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9-05
编者按：
中美民主政治模式，长期是学界讨论热点。今天我们刊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飨读者。今天推出上篇，下篇将于本周六(9月6日)推出。
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上)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说民主人们可能会笑。美国现在在国际上一讲民主，全世界人都会笑，因为它的民主政治对内对外都出现很大问题，名实不符；我一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有些人会笑。为什么会笑？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西方政治话语塑造下的威权和专制国家。对此，很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美国式民主政治作一对比，以消除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神化和对中国民主的矮化。我认为不将对别人的神化和对自己的矮化的观念障碍从我们大脑中拔除出去，我们就不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坚定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建设的信心和恒心。
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有人说，美国是民主的老师，中国是民主的学生，学生怎么敢和老师比？这种以美国民主标准为参照的认识心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中国今天的一些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基本是按照这个套路在研究中国的，即先按照美国民主设定一个标准，然后将中国民主对号入座，这是在别人标准、别人话语体系下研究自己，结果可想而知，总是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别人成了审美的对象，自己变成了审丑的对象，长期以往，自己好的东西都会被整容给毁了。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上不唯外的态度和精神，此为一。
还有一种错误的比较方法是从教条的书本出发，脱离实际和实践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典型的是从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概念出发比较中美。此后果有二。一是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民主与美国的实际差距太大，完全按照教科书，会导致对真实的美国民主政治的误读误解甚多，忽略了对美国不自由不民主的认识；二是国人如果按照美国民主教科书理解美国，会导致对美国民主的赞扬连普通美国人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书的态度和精神，此为二。
那么，既然要比较，就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唯实！世界上新制度模式出来的时候，人们是无法从外来的和旧模式中的概念理解它的。本文抛开许多外来的繁琐、枯燥、晦涩、教条的民主政治教科书中的概念，结合民主政治的常识和中国政治生活语言，从政治一般原理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
我认为生活是最大的学问，所有的学问道理都蕴含在普通生活中。看似复杂的政治原理其实就在生活之中，也建立在生活上面。我们不能观察鲜活的生活，或者将社会生活与所谓的社会科学概念对立起来，是因为我们被强加的概念束缚住了。一旦我们从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的概念中跳出来谈民主，思想上就会很轻松，就会感到很解放；惟有用扎根于本土的鲜活的概念，才能将自己的民主政治讲生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在兰考考察时引用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也要有这种精神。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历史和文化
中美民主政治建立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之中。比较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有两个因素影响甚深，一是文化因素，即“和”与“同”；二是历史因素，即两国民主政治的奋斗史的差异。
(1)文化上：美国求“同”，中国尚“和”
中国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国家，美国是一块一块拼成的国家。中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和”，美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同”。概言之，美国求同，中国取和。“去和取同”者衰，这句话是《国语》中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时说的。
美国人善于求同，中国人善于求和察异。高度一致成了美国社会典型的特点，这符合资本主义文明的特点，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消灭多样性的；群星灿烂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由于是拼出来的国家，美国格外重视认同，国家力量几乎无处不在，很隐蔽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总之，你一定要同我一样，不一样就是异己。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奥维尔的《1984》、《动物庄园》在国内颇流行，这几本书都被认为是攻击共产主义计划社会的，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抽象写照。其实错了，大家要认真读并对比美国的话，这几本书其实是今日美国社会的写照。至于斯诺登揭露出来的监听计划更是骇人听闻，让人感到走到哪里都有一只一美元纸币上的眼睛在盯住你，你已经没有自由了。科学和民主在美国一定程度上成了控制、监控、操纵、标准化别人的工具，而最近的脑科学，让人恐惧地联想到远距离控制别人大脑的后果。由此观之，究竟是谁在修通往奴役之路呢？
在中文中，控制与专制一字之差。我看不出一个如此重视监控、操纵、控制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民主精神呢？大家再读一些西方实验心理学方面的书，读多了让人毛骨悚然，人与人之间关系难道像小白鼠一样，就那么简单地化约为试验和控制吗？而这种科学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设计出来的。一个设计或控制出来的社会，一定存在违背人自由精神的东西。有人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实不准确，美国同样是个极为重视集体主义的社会。
比较来说，中国是原生地长出来的，是一个大家庭社会，伦理亲情都还在。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国家对个人干涉甚少，讲“导之”，也讲“由之”，所谓“无为”，即为自由。国家始终为个人和社会保留充分的空间，社会因素一直很丰富。这是社会文化基因的差异对真自由、真民主精神培育的影响，它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一个国家的上层政治，一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政治哲学中的。
(2)历史上：中国争取独立，美国寻求扩张
近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史上，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几点被忽视和轻视了，第一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第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主治国的政治道路的探索。
讲民主政治，既要讲人民当家作主，也要讲国家独立自主。国家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保障本国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一些国家领土上被美国驻军，按照美国驻军协定，美国军人在当地犯罪不受当地司法管辖。你说这个国家的司法还保障本国的民主和自由吗？
