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10-07
教授:“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拷问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再次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问题。这些年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快速增加，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和EI（工程索引）文章，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的科研制度和文化环境有意见，总认为中国科学家很难做出世界级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各种不满和抱怨的言论很多。但是，如果屠呦呦在40多年前，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中国科学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我始终认为，科研的设备和仪器还有科研制度对科研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和追求。文学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怎样激发科学家的使命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却是需要中国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浪网]
屠呦呦做到三个“第一”为何还落选院士
文/柏木钉
屠呦呦的获奖，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一座奖杯。透过这面多棱镜，探讨分析其折射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的科技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无裨益。
首先，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 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其次，“不能把团队的成果归于一个人”；“把奖颁给她一个人，对项目的其他参与者不公平”……自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以来，类似的言论就不绝于耳。
对青蒿素研究的历史稍作梳理，我们不难看出，长达10多年的青蒿素研究的确是协作攻关的集体结晶。
但拉斯克评奖委员会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以“第一”论英雄，也是其他国际科学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
以“第一”论英雄，并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第一发现者在科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贡献。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茫茫黑夜中，是第一个发现者或发明人开启了希望的大门，为后来者找到了通往成功的路径，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试想，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无从谈起，“东方神药”不知何时才能诞生。
科学研究不是“记工分式”的简单劳动，而是不折不扣的智力冒险。只有尊重“第一”、崇尚“首创”，才能激发更多的勇者不畏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执着攀登。如果在科技奖励中采取“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不仅不公，而且有害：这样做不仅消解了第一发现者或发明人的价值，也会打击他们的创新积极性，阻碍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
（节选自2011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和《屠呦呦获奖：一人获奖不公平吗》）
[新浪网-新闻晨报]
“非院士”屠呦呦获得诺奖的启示与反思
熊丙奇
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O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值得祝贺。屠呦呦获得诺奖，并不令国内舆论感到惊讶，因为早在2011年，她获得具有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就被誉为“距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但是，她获得诺奖，还是给我国科技、学术界带来诸多启示和值得反思之处。
屠呦呦获得诺奖之后，她的身份迅速引起网友关注。其实，早在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时，她的身份，就曾引起舆论关注，由于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经历以及院士头衔，被称为“三无科学家”。“三无科学家”获得国外授予的学术最高奖，这表明，无论是克拉斯奖，还是诺贝尔奖，都不看重学者的“身份”和头衔，而是看真实的学术贡献，这和我国近年来的学术界，在课题评审、项目设立时，特别看重申请者的身份，院士、长江学者等拥有一定学术特权，是很不相同的。
