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潘余均的自杀，为佘祥林案的悲剧又添了续集。佘祥林含冤坐牢11年，但是毕竟没有鲜活生命的夭折；佘祥林如今平反昭雪，也毕竟使得人们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但是，潘余均的自杀，却让案件的处理陡然变得复杂起来。

　　人们都在猜测潘余均自杀的原因，从他死前打给妻子的“自己压力很大不想活”的电话以及留在墓碑上的“我冤枉”的绝笔，说明他的死很可能另有隐情。他遇到了什么压力，又有怎样的冤枉，人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关部门能够通过调查给公众一个透明的、合理的解释。

　　但是，现在应该思考的是，潘余均是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警察，执法人员，他对法律规定应该了然于胸，知道“罪刑相当”的法律基本原理。那么，即便是他真的参与了当年对佘祥林的刑讯逼供，按照法律，至少他应该十分明白罪不至死（况且他当年是排在办案组的末位，未必起关键作用）；而且，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调查程序，他所有的“压力”和“冤枉”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法律调查中求得答案。但是，他不愿等到那一天。

　　据报道，佘祥林在得到潘余均自杀的消息后惋惜地说：“为了妻子，（我）蒙冤11年都坚持过来了”，“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傻事……”“有事情完全可以跟调查组说清楚”。佘祥林几次面临死刑判决，但仍然坚持11年，因为他相信法律迟早会还他以清白。潘余均没有坚持，他选择了逃避。

　　那么，一个执法者为什么不相信法律会洗清他自己认为的“冤枉”呢？这才是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两个方面看，一是在立法层面，法律规定中的某些空白无法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保护，一些可能受到的侵害还处在法律规定的“真空地带”，比如在一个人进入司法调查程序被询问时，缺乏律师在场、全程录音录像等等十分有效的权利保障措施，导致刑讯逼供等现象的出现；二是在执法阶段，因为各种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有现成的法律规定，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早就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被屡屡违反。

　　立法空白和违法执法，对外人来说，或许“无知者无畏”，但对一个执法人员，耳濡目染，他对某些地方存在的弊端或许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弊端甚至更易摧毁他心中的信念。正如一个医生，他对某个不治之症的了解越多，或许会使他对未来的医疗失去信心。

　　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首先会要求公民认真学习法律，掌握法律，但同时，应该创造成熟的法治环境，在全体公民中树立起对法律的信心。法律能否起效，必须在社会中得到验证，看它能否达到了立法者预想的目的，看公民愿不愿意用它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权大于法、执法者违法的事情屡屡出现，就会像大浪一样淘蚀着法治的堤岸，消融着公民对法制建设成果的信任。

　　佘祥林案发展到今天，案件的逐步纠正、媒体报道的透明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会奢望法治社会在一夜之间建成，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个案的依法处理，都是在推动着中国的法治进程。但是如果用一个错案来纠正另一个错案，那就是法制进程的倒退，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而避免“以错纠错”的悲剧，路径只有一个：依法办事。

　　5月28日《新京报》就民警潘余均的自杀发表社论，要人们反思一个执法者为什么不相信法律会洗清他自己认为的“冤枉”？我想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解读潘余均为什么感到“冤枉”。假设一下，潘余均的“冤枉”是其内心的真实吐露和切身感受，不是其“畏罪”和逃避责任的托词。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的话，分析潘余均的“冤枉”不外三种原因：一是潘余均作为当年佘祥林案的办案人员，参与了对佘祥林的刑讯逼供，但这不是自己的“过错”，是当时公安办案制度使然，在“限期破案”的压力下，刑讯逼供成为公安机关办案通行的“潜规则”，现在佘祥林案出了问题，组织、上级不为自己说话，反而要追究个人的责任，感到“冤枉”，一时想不开，选择了绝路。

　　二是当时对佘刑讯逼供是在领导的授意下干的，现在问题出来了，当时的指挥者没事，执行者成了“替罪羊”，所以“冤枉”。

　　三是佘祥林案被媒体披露后，潘余均在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同时，受到来自有关“领导”的压力，本应由有关“领导”承担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自己的头上，让自己“扛”着，而自己的“经验”又告诉他，官大一级压死人，与领导是不能理论的，所以一死了之。

　　如果第一种原因成立的话，这是被扭曲了的办案制度的悲哀，潘余均的死是这种办案制度的牺牲品，潘余均与佘祥林同是受害者，全社会尤其是司法机关应深刻反思我们的司法理念和管理方式；如果是第二、三种原因，那就要反思在佘祥林冤案后期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办案思路是否出了问题，办案是否做到了客观、公平和公正。

　　值得人们注意的两个细节是：潘余均5月21日被湖北省佘祥林案调查专案组带至黄陂区隔离审查，临走时，他对妻子张银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当年办这个案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况且，我也不是主要的经办人。我不在的时候，你要自己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然而到了24日中午，他在给妻子张银兰的电话中称：“实在没办法，不想活了”。我想潘余均三天前后的思想变化，恐怕是其不相信法律会洗清他自己认为“冤枉”

　　的根本原因，尽管这种原因是不能成立的。

　　□陈荣（北京法官）

    [新京报]