中国人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首先是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中独立出来，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美国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也有一部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但说美国的民主是谈出来的，只说对了三分之一，另外两个是，它是在有钱人之间谈出来的，同时也是打出来和对外扩张出来的。即便说是谈出来的话，主要是在种植园主、工商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之间谈出来的，而不是在资本家和人民之间谈出来的，这点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基础》中说得很清楚。同样，美国黑人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可不是谈出来的，是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不是别人主动施舍来的。
所以，美国的“谈”，与新中国成立时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谈”完全不同。费孝通先生曾这样描写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观感：“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还有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3)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在立国的时候就解决了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所以不存在美国后来始终面对的政治扩容问题。美国建国时，没有解决好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其政治发展一直面临民主的扩容问题。美国当家的是少数人，建国一开始，有钱有势者就开始主导政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才拥有选举权，才实现形式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当然这个当家作主其实也就是一票而已。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其实不准确。中国是一个等序社会，美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围棋中每个棋子都是平等的，但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是不平等的。前者孕育着更多民主的精神，后者充斥着精英精神，是一个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这个社会天生是反民主的，害怕民主的，由此也形成了建立在牺牲弱者和赢者通吃基础上自由原则，而这条原则又与民主和平等是冲突的，正在伤害着美国，所以我认为美国将来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朝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动力。美国不缺资本主义，美国缺的是社会主义。
由于民主的群众基础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敢搞群众路线，约束自己监督自己，通过群众路线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美国两党不敢搞群众路线，一搞群众路线，其执政地位就没有了。这是政治的阶级基础的差别导致政治生活的不同。
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应该分为两个部分考察，一是国内经济基础，二是国际经济基础。
(1)中美民主的国内经济基础有着“公”与“私”的本质区别
讲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不理解公与私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容易混乱。中国人讲“天下为公”，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以后，讲的是“天下为私”。欧洲大陆和英美在公私问题理解上有差异，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远比在美国流行，与欧洲大陆文化仍然存有公的理想有关系。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并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公”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社会“公”的思想兼容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财产制与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个社会越受私有财产制的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民主在美国异化为钱主，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经济基础的重要条件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执政和政府的行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因为党和政府代表着“公道”。中国共产党执政最讲一个“公”字。在中国民间政治话语中，至今仍然会称政府为“公家”，遇事不解的时候“找公家”。
(2)中美民主的国际经济基础有着“共生”与“寄生”的区别
人们谈希腊民主制的辉煌的时候，忽视了那些贵族谈论的民主其实是建立在对外围殖民地的剥夺基础上的。美国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反观中国人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既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相反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共生国际经济基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讲的就是这种制度的寄生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是共生性。美国现代化道路是在对外扩张和战争基础上走过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在内生制度创新基础上走过来的，没有对外殖民扩张的经历。所以两种民主政治的国际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其造成的对外行为逻辑也不一样，前者对外部实施军事威胁和干涉，后者对外部实施和平共处。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1)“一中有多”与“一分为多”
任何大国政治，都重视“一”，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国的两党制是一分为二，三权分立是一分为三。不管如何，两国民主政治背后都有“一”，“一”是主，《尚书》中说“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中国的民主政治当家作主的是人民，美国民主政治当家作主的是大资本家。
“一”一定要能包容“多”，如此，“一”才能在不断更新中扩容、兼容和变容。“一”既要包容阴，也要包容阳，阴阳合在一起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一”如果只包容一面，将另一面推出去，“一”也会不稳固。相当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居顶端的是“一”，“一”必须居顶端，扮演公道和仲裁的角色，其他边是多。“一”是中，“一”允许争论，但是不能允许对立和分裂，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在对称对等中求统一。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中讲的“一”。
美国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一个不断变形的三角形，相互牵制，会有颠倒，有时总统很强势，有时国会占主导，有时司法很独断，形分神合，背后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其政治重视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会有“一”，是对立中求统一。当然，制衡机制一旦失灵和失衡，就会出现现在的美国政府僵局和民主失灵现象。
