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9-14
决定改革命运的三种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
文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美国、欧洲都在改革。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时的口号便是：变革。我认为美国需要改革的是过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的资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欧洲债务危机以后，政界已经达成改革的共识，其重点应该针对过度的福利主义，因为过度的福利导致债务经济，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中国的全面改革从文革结束后开始，当时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意识形态挂帅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
从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可能是相对最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现在，中国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美国的医疗改革还没有成功。从200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基本没有遭遇欧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解决了很多问题。如今，美国改革遭遇的障碍恐怕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否决点太多，很难进行实质性改革。在欧洲，政客如果提出根本性改革，往往要下台，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德国之所以现在经济状况较好，是因为施罗德执政时进行了福利改革，但他后来便下台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解决改革和西方民主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有三种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决定了改革的命运。
在美国模式下，资本力量过大，压倒或左右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最主要的标志便是根据2010和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机构和个人的竞选捐款不再有上限。有时候我说，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玩得上瘾，是戒不掉的。这个制度如果不改革，恐怕未来会有更大的危机。
如果说美国改革不成功是资本力量过大，欧洲改革成效不彰的原因则是社会力量过大。虽然欧洲的资本力量也很大，但不如美国，欧洲是社会力量压倒了其他两股力量。在欧洲，民主有如一种宗教，许多具体问题都靠民主解决，其中的假设便是越多人参与越好。用中国人的话讲，欧洲光有民主没有集中，难以形成改革的合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资本力量基本不存在，社会力量太弱，政治力量过于强势造成了文革等悲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资本力量发展起来了，社会力量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现在有了互联网传播，政治力量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中性和强势。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政府几乎都是比较中性、强势的。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领导人需要有担当，否则做不了事情。中国的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发展起来之后，已经对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压力和制约。我认为，相对中性、强势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原因。
关于中国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
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可以创造效率和财富。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随着改革开放，资本的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它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乃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制约。即使在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今天，中国政治力量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
三种力量的这种动态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中国梦的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悲剧时，社会力量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随着中国经济和互联网的兴起，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开放，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
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追求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需要警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所以，我的基本结论是，在改革方面，中国模式总体比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成功。
中国与美国相比，在中国，100个最富的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在美国，恐怕二三十个最富的美国人便可以左右白宫。与欧洲相比，欧洲决策过程中社会力量过大，导致“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
我们应该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走，也就是保持政治力量相对比较中性和强势的特点，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来推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在技术层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在政治层面（即三种力量的平衡方面）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transcendence），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既要避免美国病，又要避免希腊病。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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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邓小平：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
文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点。一是眼光，他是一个超长思维的战略家。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谈的都是今后10年、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全身心致力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领导人。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把一些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确定下来，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大的战略性思维，其他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二是思路，他是一个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他每次听完外交部领导的汇报之后都会思考片刻，一句话不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眼睛看着远方，这个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南巡讲话时，他说，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这些都是手段。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把很多问题点清楚了。三是清醒，他头脑非常清醒，强调任何新东西都要先试一试、看一看。《邓小平》这个连续剧中有一点是准确的，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邓小平都反复说这句话“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邓小平的风格。最后一点是大气，邓小平非常大气，毕竟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讲话非常大气。有一次我给他做翻译，讲到打仗，当时外宾问他，你们和越南打自卫反击战，你们没有担心苏联介入吗？当时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军事比中国强大很多。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呢？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做决定的时候，把事情推倒最坏的结局，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应对他就出牌了。
