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严铧　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公益事业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如何建立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在昨天举行的首届珠江公益论坛上，北大教授师曾志就此发表了主题演讲，她认为，对公益组织的监督不仅是其他部门的事情，不仅是第三方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郭美美事件其实是“以暴制暴”

　　师曾志认为，在整个社会的变迁中，权力、财富和社会团结这三种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她说：“社会团结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创建，我们今天在一起畅谈珠江公益节的时候，是在创造一种社会的资本，我们将社会各界联合起来，这个是我们说的社会资本的连接，给社会的安定和团结，给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团结和内心的安宁，创造一种资源。”

　　师曾志强调，在社会团结的力量中，有一种东西叫做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最重要的是一种素养，最重要的是一种教养，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惯性。而文化资本很多方面都可以购买，但是否高贵的情感和沉静的思考，这些是不是可以购买得来，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郭美美事件引发了这样大的轰动事件？这个实际上来讲，我们最本质地去探寻，恰恰体现了全社会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恐惧，而是对我们不确定的，未来不确定的，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我自身的发展的深深的恐惧。”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其实是由国民性向公民型转变的过程。”师曾志说，“公民更强调权利、责任、义务的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上在国民和公民之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分水岭———身份，单一的身份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社会暴力，我们在微博上，或者就郭美美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以暴制暴。”

　　“没有美德就没有”

　　至于公益组织的监督机制，师曾志强调说：“监督不仅仅是其他部门的事情，不仅仅是第三方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

　　但师曾志也指出，在整个监督机制里，要充分地理解一个行业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在初期的时候，为了一个组织的存在，为了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主要的捐助主要用于其行政成本，人才的成本。“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理解这些社会组织他们在担当这种社会责任，要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给他们一个空间。”她说。

　　最后，她用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评估也好、监督也好，更重要的基础还在于我们公民美德的建设，没有美德就没有公民和自由。”

　　南都讯 记者梁艳燕“传统是会变的，并不是一层不变的，我们不要把传统过度美化、理想化，过去的慈善传统是不足以应付一个现代社会对于公益、对于平等的这些理念的追求，”中大历史系教授程美宝在论坛上，以“岭南的慈善传统与前景”为题，讲述了慈善发展的历史，从慈善组织方的变化、慈善的排外性和公益概念的转移等方面，论述了慈善的传统如何跟现代接轨的问题。

　　程美宝表示，广东慈善的传统由来已久，先是17世纪，在广州、潮州等地出现官方性质的慈善组织，如育婴堂等，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私人控制的慈善组织开始萌芽，出现一大堆医院和公社，会详细记载发起人和资源的来源。因此，传统的慈善是有其规矩的。而在晚清时期，慈善组织得到了蓬勃发展，因为政府太糟糕，“于是慈善只好由仁人志士来做，这种情况下，慈善事业，就是‘政府不行我们来弄’。”

　　“‘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程美宝还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益为例，指出乡村里组织慈善活动，要不就是以宗族为中心，要不就是以乡村为中心，具有一定的排外性。

　　最后，程美宝认为，慈善概念从传统到现代，发生了转移。刚开始，慈善会有那么一点“施舍”的味道，发展到今天，更大程度应该是属于“公益”，即很多东西是公民应得的，政府的财政来自于公民，应该从社会公益出发，合理分配和运用资源，政府应该思量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尊重社团的独立性制定各种措施以保持它的动力和活力。

　　珠江公益节开幕的当天下午，“社会建设与岭南公益慈善论坛”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拉开大幕。本次论坛是由南方都市报和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主办。该论坛分为三个论坛进行，分别就“社会建设的目的与公益事业发展方向”、“如何建立公益事业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和“岭南的慈善传统与前景”三大议题展开讨论。北京大学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北京大学教授师曾志、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等知名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纷纷亮剑，为开幕当天奉上一场思维盛宴。

　　南都讯记者严铧“一个社会可能富裕但不一定高贵，只有一个既富贵又高贵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社会，我认为我们公益组织应当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在昨天举行的珠江公益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发表了题为《社会建设的目的与公益事业发展方向》的主题演讲。

　　此后，丁元竹与广东青年职业学院教授、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广州启智愿服务总队队长李森进行了讨论。他们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者的界限划分，慈善组织与企业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生活质量最核心是社会公平

　　对于社会建设的目的，丁元竹认为，关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人民的生活。“关于生活质量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丁元竹说，“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已经讲得很清楚，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就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丁元竹认为，无论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还是公益事业，其不仅仅是应对一些现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依赖于社会体制的改革。”他说，“这个改革应该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因素。一个是社会的凝聚力，一个是这个社会对于各种冲突的管理，另外还有一个是法治的政府和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这个理念最核心的、跟我们社会现实最有关系的是社会的凝聚力。”

　　丁元竹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怎样的呢？他说：“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利益格局，有社会动员的公众参与，而不仅仅是有政府动员的公众参与，但是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确保社会的基本安全。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应该设计制定规则的制度，法律法规的制度等等。在社区这个集体中，大家共同的工作来创造一个团结的社会，所以机会、责任、社区是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三个基本要素，政府的责任就是创造机会，个人和组织包括企业要承担起责任。大家一起来参与公共生活，建设一个社会的共同体。”

　　公益组织应该培养高贵品质

　　具体到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丁元竹认为，首先要提供社会资源。“即包括物质的资源，包括公益的捐赠，也包括非资本化的资源，也就是志愿服务，要发展公益组织，开发公益项目，我们广东开发了很多很多的公益项目都非常好，组织公益活动，动员公众参与。”他说。