(2)合与分
外人只读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最容易学到的一个字就是“分”，政党政治一分为二也好，行政立法司法一分为三也好，或者其联邦制下的分权也好，表面上确实是分。但美国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强的集权和合的因素，这是其民主集中制的地方。“9·11”后美国的集权趋势就很明显。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政治时，由于没有看到其形分实合的一面，误以为分是其政治精髓，学了去实践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政治对立、民众对抗的结果不胜其数，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
从合来讲，美国政治词汇用的是“共识”，中国政治词汇是“政治团结”，两者本义都是“合”。美国人说政治正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认识。中国有人经常说人的思想怎么能统一呢？其实他没有看到美国统一思想的技巧一面，美国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一”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建构出来的。如果求最大公约数，白人正在逐步成为少数。国内也有讲“共识”，但是关键是要共“中国制度”的识，而不是共别人制度的识，那种共识是在分裂。
从分来讲，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割，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工。美国民主失灵，与其权力分割有关。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来讲，在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但是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无所不在，国家权力因此被切割成一块块，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鼓吹央行独立、司法独立、军队独立、货币独立，看上去是独立，但最后的权力被谁收入囊中了？是大资本家！所以国家最后只能听资本家的操纵了。
(3)“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隔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
从政治市场角度看，美国的两党制实际上类似市场中的双头垄断现象。其政党政治看上去是分为两党制，但是其本质还是集中与共谋。美国的两党政治运作类似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波音和空客在市场中的双头垄断和价格联盟行为，但背后都是集中。政治的本质是集中，但集中的方式不一样。
两党政治下的治理特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一般认为美国民主制或者民主的特点是多数决定，但是美国民主制度并非多数决定，许多情况下其实是少数独断决定，这也是其集权和专制的地方，不太为我们注意。大家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机制设计，很巧妙，美国是少数，但是它这个少数永远可以否决多数。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用福山的话说是相互否决体制。但福山说得其实不完整，两党经常是相互支持的，互投赞成票。相互支持是常态，相互否决是不正常，就如现在美国政治一样。所以美国政治现在出现危机。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就是个例子。所谓经常相互支持，以美国和平演变苏联为例，就不是一届对着一届干，而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将苏联搞垮誓不罢休。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避免“翻烧饼”，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要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这就是一党政治的优点。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的多党制，导致政治生活“一届隔着一届干”，学的是折腾，最后是政治动荡和混乱，错失了许多发展机会。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奇迹，根本的奥秘其实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现在许多国家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感兴趣，中国的许多东西都好学，例如重视教育、成熟的官僚体系、试点等，但是唯独“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不好学，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政党制度，其制度已经被先入为主地定型了，很难再纠正。从治理绩效和能力看，按照中国政党制度的标准，多党制恰恰违背了治理常识，更不能视为就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复旦大学教授 苏长和)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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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下)
编者按：
9月5日，本报刊发了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上)。今天我们发表该文的下篇，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以飨读者。
五、“选”与“举”： 中美选举制度差异
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有同有异。
理论上，美国许多非法移民还没有公民权，他们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奴隶。中国一些学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学中的“公民”概念，是因为未能理解西方的“国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方，所以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始终存在一个隐蔽的“殖民地”地带，也即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例如美欧的海外领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这个问题要是摆在国籍法的历史下看就会很清楚。英美的国籍法长期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频繁存在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而新中国的国籍实践和《国籍法》，国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还会分三六九等呢？怎么还有过去英国国籍法说的臣民呢？所以，中国民主政治的土壤与美英不一样。
由此观之，就选举而言，美国民主政治还没有在其所有国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断存在扩容的压力，因为一些人只是国民而不是公民。这与西方的政治史有关，西方政治史中始终存在一个内外关系紧张，其政治史经常假设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拥有政治权利。
同时，看美国的选举制度，要将选和举分开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选，或者媒体刻意为大家展示的热闹的海选，但“海选”只是表面，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
美国是个重精英的差序社会，美国也重视笼络和收买人才，这点必须要承认。美国的选举给人感觉是全民持股，每个人都有投票权，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没有能力左右董事会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却极容易被操纵。