这里还可以提及一下他的南巡讲话。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他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2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当时就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讲了很多话。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会大乱，他说西方不要高兴太早，他说世界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会。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是机会来了。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认为现在是可以证明我们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的时候了。南巡讲话表明他看到了机遇，但他认为许多人还没看出来，所以他有话要说。回头看，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开放真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能这样做，一般国家做不了。一个小国家的GDP往往还不如一个西方跨国公司的资产多，怎么跟跨国公司谈条件？但他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全面开放，但不能失去自我。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他对邓小平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很惊讶，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他问邓小平，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据说邓小平在内部也说过，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就是胜利，现在的留学生约有三分之二回来了，而且留学生选择回国已开始成为主流，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提供的大量机遇。
1994年12月9日，也就是20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标题是《邓小平的思想极有可能继续主导未来的中国》。我今天早上把这篇文章又看了一遍，一个字不用改，站得住脚。
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国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中国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近年来，网络大V们虚构了一个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特别是无比美好的美国，但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对美国和西方的真实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美国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净资产？没有多少。上海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比50%的美国人都要富。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在下降，根据美联储统计，2010年是77300美金，折成人民币就是47万左右。美国是个债务经济，政府欠债，百姓欠债，你把债务全部去掉之后，家庭净资产并不多，美联储的报告每年都发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查。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也做了一个报告，完全采用与美联储一样的方式，调查了29个省的居民。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中位净资产40.5万，农村要低不少，平均家庭净资产为32万，我在中美比较中没有引用农村家庭净资产数据，因为中国农村的土地现在还没有定价，如果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的价值恐怕是不得了的。我们农村现在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再来比较也许更靠谱，但中国城镇的家庭是可以和美国进行比较的，毕竟中国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双方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大，就是一万美金的差别，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情况，把上海和西藏都拉平了。如果用版块来看的话，我们发达版块人口和美国差不多，3亿人左右，中国发达板块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我估计已经超过了47万元，47万元在上海应该属于弱势群体甚至贫困户了。不管今天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从国际标准看，多数家庭已经富裕起来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此先要肯定，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还可以讲一个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现在谈腐败问题，党中央反腐力度很大，大部分百姓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人，说原来我们的官员都这么腐败啊，所以我要讲一下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建设长江三峡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西电东送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我看了中央审计署的报道，分别是34亿和64亿元，两个加在一起是100亿元，折成欧元是12亿。我觉得这些违规资金的问题应该严肃追究，该惩罚的一定要惩罚，该坐牢的一定要坐牢。德国是西方相对来说最成功的经济体，一般认为腐败是比较低的，但德国人现在都在议论柏林新机场建设的丑闻。这个机场从2006年开始建，当时的预算是12亿欧元，现在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计已经是42亿欧元。按中国标准来看的话，大部分大概都属于违规资金。一个柏林新机场，规模还没有浦东机场大，拖到今天还没有建完，违规资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实际上，德国基础设施大项目还有很多丑闻。我老说国际比较最有说服力，我不是说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模式相对胜出。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顺便说一句，德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比美国家庭还要低一点，也低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低于上海。
邓小平1994年最后一次到上海视察，他到了新锦江饭店43层的旋转餐厅看上海城市的夜景。1990年浦东开发，邓小平要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邓小平此时看到的上海夜景，已经相当美丽，他颇有感触地说“上海变了”。我三月份去柏林开会，晚上看BBC的节目“自由2014”，里面有一个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从太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他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黯淡的部分东柏林。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是富裕的民主国家，一个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可是我们一到柏林，就发现柏林的机场太简陋了，不如中国任何一个中国省会机场。柏林的街道，空空荡荡，没有活力；柏林的夜景只能说是路灯还亮着，与上海璀璨的夜景差别太大了，如果拿上海今天的夜景和柏林的夜景来比较，如果还是按照那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的逻辑，那么中国就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德国就是落后的专制国家。总而言之，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了，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大类，那只有良政和劣政两类。
好莱坞最近拍了一个电影《Her》，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但背景是上海浦东陆家嘴，别人问导演Spike Jonze说为什么美国的故事放到上海去拍，他说上海代表世界城市的未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国人还是自信不起来，该自信了，否则是要被历史大潮淘汰的。我们对西方一定要平视，平视才能看清对方，才不会被忽悠。上海超越、中国超越，我想这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
[新华网]
为何一出国就爱国？
文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后，我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的未来，有三点思考。
首先是要把我们的中国模式做一个广泛的国际比较，和发展中国家比，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和西方国家比。我老讲一个观点，不是中国模式好到天上去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中还是明显胜出。