作为青蒿素的发明者，获得诺奖的屠呦呦却不是院士，是耐人寻味的。据媒体报道，屠呦呦曾多次参评院士，但都没有成功，具体理由不清楚，但知情者透露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青蒿素的成果界定不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指出，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是，却存在成果归属难以确定的问题，进而，这一成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而在长达40年的时间中，屠呦呦的成果在国内也没有被得到公认。虽然在这一成果中，她扮演了三个“第一”的角色：当年是她最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代号为“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是她最先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也是她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但是，在中国医学界，不少人认为，523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很多人做了贡献，是不能把奖给屠呦呦一个人的。而直到拉斯克奖颁给屠呦呦，这种争议还没有平息。很显然，既然有成果归属的争议，屠呦呦要在中国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评上院士，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人会反对，为何给她院士，功劳难道都被她一个人占了？
二是屠的同事评价她，“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这种“性格”在院士评审中，显然也是不受欢迎的。类似屠呦呦这样，有重大学术贡献，却没有评上院士者，在国内并非个例。“吃香”的是那些善于搞人际关系，讨好领导者。这是一种不好的导向，会引导学者不安心学术研究，而去做一些追名逐利的事。诺奖奖给一直默默做事的屠呦呦，也告诉我国学术界，学术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踏踏实实做出来。
那么，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为何就能把成果归为屠呦呦呢？这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规则有关，在团队和个体之间，团队的整体贡献很重要，但并不能否认个体，个体的学术贡献，如果在团队取得的成果中，起重要的启发性、决定性作用，应该把主要成果记给个体，而不是由团队平分成果——成果人人有份，并不能保护原创积极性，在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颁奖者看来，屠呦呦的贡献是最关键的，因此，可以把奖颁发给她个人，诺委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屠呦呦获诺奖并非是是对中药的奖励，而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而我国在评价学术贡献时，团队和个体的关系，并没有处理好，以往，十分强调团队贡献，而忽视个体，否则就是自私自利，而近年来，一些领导，不管是不是课题组的实际负责人，都动不动成为成果的第一作者，把团队的贡献作为个体的成果，并没有真正重视第一作者的原创贡献。屠呦呦取得的成果，属于几十年前的，为此，对其成果的评价，奉行的是团队原则，即使有关学术机构意识到屠呦呦的学术贡献最大，可也不愿意按照学术规则去界定，担心触碰了既得利益。
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包括院士评审在内，都存在被利益因素纠缠的问题，学术评价存在行政化和利益化的倾向，在院士评审中，存在跑要、公关现象，青蒿素的成果归属几十年没有定论，有学术贡献而缺人脉资源者，被边缘，反映出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健全，并没有坚持按学术原则和学术标准，处理个体和团队的关系，真实评价学者个体的贡献。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应该反思学术评价体系，在学术评价中，要对个体在团队中的贡献实行学术同行评价，这样，个体的原创价值和集体的贡献，都会得到客观评价，从而激励个体在追求学术理想的同时，与团队进行紧密合作，更重要的是，评价针对的是个体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不是看其身份和头衔，谁有能力，就把学术研究给谁做，谁取得的贡献大，谁就获得更大的肯定。
屠呦呦当年发明青蒿素，并不是冲着获得诺奖而去的，而是为解决现实的医学难题。盯着功利的获奖目标去搞科研，只会与奖励渐行渐远。踏踏实实做研究的屠呦呦获得诺奖，会给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带来更多的信心，只要能进一步完善科研评价制度，让更多科学家能安心投入科研，在国家加大科研投入的背景下，我国科学家会获得世界级的科研成果，也有更多问鼎诺奖的可能。
[新浪网-博客]
谁在为屠呦呦获诺奖而犯酸
没有征得基层同意，没有一层层上报，甚至连国家科委、卫计委可能都不知道，诺奖便把载入史册的科学最高荣誉授给了中国人屠呦呦——一个连院士都不是、论文都没几篇的中国老太太。这让中国人倍感荣耀与惊喜的同时，也让一些中国人感到了难堪。
早在四年前，屠呦呦被美国的拉斯克奖砸中时，国内就有人对把奖项授予屠呦呦一个人表示出不同看法，甚至有人联名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写信。
但是，诺奖是不按某些中国人所认同的“程序正确”来办事的，也不是按照地位高低、论资排辈来分果果的。诺奖评审委员会成员汉斯如此说，“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选出新药的研究者”。
宁可不要这个诺奖，也不要屠呦呦一个人独享。这个看上去正义感很强的呼声，可能符合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某种思维，但看来并不符合拉斯克、诺贝尔奖的评判标准。价值与价值观的区别，在屠呦呦的人生际遇中昭然若揭。
在诺奖评委会看来，屠呦呦作为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发现者”，人类有必要记住她的名字，记住她的贡献。但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份荣誉只能属于祖国，属于集体，属于中医。这是可以拿上台面来犯酸的理由。而台面底下的犯酸，却实际上是犯难。真正的心态在于，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本土”诺贝尔科学奖，不是出现在院士身上 ，而是由一个“三无科学家”获得，这让一些“正统意义”上的科学家、拿着巨额科研项目经费的“领军科学家”情何以堪。也因此，一些肚肠酸翻了天的人士甚至怀疑，这诺奖的评委要么是有意搅局，要么是集体看走了眼。