选举关键在“举”，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少数人操纵的，真正到后面全国性大选的时候，选民只能在两个中选一个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
此外，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不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边，而是直接举出来的，如关键的政务官、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和外人常以为美国政治系统很开放，其实那是表面，美国政治系统其实也有很封闭的一面，核心职位不对圈外人开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与世袭制。
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都有竞争性的特点。中国人理解的选举，是不论出身，将出类拔萃者层层选拔出来，担任合适的岗位，个中强调的是“竞德竞能”，“德”是为人民服务，“能”是有胜任岗位的能力；美国的选举强调“竞钱竞德竞能”，钱不用说了，“德”是符合大资本家的统治，所以美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培养的学生格外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中国选举制度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选拔。中国官员任职有年龄限制，美国官员任职没有年龄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驻华大使鲍卡斯，我一看他年龄，按照中国选举的开放标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做大使了。年龄限制是个硬杠杠，保持了人才体系的活力和开放性，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选举制度与传统社会选贤任能的科举制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晚清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将中国科举制视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为奇。丁韪良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政党分肥最明目张胆的时期。
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学回去以后搞无序选举，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也就是西式民主进口以后给当地带来灾难。西方对外的民主教科书把是否海选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主观上也误导其他国家政治“精英”。中国大陆的聪明和智慧，恰恰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按照中国选举制度标准，那一套恰恰违背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识。
六、中美民主政治下的责任
(1)公道政府的责任与 私道政府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个说法是误读，美国也是大政府、强政府。这点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来，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说它是小政府呢？美国政府广义上讲是一分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隐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经常是强势政府。
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政府权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国也是一个找不到人负责的国度，老百姓关键时候找不到当家的，两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很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金融危机后人们找不到负责的人。美国枪击案事件中人们也找不到责任人，人们只能将矛头转移去怨枪支协会，老百姓有冤无处申。你可以说这是其政治设计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说是其政治设计欺骗性的地方。
而在中国，有事找政府，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现象，但不管怎样，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强。美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个词叫“回应性政府”，国内也借过来了。要说“回应性政府”，中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天职，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造这个词来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应性政府在中国。
因此，责任观的不同，导致政府和人民一个是“鱼水关系”，一个是“油水关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国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维方式。这与中国政府是公道政府有关。中国一旦出现枪击案，老百姓首先埋怨执法不力，守土不尽责，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美国不会怪警察，但会推卸给枪支协会。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设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呢？那时的老百姓会怎么样？至少我觉得那是冷冰冰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也分不开。个人、社会、政党、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是个命运共同体，用俗话说是“斩不断、理还乱”。这使得中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国斩得断、理得清，所谓“是上帝的给上帝，是政府的给政府”，人民对政府也没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美国的官员却跑去度假了，这要在中国，绝对会被就地免职；而当奥巴马的医保法案在利益博弈中走向难产时，中国政府却持续在做访贫问苦、公共政策托底、社会救助、促进就业的工作——在中国，这不需要博弈，这是政府的天职，也是执政党的天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美国当然也有追责制度。但在美国谈论责任追究时，经常会出现一种怪象：在你要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的这种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骗性。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的累积。我们看其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有人说，美国政治设计中这么多巧妙的治理“智慧”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我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它的移花接木玩魔术似的欺骗性，我们是不是要学呢？我觉得不能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讲的是“正”和“公”两个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险。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学这些东西欺骗人民，偏离了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中国老百姓都很聪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国政治设计的欺骗性：“别和我来虚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中国老百姓可能早就造这个制度的反了。