二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坦率地说，西方国家这些年确实在吃老本、走下坡路，严重缺乏活力，但它还有“话语红利”，可以用一些浅薄的话语忽悠一些国人。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是被西方话语忽悠而使中国全面崛起功亏一篑，那我们的后代将会骂我们：你们当时怎么搞的，一手好牌，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可悲的是我们国内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一些人，怎么也自信不起来，只会否定自己的国家和制度，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
实际上，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什么样的教育都好。这些主张全盘西化者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吗？当这张王牌也失灵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来帮着美国忽悠中国呢？所以我干脆把这一点点破。不久前，好莱坞上映了一个新电影，名字叫《Her》：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但电影的背景是上海浦东陆家嘴，人家问电影导演Spike Jonze，为什么用上海的背景来拍洛杉矶的故事，他说，他眼中的上海就是“世界城市的未来”。这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我讲的“超越”，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超越，这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超越。
第三，我们一定要尝试话语创新，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指点江山，来评论中国和世界，这包括话语内容的创新和话语形式的创新。我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
对于一些国人来说，超越西方，超越美国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美国去过无数次，走访了众多西方国家。对我来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赶上和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国对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百姓资产上的超越、社会保障上的超越、科技创新上的超越、制度安排上的超越和政治话语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我们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地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美国。
让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从经济总量来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国际主流研究机构都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乐观一点的估计是，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谨慎一点的估计是3到5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该在10年之内超过美国。这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我们不必骄傲自满，但绝不能妄自菲薄。
二是从百姓资产来说，从家庭净资产来看，中国家庭净资产增长迅速，美国家庭净资产则下降了不少。30年前中美双方进行家庭净资产的比较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双方的差距太大，今天这种比较则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根据2012年6月美联储关于美国消费者金融状况调查（Fed’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美国这些年中位家庭净资产一路走低，2010年为7.73万美元（约等于47万人民币），与最高峰的2007年相比，下降了38.8%（2007年的家庭净资产为12.6万美金，约等于76万人民币）。美国国家是债务经济，美国家庭也是举债消费，当你把美国家庭借来的钱统统排除，美国一般百姓的家底并不厚。我在书中写到，中国一半左右的城镇居民的家庭净资产估计已经接近或达到47万元，而在与美国人口相当的中国发达板块，多数家庭的净资产早已超过了47万。在中国发达板块，47万元家庭净资产应属于弱势群体，甚至属于贫困阶层了。不管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多少问题，中国多数家庭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我们对此首先要肯定。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让这么多人的财富这么大幅度地增加。当然，财富的迅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中国的问题说得清楚，最终也都有解。美国人老喜欢在世界上教训别人，但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评估：“美国今天的中位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坦率地讲，这样的国家是应该被别人教训的，而不是教训别人。
有人说，美国人均GDP比中国高很多，怎么可能家庭净资产与中国家庭相差不大？我说，这正好印证了邓小平经常讲的一个观点：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算高，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人民得到的实惠比较多。顺便说一句，中国崛起也意味着我们要推动指标体系的创新，否则就难以准确把握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就容易被人忽悠。我自己走的地方多，要了解一个国家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我认为两个指标很关键：一个是家庭净资产，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
上面已经谈了家庭净资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这算是第三个例子。人均预期寿命是一个综合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非洲国家的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一般发展中国家是60多岁，中国已经达到75岁，美国是78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的发达板块与美国人口相当，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0岁左右，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寿命是82岁，均高于纽约的79岁，而纽约还是美国最高的。
四是中国在政治制度安排上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超越，这也应该是最有意义的超越。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探讨和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我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美国梦”今天之所以风光不再，主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压倒了政治和社会力量。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的平衡确实更加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中，多数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两个月前，我们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共同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不少西方学者还是习惯地指责中国政治制度。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过去十年，我们“创造”了三个英国。如果英国继续沿着英国模式走，包括英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这是一个几十年没有长进的模式），中国继续按照中国模式走，这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模式，我估计我们不久将每两年就“创造”一个英国。我们的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就像今天的上海，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它一点也不害怕和纽约、伦敦竞争。我们欢迎这种竞争。
最后是话语的超越。西方话语下讨论中国未来，几乎都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再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这种逻辑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的预测总是一错再错。
我从中国话语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她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中国当时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从18世纪开始中国逐渐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最终将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这也就是我讲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中国今天的这种迅速“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国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中国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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