　　其次，则是要通过这样的公益组织、社会组织来培育社会心态。丁元竹解释说：“这个社会心态就是一个奋发进取、开放包容的心态，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很好的心态，这个心态的培育是依赖于社会生活的。它不仅仅靠经济，所以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丁元竹强调说：“我觉得，我们的公益组织应该培养一种高贵的品质。这个高贵的品质是社会到了一定阶段，一种沉静、自信、诚实、正直服务公众的精神。富裕和高贵，这两个概念应该是区分开的，富贵是经济方面，高贵是品质方面，所以一个社会和人是一样的，一个社会可能富裕但不一定高贵，只有一个既富贵又高贵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想社会，我认为我们公益组织应当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

　　讨论

　　为保持独立性倡导小额捐款

　　论坛过程中，有网友通过微博向嘉宾提问：“社会组织和商业力量应该如何促进、共赢发展。”郭巍青回答说“公益事业是一个非盈利的事业，跟商业性的盈利事业就是不一样，但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合作，因为我们需要从事公益事业要有资源，资源往往要从市场这个渠道取得。但是这种方法是有风险的，如果企业的形象或者经营出现了问题，就会严重地影响到公益事业的形象和目标。”

　　郭巍青说，“所以，社会组织的筹款来源就变得很重要。国外一些公益组织，大量使用小额捐赠，小额捐赠的一个目的就是保持组织的独立性，不受大资金来源和大组织的控制，如果一次接受100万、1000万，就将公益组织的形象和资金提供方捆在一起了。”

　　调动公众积极性核心是贴近百姓生活

　　主持人向嘉宾提出疑问，怎样持续开展做一些活动才能成为建设社会品牌的活动。对此，丁元竹说“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不久，老百姓对于参与市场的积极性这么高，因为市场机制积极调动起来，当前社会建设，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如何调动起来，核心问题要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这是最核心的。怎么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像我们的公益节，我们的社会组织和从事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我们叫做社会企业家，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开发这些东西，我也认为是当前我们社会体制建设的最核心的东西，这个还需要我们去普及。”

特约撰稿 叶檀

一个炫富的年轻女性，扯出幕后一大串公司和人物，掀起了社会狂澜--这一切缘于公众对社会公益机构薄如蝉翼、岌岌可危的信任度。

一个失信的社会，高昂的成本体现在所有的地方。比如，由于信用不彰，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得不主要依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把银行与房地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由于失信普遍，当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时，人们往往抱有怀疑的态度，这使得决定市场定价的主要因素彻底混淆；由于社会信用不彰，导致稳定社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当披露的证据让人无法信服时，多数时间得靠拳头来说服。

信用有溢价，失信必折价。

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标志，红十字会所有的澄清、声明都没有能够说服公众，让我们感谢伟大的信息社会，通过公众的调查与有关方面的推进，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全部真相，但庆幸的是，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如果让公众自行探究出真相，而不是由机构在监管下让企业、组织主动公开真相，公开真相的过程就是机构支付成本的过程，有些成本永远是沉没成本，因为这些失信的组织不可能得到收益。

因为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的信用再次遭受沉重打击，红十字会等机构表面上为民间组织，实际上事按照行政运作管理的官僚体制，并且与官僚体制一样缺乏透明度。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此类质疑将层出不穷，并最终导致信用的彻底丧失，只有透明的信息与严谨的体制才能挽救危局，而不是一次又一次似是而非的辩解。

在质疑过程中，慈善者同样会有损耗，因为不能信任公益机构，善心人士不得不自己与被救助者对接，既失去了专业性，又搭上了高成本。最终，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高到不可承受。

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从未中断，或者说，觊觎公益搭台、商业唱戏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觊觎红十字会的人大概不少。红十字会很不愿意承认商业的存在，但根据《财经》等杂志的报道，早在2000年，中国商业联合会(下称中商联)策划了在大中型零售企业安装“顾客紧急救护系统”项目，为实施该项目，同年11月15日，中商联向红总会递交《关于申请成立中国商业行业红十字会的报告》(中商会字［2000］24号)：“愿意遵守《红十字会法》和总会章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商业行业红十字会”。

是年12月8日，红总会下发“红二字［2000］129号”文件，同意中商联的报告，批准正式成立“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而此后商业红十字会的一系列操作，充满了市场气息，这绝非红总会有关人士一句“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管理，我们是一种指导关系，不管钱、不管人，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商业联合会，我们主要是在业务上对它进行指导”就能推托责任。

失信与不透明必然与利益集团挂钩，红十字总会失去的信用溢价，转化成商业收益，进入某些人的私囊。红十字会遭遇巨大信用损失，必然对今后的劝募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某些人却会因此获得小利，这就是红十字会的公地悲剧，与个人喜剧之间的讽刺性结合。但郭美美炫富时，人们怀疑，她也是公共利益与公共财产的践踏者之一。

对郭美美事件的追究已经深入到了其男友涉嫌骗取经济适用房、打着红十字名义的车体广告等一系列问题，但对于此事的深层追究并未终结：为什么慈善成本如此之高？为什么可怕的炫富能够肆无忌惮地挑战所有公众的常识和良知底线？为什么最宝贵的公益安全，会陷入公地悲剧中无法自拔？

目前需要的不仅是红十字会定期、详尽地向募捐者公开账目，同时需要让真正的专业、爱心人士成为慈善信用的培育者与主导者。

失信之下，神圣的公益组织遭到绑架，人们的愤怒可想而知。只有善良才能回报善良，才有公开才能回应质疑，只有机制才能杜绝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