责任上的差异，也导致中美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解的不同。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都规定卖淫贩毒合法化了，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有卖淫贩毒罪呢？腐败也一样，如果一些腐败行为合法了，怎么可能有腐败和反腐败呢？美国的“旋转门”政治和“内举”制度将腐败隐性地合法化了，许多腐败都符合法律程序。
七、民主政治下的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也产生好民主与坏民主。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动力解决问题，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动力发现问题，这是“预”。
中国民主政治下的决策表现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协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国，执政者可以不听取也没有必要听取不同意见，只听不取的现象很多，两党政纲政策不一，使其更难包容异见，经常排斥异见。中国是在包容、扩容中求统一，美国是在对立对抗中求统一。两党政治的现实会将不同意见放大，并且通过放大不同意见来强化身份和阵营，只有走极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
这很容易强化社会对抗。美国两党在20世纪一度都在向中间政策靠拢，以克服对抗式决策的弊端，但现在对抗性现象又出现了，这就是当今美国的政治僵局，以致美国一些人开始讨论美国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对立思维或者两党制下逻辑上是最不能包容不同意见的，一党制下特别是公道政党和政府下更能够包容、相容、扩容。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没有纠错机制，这也是误解。协商、信访、集体学习、巡视、调研、到群众中去等，都是保证中国民主政治下科学决策的制度性依据。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纵向民主”。比较下来，倒是美国民主政治下的纠错机制经常失灵，美国政府和国会要纠华尔街的错就做不到。
八、民主政治与外交
国内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同，导致中美两国外交逻辑的不同。西方有股理论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不对外战争，这理论连他们自己都越来越不信；还有种理论说美国民主制使其更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民主制不遵守规则。这在逻辑和经验上都站不住脚。按照中国民主政治标准来比较，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设计更容易导致对外专制性干涉和战争，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和平发展的民主政治。这个问题怎么比较？其实看看核心指标“对外专制性干涉”就清楚了。
中国在其现代化道路中没有加害于人，美国在其现代化道路中加害于人地方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不会有来自外部的思想和精神负担，而美国衰落必定产生很大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包袱。外交道路的不同，根子在国内民主制度的差异。
美国民主制度纵容对外干涉，这与其民主政治寄生的国际经济基础、选举制度、政治系统的封闭、二元对立思维、利益集团政治、责任豁免机制、私道政府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式民主政治更守国际规则吗？不妨看看小布什对国际法的态度，他有句名言：“国际法？我得打电话叫下我的律师……我不知道你说的国际法是什么意思？”美国在外交中另起炉灶，破坏国际规则再立国际规则是出了名的。
而面对美国债务违约问题，美国有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尼尔·弗古森，说自大萧条以来美国就一直没有违约过。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被其蒙蔽了。其实，稍微熟悉国际经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1971年美国停止各国用美元兑黄金的举措，本身就成为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违约和不守规则事件之一。
美国国内法中有个著名的“后法优先”原则，也即美国签署的任何国际条约都可以被美国后立的国内法所否决，尽管美国宪法规定国际法应该在国内自动适用。
让人诧异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媒体恶意炒作“中国不守规则论”，却没有去讲到底是谁在不守规则。美国民主政治在外交上的不民主和不遵守国际法，在这次克里米亚问题上被普京抓住了辫子，所以美国不敢拿国际法对俄罗斯说事，只能失语。
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周恩来说过，中国人讲和平共处，不对外侵略和搞殖民，根子在于被国内制度限制住了；邓小平说，“中国人说话算话”；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国际上反复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在欧洲访问的时候说，中国人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是这么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加害别人，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属性。所以对比两种民主政治不仅要在国内政治中比，也要在外交行为上比，这样优劣利弊会更清楚。
结语
民主政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本文主要用生活中的政治语言比较了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美国式民主政治。我认为比较的起点和标准，是不能在别人政治话语体系下讲自己，而应努力做到在自己政治话语体系下，将别人转化过来讲别人；比较的方式是平等基础上既有察同，也有比异；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的价值；比较更不是为了输出自己的民主政治，西方人把输出民主和干涉他国打扮成一种天定责任，而中国人历来将不干预视为一种政治美德，输出民主政治的事中国人不能干。
民主政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类古已有之。现代人讲民主，古代只追溯到古希腊，近代只追溯到欧美，是不确切的。“民主”这两个字只是个名词而已，就其内容而言，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即有之。我们研究“人”这个问题时，不能因为这个人名字叫“山姆”或“约翰”，就说人的历史是从“山姆”或“约翰”开始的，或者“山姆”和“约翰”就是“人”的唯一样本。人类几大核心文明圈，早期的时候都有对民主政治的求索，这些民主资源构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样多元的民主求索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这代民主虽非一无是处，但现在问题不小，它在内部出现失灵，对外推销的时候出现滞销，同时一些国家不信它的邪，坚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对其进行反倾销，将其从普世的祭祀神坛上硬推了下来。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各国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可以称之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
世界上认认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国家不多，中国算一个。许多国家对西式民主已经失望了，美国民主政治本身也正在变得没有理想，除非进行政治改革。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主道路求索充满着理想、干劲和希望，并收获着成果。为发展和升级民主政治，让民主政治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可谓一代代人在接力奋斗，此一努力也让人看到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的曙光。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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