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1-14
用什么名称取代“农民工”?
据报道,近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并借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
很久以来,不断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提出给“农民工”改称呼,其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们给出的改名方案,却乱象纷呈。
有地方把农民工叫做“新市民”,有的叫做“新产业工人”,高骊等4名深圳市人大代表建议使用“援建者”。
“农民工”这个名称,的确体现着城乡壁垒、户籍鸿沟,但是,用什么名称取代“农民工”?
确实,很多人看到了“农民工”这个称谓背后的歧视。可是,这种歧视本身是一种权利歧视,而不仅仅是语言的歧视。要改变权利的歧视远远不是给农民工改个名字这么简单。有人或许认为,改变农民工的处境,保障农民工的权利,不妨先从改称谓开始。但是,不先解决权利歧视的问题,不先让农民工和市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那么,即使农民工的名字改了,他们如果照样被排斥在各种城市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外,他们的孩子上学仍然不得不交赞助费,改名又有多大意义?
实际上,农民工在哪个城市工作生活,都应该是那里的市民,而不应带个“新”字。农民工在哪个工厂做工,本质上都是工人,何必要称作“新产业工人”。至于“援建者”,更是容易让人想到中国人对国际上友好国家的支援建设。
当大家试图给农民工撕掉一个歧视性标签的时候,却又给他们贴上了另一个似乎好听一点,但还是带有歧视色彩的“标签”。当大家在给农民工忙着贴各种各样新标签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去问,他们是否同意,是否喜欢?农民工们最真切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实。在给农民工“改名”一事上,既反映了农民工群体权利的贫乏,也深刻揭示了社会表达权的严重失衡。到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地方政府官员的表态,也听到过律师、学者和人大代表的声音,可是农民工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却很少听到。已经有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这些农民工人大代表是什么意见?
要给农民工改名了,可是当事人却沉默,甚至被沉默。“农民工被改名”说明,一些拥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的人士,尚未真正用平等的思维来看待农民工,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改变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先从保障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开始。如何保障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至少不能从忽视、漠视其意愿与表达权的“被改名”开始。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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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说这话的那位佛山市人大代表大概不会想到,寥寥数语几天来掀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闻者都认为此言不妥。
从后续报道看,这位代表的本意,似乎是对一些地方“花钱买稳定”、一些事情“一闹就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不满,因而提出应由教育引导入手,从源头上化解极个别不合理的诉求。可惜的是,虽然反复进行解释,这位代表也没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反而“难掩心中的愤怒”,认为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自己的原意。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公众人物参政议政的话语水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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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定位有偏。作为人大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政治场合,开诚布公宣示自己的观点,是法律和选民赋予的责任,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但这个责任,主要是以公正为旨归,代民众立言,为庶民谋福祉。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将百姓视作被“教养”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位置没有摆正。
其次是判断有失。不合理的诉求是否存在?“市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被政府满足”的情况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从人们的切身感受出发,这样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个别的;与合理要求因各种原因暂未满足的情况相比,孰多孰少,众人心中自有公断。在这种情况下,发言时有必要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否则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逆反心理,还可能误导行政部门片面走“强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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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民主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无论是在报纸、电视、网络这样的公共平台上,还是在全国、地方的会议活动中,“敢言”者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越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越要适应新的形势,好好学习“说话”,提高自己的话语水平。
提高话语水平,决不是要巧言令色、八面玲珑,操练滴水不漏的政客本领,而是补习政治常识、培养文化自觉,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责任意识。只有上好了这一课,公众人物才会更少些“雷人雷语”,更多些真知灼见;群众才会对自己的代言者放心,对社会的管理者满意。
[新华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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