诺奖没像一些中国人所期待的那样，把屠呦呦的名字从获奖名单上拿下来。现实就是这样，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押题，但他们能够押准上司在想什么、押准自己的哪句话哪个行为方式能够精准地迎合上面的需要，押准科研项目和经费，但他们押到了职称职务，押到了这奖那奖，却押不到诺奖。他们风光了大半生，眼见着人世的风光一下子被这个不善交际、个性直率的“三无科学家”给独占了去，心里差点酸出血来了。
心里酸，是因为屠呦呦在教育背景、学术地位，与自己不相匹配，是因为屠呦呦的实话实说、口无遮拦的个性与这个正统的圈子文化不般配。他们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发现，不是这个“只是一个牵头人、参与者”最后的研究成果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是在这个环境能够兜得转的被各方认可程度。
屠呦呦大概是有些不合群的，这从她之前获得的荣誉、待遇中大致可以看出，这反映了中国人才制度存在的漏洞。尽管今天会有各种犯酸者能够找到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对冲这种矛盾，但再漂亮的说辞，都无法掩盖中国仍存在“良币”被驱逐的现实。如果我们今天不愿面对这些现实、这个结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就会伴随着更多的张呦呦、王呦呦们被冷落而得不到有效激励。
[新浪网-钱江晚报]
屠呦呦得诺奖中科院应该开心吗？
姚树洁
10月5日北京时间下午5点半左右，一道惊人的消息横空爆出，中国中医研究院85岁高龄的屠呦呦研究员，与爱尔兰和日本两位科学家，同时获得2015年生物与医学诺贝尔奖。
一时间，朋友圈，网页，到处出现了屠呦呦的名字。我相信，这是中国人最骄傲的日子，是中国科学和教育界最骄傲的日子。本土出生、教育、成长的中国人，得到了世界科学最高的奖励。中国科学界出现了零的突破。
相信在屠呦呦获奖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科学家能够得到诺贝尔奖？有多少人一直在发问，中国每年1万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为什么就生产不出诺贝尔奖？更有人说中国有一千多名中科院院院士，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得到诺贝尔奖？
这些问题，随着一位伟大的中国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得到了答案。对普通学者和科学家来说，屠呦呦给无数中国学者，带来了希望，更带来了信心。
不过，诺贝尔奖为什么会奖给屠呦呦，却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中国科学院更是想不到，它有一千多名院士，没有人率先得奖，而屠呦呦，一位多次被拒绝在“院士”大门之外的女科学家，一无博士学位，二无出国留学经历，三无“中科院院士”称号的老人，却得到了诺贝尔奖。中科院的院士们，你们是怎样评选院士的？成了民间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中科院来说，要不就不承认屠呦呦的学术成就，要不就无法向国人交代。为什么一位能够拯救数百万人命，青蒿素的最初发明者屠呦呦的院士申请多次没有通过？
记住两年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没有被评上院士，直接宣布退出院士的竞选。你不能说中国的院士评选制度不存在问题，而且问题还很大。袁隆平落选院士，更是引起了许多争论和愤愤不平的声音。
那么，屠呦呦和袁隆平为什么会落选院士？主要的理由是他们两都没有发表高水平的SCI文章，他们可能都不会说英语，没有出国留学，没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等等。
没有博士，没有英语，没有SCI高水平文章，就不能成为院士? 但是，屠呦呦为什么可以超过目前所有的院士而得诺贝尔奖？中科院的院士们，可能还不会理解，诺贝尔奖可以奖给实验科学家，可以奖给能够拯救无数生命的科学家吧？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使中国的的水稻产量不断提高。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天大的问题，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科学家，却当不了院士，这是怎样的科学评价体系？
饶毅的研究成果我不懂，但是，他早在2011年，就对屠呦呦能够得到诺贝尔奖进行了科学的论证。饶毅敢于批评院士的评选制度，敢于批评中国科学研究经费的低效率利用，这是爱国者才有的胸怀，为什么某些有权力评选院士的院士，就把他当成眼中钉了呢？
屠呦呦必需通过诺贝尔奖才证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像屠呦呦这样优秀的科学家，被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所埋没？这个，谁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而去全盘否定中科院的院士评价体系，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广大院士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我们只是觉得，应该通过屠呦呦和袁隆平的事情，对目前院士的评选机制，进行一次反思。
评价科学家，发论文，得奖，得到科研经费，当然非常重要。许多科学论文，是衡量一个科学家水平的标准，但是，这不是唯一重要的标准。科学研究的成果，如何影响人类的生命、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论文本身更重要。我们现在的大学，片面追求论文的数量和发表的杂志出处，对人才的评价，对人才的成长，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光看论文，不看论文对社会的影响力，就是评价科学成果片面的标准。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不仅是对中科院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中国科学研究的反思。
