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在电视台做法制节目的朋友，每次报选题都是公安题材，问其原因，他说：“观众就是喜欢看有大盖帽的节目。”的确，官兵抓强盗这一主题，无论角色、情节如何置换，永远是人们兴趣所在。任何事儿掺上警察，往往意味着有矛盾、有冲突。最近发生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一案，本是一出令人生憾的惨剧，却由于两地警方坚持宣称己方警员是好警察，而被赋予了戏剧性效果。

　　我也曾是一名警察。毕业那年，留言册上最多的一句话是：“希望你以后做个好警察！”那时，好警察在我们心目中的标准，是影视剧里的孤胆英豪，新闻报道里的壮士英模。可四年警察做下来，这一标准在心目中反而渐渐模糊。

　　我有过“很利索、业务素质相当好”的同事，他们因屡破大案受过表彰，却曾因酒后开车受过处分；也接触过“工作认真，性格不错，与同事处得也好”的警察，人缘很好，但因业务能力太差，大家都不愿与其搭档。警察身份在许多人眼里，意味着一种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价值观，身在其中后，却更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一份职业。我不知道衡量一名警察好坏的标尺何在，但法律会告诉我如何做一个“不坏”的警察，那就是严格执法、恪尽职守。倘若每个警察都能做到“不坏”，也很不容易。

　　那么，为什么北京、太原两地警方要在真凶归案、真相大白之后，纷纷强调本地警员“好警察”的身份呢？

　　笔者认为，北京警方除了为死者讳，主要是为抵消负面报道引起的公众联想。太原警方之所以对主犯刘立民口下留情，也是努力想把这一恶性事件弱化为“修养不够、情绪激动”的偶然之举，便于推卸己方的失察之责。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却有一个共同的初衷，那就是，大家都想通过强调“好警察”的身份，挽回这一事件对警察形象，至少是本地警察形象的负面影响。

　　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弥补工作，对警察形象造成了更大程度的损害。你说“业务素质好”、“性格不错”就是“好警察”，那么，一个能叫来数名暴徒，将同行活活打死的“好警察”是不是比好心办坏事的“笨警察”更可怕呢？

　　你说“个案不能代表警察的整体形象”，可公众对警察形象的感知，恰恰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件件具体的事构成，很难想象，一个公民在派出所遭遇一名户籍民警的冷硬横推，在大街上遭遇一名巡逻民警的违规查证后，回家打开电视，还会相信屏幕里的某个典型能代表人民警察的整体形象。

　　相反，广大民警的孜孜努力、公安烈士的汩汩热血，就是在“好警察”的一桩丑闻中付诸东流的。

　　长期以来，对警察宣传的固有思维，一直满足于“高大全”式英雄的塑造，“爱岗敬业、深夜加班、妻病不归、年节无休、大义灭亲、不徇私情……”几乎成为程式化的说词。可公众对警察印象的感知。这样，使得电视里的警察与现实中的警察脱节。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得多几分踏实，少几分浮夸。

　　公众需要的是真相与事实，而非被告知谁是好警察，谁是坏警察。如果一定要进行判断，当务之急，应该是教会所有的民警如何做一名“不坏”的警察。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事件，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都出面解释他俩都“是个好警察”。可是我注意到，其中的细节疑点却颇多。

    透过众多不符合常理的现象，读者不得不思考：警察收入到底有多高？首先是被害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巡查大队的民警，事发时驾驶一辆“墨绿色的丰田霸道”带家人到山西旅游。虽然北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地方上要高，但是一个普通民警，一个国家公务员，如何能拥有价值几十万的进口越野车？当然也不排除该民警所驾驶的丰田车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不过，目前有关方面也并没有就此向公众澄清相关事实。

    其次是嫌犯刘某，太原市公安局某分局民警，出事时驾驶一辆挂上海车牌的桑塔纳。“那辆普桑是他花4万元钱买来的，他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买不起一辆普桑吗？”主管领导这样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的核心倒不在4万元的普桑，而在普桑所悬挂的上海车牌。众所周知，上一个上海车牌比买辆车便宜不了多少。上海本地人还舍近求远到附近的苏州等地上牌照，而我们的“好警察”却不在山西上牌照而不远千里到上海上牌照。

    我们的纪检部门在面对公务员有与其收入不符合的情形时，不应保持沉默，而应查明真相澄清事实，给公众一个交待。

    □黎学宁（北京职员）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