的风险。

　　当前国内一些并不具备“摩天大楼”消费力的城市，也在规划兴建顶级摩天大楼，他们包括：海口、昆明、防城港、南宁、东莞等等。比如广西防城港市，计划要兴建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高度超过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但是防城港的城市人口却还不足100万。而在“中国城市规划摩天建筑总量排行”中，GDP总量刚破1000亿元的贵阳，却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在全国居第五位。

　　那么通过上面的数字，当前国内的摩天大楼热潮，到底健康与否，多与不多，大家心里都会有杆秤。

　　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让人兴奋，但是我们却更关心光彩背后的隐忧，因为惊人的“800座摩天大楼”的数字，让人不得不联想起那个著名的“劳伦斯魔咒”。

　　1999年，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劳伦斯首度提出了“摩天大楼指数”的概念，因为他发现——经济衰退或者股市萧条，往往都发生在新的摩天大楼落成的前后。

　　摩天大楼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发达和财富的象征，把它和经济衰退联系起来，这种关联初看起来好像违背了人们的常识，但是如果深入分析，这背后逻辑关系丝丝相扣——一般情况下，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会鼓励一些大型项目的产生，但是过度投资和金融投机也会相伴而生，当泡沫即将危机经济时，政策就会转为紧缩来应对危机，这也就使得摩天大楼的完工，成为政策转向与经济衰退的先兆。

　　“大厦建成，经济衰退”——这个惊人发现，被劳伦斯称之为“百年病态关联”，他历数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4轮摩天大楼建设高潮，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这其中不乏帝国大厦、世贸中心以及吉隆坡双子塔楼和迪拜塔的身影。

　　我们希望这只是一种巧合，也许这个扫人兴致的指数，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关注狂欢背后的危机，从而更加理性地进行投资，防患于未然。（经济之声值班编辑王浩）

    [中广网]

相关评论

中国摩天大楼超美4倍的隐忧：真的就"不差钱"了吗?

　　据《羊城晚报》报道，一份由全国摩天高楼“粉丝”和建筑业、传媒业人士编撰的《摩天城市报告》近日公布：仅仅计算写字楼与酒店，当今中国在建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还在规划建设超过300座摩天大楼。如果一切顺利，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读罢此新闻，笔者有一股强烈的隐忧。中国摩天大楼将超世界“摩天学”发源地美国的4倍！可我们的经济实力与人家相比，其差距无须多言。而我国的“高楼竞赛”愈演愈烈，令世界瞠目。

　　摩天大楼遍地开花，并非全是经济实力增强，“不差钱”所致。一些经济实力几乎排不上名的城市，比如贵阳，今年就规划建设摩天大楼17座；更加名不见经传的广西防城港市，规划建设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高达528米，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要高。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由此观之，我国“摩天大楼”热的背后，暴露出发展盲目性。

　　而这种发展盲目性，又多半出于地方政府“政绩”所需。在某些为政者看来，一个城市无论大小，无论贫富，如果没有摩天大楼高高耸立，似乎就不够现代化，从而也就显得为官一任，政绩平平，脸上无光。而摩天大楼恰恰是一种显示财富和实力的“政绩”，比任何政绩更具视觉冲击力。在此思维主导之下，动辄拿出几百亿元的公共投资打造地标建筑，竞相“逐高”，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追求“虚假繁荣”的政绩观以及摩天大楼“高度痴迷症”，后果相当严重。德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曾经警告，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发生在超高大楼落成前后，因为这种投资狂热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万科董事长王石也曾指出：“高楼建设不能抛开现实情况，更不能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步水平，否则高楼建设将不再是纪念碑、里程碑，而有可能成为墓碑。”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是否富有和现代，要看其人均收入和人们衣食住行是否幸福。为政者应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苦练发展内功，地标建筑、摩天大楼再多，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花纳税人的钱，盖摩天大楼装点城市的门面，进而装点官员的政绩，必须受到制约。“虚假繁荣”的政绩思维不除，“摩天楼”疯长不止。要遏制“摩天楼”热，不妨先过过“民意关”。有人大代表曾经建议，建摩天大楼，应经人大审议批准，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何勇海）

     [人民日报海外版]

摩天大楼遍地开花 "楼宇经济"暴露发展盲目性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第一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日前问世。报告称，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三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排行榜公布后，质疑声四起：以“摩天大楼”的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是否合理？经济发达城市一定要建摩天大楼吗？摩天大楼“遍地开花”是否有必要？

　　“排行榜”显示，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除了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之外，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排行榜一经公布，网友们纷纷质疑，中国真的需要建设这么多摩天大楼吗？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解释说，摩天大楼本身是一种高密度城市化生存的产物。

　　尹稚：商务活动要聚集到一定强度才会产生足够的效益。所以在信息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大家只好靠这种物理型的集中把人堆在一起，最大程度地提高办事效率。这是它产生的基础根源。

　　尹稚指出，在一些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摩天大楼也作为应对人地关系紧张的一种的手段。

　　尹稚：办公建筑的高层化，住宅的高层化这些都发生在一些人地关系比较紧张的地区，比如典型的象日本、香港。人均的土地资源量很少，它要承载那么多的人口，城市只好向立体化、向高层发展。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董黎明指出，从城市建筑环境学的角度来说摩天大楼有很多的弊端。

　　董黎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一下子拥挤这么多人，发达国家现在这个热已经过去了，现在反而是发展中国家在赶这个时髦。

　　在人地矛盾突出的地区，“摩天大楼”似乎可以看成是缓解问题的一种手段。但“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数据显示，在我国许多不具备“经济中心”特性的城市，如今也在规划兴建世界顶级的摩天大楼。“摩天时尚”引发大小城市争相追赶。人口还不足100万的广西防城港市计划兴建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要高；GDP总量刚刚破1000亿的贵阳，一下子规划了17座摩天大楼，在全国居第五位。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认为，对于国内众多摩天大楼的集中建设，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区别看待，不能够一概而论。

　　尹稚：在沿海发达地区，在特大都市地区随着后备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这些地区的高层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地区，比如贵阳、山城重庆，它可建设的土地量也很少，它也会向高层化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地区一栋超高层建筑可以容纳的公司量是很大的，整个可以产生的税收可以达到一个亿甚至高的由3、4个亿，被称之为“楼宇经济”现象。但它是有前提的，你必须是国际级的都市地区你才有这种办公资源向高层楼宇聚集。有些中小城市也要搞“楼宇经济”就带有相当强的盲目性。

　　公共管理专家、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丁兆林表示，曾作为城市经济发达标志的摩天大楼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诟病的对象。

　　丁兆林：现在人们发现这样的高楼对整个城市的生态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它的维持费用、整个社会成本非常高。现在全新的城市理念是更亲近自然，楼房高度和城市水平已经完全没有相关性了。

　　尹稚认为还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对于城市该如何发展还存在着盲目性。

　　尹稚：一个误区是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必然标志。一个城市无论大小如果没有高层或者超高层建筑的城市就不够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大土地压力，也没有那么高的经济活动强度的城市也在盲目地追求建超高层建筑的原因。最需要抑制的一个倾向就是地方政府用公共投资处于打造地标或打造形象工程的目的在高层建筑上去盲目攀比。

　　事实上，衡量一座城市的经济实力，并非楼越高越好，也并非高楼规划得越多越好。一座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达、休闲宜居的城市，百姓生活幸福感才会强，这样的城市才更有魅力。（记者费磊）

    [中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