首先，屠呦呦是1971年发现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同时，发现这两类药物，不是她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而诺贝尔奖为什么只是承认她一个人呢？那是因为屠呦呦的原创思想。因此，研究的原创思想非常重要，其他人后来的贡献再大，也没有原创思想的重要。2012年的医学奖，多利羊的发明者没有得奖，而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因为发明了克隆青蛙而得了奖，就是这个道理。2003年格兰杰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对时间系列稳定检验的原始贡献，而哥本哈根大学的约翰孙教授发现VAR单位根检验法，在技术上远超格兰杰的二元回归法，却没有得奖，也是一个道理。
其次，发表高水平杂志的论文重要，但是，原创思想更重要。屠呦呦没有SCI论文，她学的还是中医，不懂英文，哪能发表在世界的权威期刊？而目前不管是院士，千人计划专家，还是长江学者，如果没有过得硬的英文文章，是很难被评上的。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否定发表“上等”杂志文章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在考察一个人的科学贡献时，文章和实际贡献一定不能孤立起来看，而是要全面考虑。例如，一个人的文章类别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人引用，或者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力，这样的人才，该怎样评价？而有些人，文章不是很多，但是，所提出来的观点，见解，或对社会的真实影响力却很大，那么，是不是对这样的人，就不认为是人才呢？
其实，中国工程院院士制度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科学院院士制度的某些不足，工程院更讲究实际社会影响力，科学的应用贡献率，而不完全是文章的多少和“档次”。
再次，屠呦呦得到诺贝尔奖，不仅体现中国传统中医的魅力，更是从根本上摘掉“中医不是科学”的帽子。如果说，中医不是科学，那么，在西医出现之前，中国人不管得到什么病都没有药治了？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结论。应该说，西医的出现，为人类的健康贡献更大了，而不是因为西医比中医在许多方面的优势，而去简单的否定中医。
中国人能够把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充分展现中医的魅力，更是为医学和药学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更加能够造福人类的路径。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所发明的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就是中西医结合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最后，特别要强调的是，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是中国科学家破冰式的开始。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也正在快速崛起。我相信，屠呦呦不是中国唯一最优秀的科学家，中国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例如袁隆平等。他们的科学研究，一定能够得到世界科学界越来越广泛的承认。
今年，QS大学排名，已经把中国的4所大学排到世界100强。泰晤士报把30多所中国大学排到了前6百名。请中国人不要再自我诽谤了，中国的大学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但是，中国的大学在世界同等发达水平的国家中，却在不断地取得进步，而且，进步非常惊人。今后，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出自中国大学，也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新浪网-博客]
社会讨论让屠呦呦获诺奖更有价值
屠呦呦获诺奖的舆情热度，仍高烧不退。就在昨日，屠呦呦通过央视正式发表获奖感言称，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个入口。
中国本土科学家首获诺奖，无疑令国人振奋。土生土长、中医学、“中国制造”等，也触动了人们内嵌于族群认同的“与有荣焉”的自豪感。这种零的突破，也纾解了不少人的“科学类诺奖焦虑”。正因如此，欢呼、庆贺、受鼓舞，也成了公众共有的表情。但在此基调上，有些争论也随之而来：因屠呦呦研究的是青蒿素，再加上附着其身上的某些身份符号，很多借题发挥式解读与讨论也以“搭车姿态”，成为了衍生议题。
比如，扰攘已久的中西医之辩就由此升温：有很多人认为，屠呦呦获诺奖证明了中医学的价值，也有人觉得，青蒿素成功与中医学无关。又如，举国体制下的协作创新与个人创造性研究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也引起热议：有些人溯及屠呦呦最早研究青蒿素的时代背景，认为这凸显了科研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有些人则觉得，它更多地源于个体“190次失败”后的执念。再如，屠呦呦无院士称号、无留洋经历却创造出世界领先的科研成就，是否具有代表性，对现有科研评价体系有何启示等，也引发争论。
这些观点激荡、价值碰撞，营造了屠呦呦获诺奖后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景。对于诸如此类的争论，在网上，有些人颇为忧心，认为纠缠于中医学现代化、科研体制等问题争执，是借机消费或者是无意义争论，是社会浮躁心态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对屠呦呦获奖的争论当回归科学本身，而科学不该受困于这类琐碎论题。
但应看到，当“一是一二是二”的科学议题成了社会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引来各种解读。实质上，借着屠呦呦获奖实现诉求“移情”，也是价值多元社会的现代舆情常态。在社会观点表达平台敞开的背景下，任何事情都可能沿着“见仁见智”的方向被阐释。在发掘屠呦呦获奖的意义时，多重视角与多元观点必然会贯穿于舆论聚焦始终。
而这些看似浮躁的争论，也并非无价值：共识常常需要借助争论达成，像眼下，很多人都接受了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医学走向现代化的结果，也证明了中医学也可以采用现代化技术，遵循科学原则；屠呦呦获诺奖，背后是一群人的努力，其成果也离不开科学界的协力攻关，正如屠呦呦所说，它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些争论，还能将社会思考导向对科研创新、科研人才挖潜等问题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它也能在社会化注解中将更多人的兴趣带到科学领域。
屠呦呦获诺奖，在中国科学史上是个重要节点，其轰动效应已溢出了科学界，引发争论是必然，也非坏事。它背后的众声喧哗，源于人们情绪的开释，也会终于科学认知层面的观念磨合，而这也是其意义的延伸。
[新京报]
围绕着刚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 有这么些争议
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和另外两名科学家获奖。一声叫好之后，关于屠呦呦和青蒿素的讨论和争议也随之而来。
获奖消息揭晓在北京时间17:30，从那时起到现在，短短几小时内，已经有数篇讨论屠呦呦的文章新鲜出炉或被重新搬出来。综合来看，多是跟屠呦呦本人的争议性有关，另外也有关于青蒿素的讨论。本文综合微信公众号生物谷、凤凰探索，以及果壳网和网易新闻等，呈多家之言，请自辨。
关于屠呦呦的争议
过去几十年，屠呦呦在学界是个话题人物，她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多篇相关文章(多是2011年发表，盖因屠呦呦获得了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指其性格和做事方式有争议性。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另外，根据香港大学金冬燕教授刊文表示：“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屠有其科学局限性有其人格缺陷，对此也应直言不讳。”
另外，对于屠呦呦当初落选中科院院士，该文也给出了三个原因：
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此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第二，屠无论在北京或各地同行中特别是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中声誉不高，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第三，屠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施压受到反弹。
关于第一条，屠的贡献似在提出乙醚提取方案并在当年的保密会议中介绍，但屠的工作据信是在被调出同事提出的乙醇提取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屠对分离活性单体及结构测定也可能确实没有实质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屠与协作组内其他同事之间也不是师生、指导或从属关系，而是互相比较独立和平等的协作关系。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
关于第二条，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做过认真调查的，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从屠最近接受美方采访时的态度和措词，我可以理解她之所以被人诟病的部分原因。
第三条，屠找国家领导作出详细明确和措词严厉的批示，指出青蒿素的重大贡献并明言屠应当选，结果起了反作用。历年以来控告屠的信件和材料满天飞，查下来还真有一些事得到证实。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
同时，该文也进一步对中国院士选举制度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院士选举“荒腔走板”：
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
同样是2011年，根据果壳网上小组的一篇分析《说到青蒿素和屠呦呦，其实争议挺多呢，我讲讲我了解的，大家补充》中也对屠呦呦有些讨论，该文文风相对就比较幽默风趣一些了，在肯定屠呦呦的同时也有对屠性格方面的剖析：
说来说去，我是支持青蒿素的发现应该归于屠呦呦的。借用饶毅他们论文里的话：由于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所以，青蒿素的发现被归功于屠呦呦。
不过查看资料可知，屠呦呦这个人真的非常不得人心，她性格太差，做的很多事情也非常霸道无理，活该受到这么多的质疑和反对，有些质疑确实直中要害，比如屠呦呦名为组长，但在工作中是否是研究小组的PI？她是否霸占组内成员及其他合作者的功劳？是否故意抹杀竞争对手的成就？饶毅说她还私藏了一批中医研究院当年的原始材料，秘不示人，让很多事实无据可查……有人说她之所以没有被评为院士，很大程度上就是性格所累……
屠呦呦获奖，是否是对中药的一次奖励？
作为一个“三无教授”，屠呦呦却接连斩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还得了！
无论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还是屠呦呦一个人的荣誉，国外大奖的评审们总该有自己的判断力吧。
在今天诺贝尔奖公布后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屠呦呦获奖，是否是诺奖对中药的一次奖励。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的答案是否定。该委员会称屠呦呦获奖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远在2011年的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被描述为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科学》杂志曾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尽管争议仍在继续，但是屠呦呦毕竟拿到了中国人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相信随后关于她的讨论或争议仍将继续扩大。这是一种中国现象。
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新浪网-虎嗅网]
为何诺奖颁给屠呦呦个人而非集体
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尽管屠呦呦明确表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但还是有人不解：既然青蒿素的发现是一个集体合作的项目，为何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奖，而在屠呦呦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罗泽渊、魏振兴、李国桥、周维善、李英等多名科学家。
解惑释疑还得从诺贝尔奖评选标准说起。诺贝尔奖评选的重要标准主要体现在，原创性（第一个发现或发明）和重要性。以此角度看，中国参与青蒿素发现和研制的集体中，没有人能出屠呦呦之右。在拉斯克奖评选理由中评委们就讲得很清楚，屠呦呦的研究有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这可以用坊间流传的“斯坦门茨一条线和一万元的故事”来比拟：如果说，提取青蒿素就像“画那一条线”，那首先知道如何提取100%有效的青蒿素，就像知道在哪儿画线。
实质上，这也沿袭了西方的科学传统：大多奖项都是突出个体，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而在国内，科技评奖则主要是奖励项目，科学家的名字多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呈现。
当然，在青蒿素的发现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未能获今年诺奖，也有运气因素。屠呦呦是与坎贝尔和大村智划归为“同类项”的，即在寄生虫疾病的防治上做出重大贡献而获奖，为何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不把今年的这一奖项完全授予青蒿素的发明，只有评委会知晓。
诺奖评委会的为难，也体现在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该奖授予莫里斯·威尔金斯等三人，因为其发现并证明了DNA双螺旋结构。但应获得该奖的还有英国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弗兰克林。是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首先拍摄下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提示DNA的结构可能是双螺旋，后来才由克里克和沃森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式。
科研不是简单的“按件计酬”，重大的国际科学奖项以“第一”论英雄，并非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首创原创的价值，并以此激励科学创新。
□张田勘（学者）
[新京报]
屠呦呦让我们自信更自省（人民论坛）
《人民日报》（2015年10月07日04版）
这个国庆，出现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大屏幕上的一张“中国面孔”，让国人振奋。北京时间10月5日，85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颁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上的卓越研究，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死亡率，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诺奖既是对这一成就的褒奖，更是对科学家们智慧与心血的回报。而实验室里千回百转后柳暗花明那一刻的惊喜和满足，或许也会比不曾奢求的荣誉更恒久。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真正了结了多年以来国人的“诺奖情结”。回头再看，这一情结的熨平，还有更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选择了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科研体系所培养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第一人。她的获奖，无疑能增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们的自信心。40多年前，科研人员与外面的世界交流不多，可供查找的文献很少，在相对简陋的条件下，还能作出如此重要的原创突破；40多年来，中国科研人才的积累厚度、科研条件的优越程度、全球合作的深度广度，不断水涨船高，许多领域已经赶上甚至领先国际水平，有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
屠呦呦也让人看到，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SCI论文，或是《科学》《自然》等国际刊物，都只是一种评价手段。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坚持学术方向、坚定学术追求、坚守学术信仰，没必要妄自菲薄，更没必要被牵着鼻子走。有些人还在怀疑“诺贝尔奖有没有照顾中国人”，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科学大奖不会照顾任何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格，自然就会被关注到。
另一方面，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破冰”诺贝尔奖，也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它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目标。科学的通途有很多走法，无论头衔和身份，无论领域和方法，“科学家”才是唯一的、纯粹的标签。有人描述得很形象，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出发点并非想去拿奖，也许一辈子不会有惊艳的成果，有人可能用毕生精力，也只是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在日本，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来自民间机构或是企业；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我国对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认识，也在不断创新。最近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就明确，“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导向和举措，无疑能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袭扰的学术界静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感谢青蒿素和科学。中国科学家也要感谢屠呦呦，有没有能力、是不是拿到诺贝尔奖，已不再是一个心结，正可迈开步子、自信前行。
[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人获诺贝尔医学奖，我们准备好进入“后诺贝尔时代”了吗？
2015年10月5日，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在这天之前，中国处于“前诺贝尔时代”，只要把“中国”与“诺贝尔奖”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尤其是科技类诺贝尔奖，就能轻易引起论争：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时，是不是中国人？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何拿不到诺贝尔奖？……
而在这天之后，这些连年热炒的话题，一朝即散。
但正如科学研究一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究竟意味着什么？
获奖者屠呦呦“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被一些人戏称为“三无科学家”，这样一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中国人、中国科学体制，真的准备好进入“后诺贝尔时代”了吗？
1950年代，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从“科学理想”来说，科研方向并无高低贵贱，但实际上却有冷热、轻重之分。
不可否认，在大部分热门科研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仍有巨大的优势。中国科研工作者则要么留洋学习，以图将来；要么紧跟潮流，在后追赶。在长期努力之后，确实也有机会反超，或在学科发展到新阶段时，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但总体而言，要脱颖而出甚至获得高级别奖项，是难上加难的。
当然，这些热门科研领域往往都是“皇冠上的宝石”，确实很有必要发展，需要国家大量投入，需要许多科研人员主动投身。但屠呦呦获奖也说明，那些立足本国实际需求的，基于本国资源的项目，只要做得好，也可以获得世界级的成果。因为在需求的个性背后，也有“普适/普世”的共性。
从个人角度而言，博士学历、留洋经历、院士头衔，看上去也颇为“普适/普世”，但这些并不能保证个人获得更多的认可。“三无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或许也会对后人的选择有所启示。在国内发展，固然可能仅仅因为人脉问题，导致要在海外期刊发表文章时，遇到额外的困难；但留洋人员也很可能撞上“玻璃天花板”。
不仅是研究方向和履历，在科研管理上也要重新审视本土色彩，青蒿素研究就独具中国特色。该项目动员了全国60多家研究机构，最终参与的研究人员多达两三千人，堪称“举国体制”。各小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甚至像许多西方科学家那样，最终发展为对立），但作为一个项目，自然也要有更高层的协调。对于一个区域性的疾病，而非原子弹之类的国家重器，动用这样的组织形式，这在西方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诺贝尔奖没有集体奖，这次诺贝尔奖被授予屠呦呦，肯定了其个人的贡献，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这种“举国体制”的认可。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科研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需回看下自己走过的道路。
民族的也未必就是世界的
重新审视本土色彩，不是一味地褒扬。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国人的自信心明显日益增强，但很多糟粕也打着“传统”的旗号招摇过市，比如流传甚广的“食物相克禁忌”，以及“器官排毒时间”等等“养生之道”。
这次青蒿素研究获得诺奖，与中医药相关，是否会掀起一轮被“糟粕”利用的高潮？
首先，应该审视下青蒿素研究本身与中医药的联系。古书中确实记载了青蒿的方子，据屠呦呦自述，她也受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的启发。但我们应该看到，海量筛选证明，大部分古方并无实际疗效，就如我在《谁是针灸最大的敌人？兼谈中医兴废史》一文中所说：
中医首先面临的障碍不是什么“整体论”“还原论”的争议，不是自证“五行”“阴阳”，而是现代数学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对手，“千百年经验”并站不住脚，抛出各种“亲历记”也没用。
而且，青蒿在古代也没有脱颖而出。否则青蒿素或许早就被筛选出来，轮不到屠呦呦了。
更何况，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所收集的，是真正的民间“偏方”，与“阴阳五行”“辨证配伍”没多大关系。
屠呦呦小组最初得到的青蒿粗提物抗疟效果显著，而经过纯化的提取物临床试验却远逊于其他两组。据参与项目的化学家吴毓林推测，很可能是原料选择的问题——这也正是中药被长期诟病的弱点之一。
这并不是说古人没有尺寸之功。科学家为了对付疟疾，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曾被方舟子戏称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中国植物志》记载了3万多种植物）。应该说，方的话只是幽默了一把，虽然笔者不可能一一验看古方，但可以肯定，许多常见植物都被排除在外了，为科学家省了不少力气。
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中医药宝库”。在科研领域，要警惕借着风头，巧立名目，或弄些抱残守缺的玩意儿骗经费；在民间领域，更要严防招摇撞骗者借机炒作。
民族的糟粕绝对成不了世界的精华，最多只能成为世界的糟粕，说的糙一点，也就是“丢人丢到国外”。
屠呦呦获奖之后，“中国人为什么得不了诺奖”的公知言论固然无趣退场，但有网友戏称，网上又要掀起一番中医与反中医的大战。截然对立的态度就是形而上学的态度，一味彼此敌视并不可取。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Hans Frossberg）对印度记者说的话很有趣：“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而是把奖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能够将这种新药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本届奖项的意义。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的“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先人的经验不会死，继续活在有为后人的探索里。发掘传统医学的价值应该通过扬弃、启发，而非膜拜。总而言之，在科研方面，“崇洋”“崇土”都不可取，还是要讲求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制宜。我想，在其他领域，未尝不是如此，这或许是中国人步入“后诺贝尔时代”应有的态度。
作者 岑少宇 留澳生物学研究者，独立撰稿人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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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
屠呦呦接受专访称获诺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荣誉，表示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
据央视等媒体报道 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对于获奖，屠呦呦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从电视新闻知道自己获诺奖
10月6日16时，回忆一天前发生的事，屠呦呦表示，当时家里没人，没有接到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后来还是同事告诉她获奖的消息。因为是英文播报，同事略有迟疑，随后屠呦呦在电视新闻中最终确认了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
到了19点多，屠呦呦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诺奖委员会官方的电话才姗姗来迟。
85岁的屠呦呦告诉记者，自己当晚一夜未眠。
“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屠呦呦说。
“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荣誉”
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屠呦呦还通过央视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个入口，她为此感到高兴，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屠呦呦还说，“这次获奖，说明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
在谈及青蒿素药物开发的过程时，屠呦呦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作用。
获奖的奖金会怎么使用？面对记者的问题，屠呦呦和先生李廷钊开玩笑地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
■ 纵深
服药试验致肝中毒 每天一身酒精味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组长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试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为了确保安全，大家都愿意试毒”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试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试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希望有新激励机制让中医药有更多成果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试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2002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掌声和鲜花都在向着这批代号“523”的人群聚拢。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据新华社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